艰难的转型
从前的渔民是辛苦的，有《渔光曲》为证；几年前的渔民是幸福的，有“下海”为证；今天的渔民到底怎样呢？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被现代化遗忘的群体
岱山岛新道头村是个典型的舟山渔村，一天上午我在村子里转了一圈，最初的感觉和大部分中国农村没什么两样，满眼都是农民自建的一层或者两层小楼，房前屋后的空地上见缝插针地种满了各种蔬菜，老人们坐在屋檐下消磨时光，小孩子们叽叽喳喳地追逐打闹，而中间的那一代人几乎一个也看不见。
如今全中国的农村都是这种哑铃型社会，渔村似乎也不例外。但当我仔细观察，就看出了渔村和农村的区别。新道头村一边是山，另一边是面积不算很大的一块平整的土地，我注意到很多地块上并没有种庄稼，而是铺着一层黑色塑料布，很像是北方农村常见的保温地膜。走近一看才明白，这就是岱山特有的晒盐田。因为这附近的海水非常干净，当地人把海水引上陆地倒在塑料薄膜上晒，水分蒸发后剩下的海盐可以卖出很高的价格，同等面积的盐田收入甚至比种菜还要高。
晒海盐几乎不需要付出任何劳动，内地农民是不可能有这样舒服的赚钱方式的。但盐必须换成粮食才能养活一家老小，鱼也是一样，所以海边的渔民很早就适应了这种以物易物的生活方式，和那些习惯于自给自足的内陆农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到了中午的时候，我惊讶地发现村子里热闹了起来，原来是中间那代人回来吃午饭了！这些人上午都在码头上织渔网，并没有离家太远。如今中国的农民都必须外出打工才能挣到钱，这已是人人皆知的事实。渔民虽然名义上属于农民的范畴，但他们似乎并不完全遵从这个定律，仍然有很多人留在家乡，靠打鱼为生。
渔民之所以能以这样的方式生活，原因就在于他们守着的是一个广阔而又丰饶的海洋，里面有无数高附加值的海产品等待他们去开发。以前的渔民之所以很穷，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如何去利用海洋里的资源。当他们终于学会了这项技能后，种田农民就不是他们的对手了。这就是为什么改革开放首先从海洋渔民开始，因为只有他们有能力在不和其他行业竞争资源的前提下率先致富。
市场化的运作方式让渔民成为中国农民当中最先富起来的一群人。但是，因为各种极具中国特色的原因，这一轮改革开放并没有引入对过剩产能和低级生产能力的淘汰机制，也没有制定出促进产业升级、提高行业竞争力的良性机制，导致大批文化程度较低，又缺乏相应技能的农民工一股脑涌入海洋捕捞业，迅速将中国近海的渔业资源破坏殆尽。于是，中国海洋渔业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高增长之后，于21世纪初期首次出现了停滞。
俗话说，屋漏偏逢连夜雨。2000～2001年生效的中日、中韩渔业协定在一夜之间让中国渔民失去了10万平方公里的渔场，另有26万平方公里的渔场受到限制，相当于每年减少捕捞量120万吨，直接经济损失超过60亿元。2002年生效的中越北部湾渔业协定也导致了类似的结果，中国渔业这辆高速行驶的汽车突然来了个急刹车，好日子似乎已经到头了。
为了应对这一局面，农业部于2013年11月出台了《关于2003～2010年海洋捕捞渔船控制制度实施意见》，标志着海洋渔民转产转业政策正式开始实施。农业部计划将3万艘海洋渔船撤出渔场，30万渔业劳动力实行转产，以此来配合农业部提出的海洋捕捞总产量稳中有降的目标。
像这样短时间高强度的渔民停产转产政策并非没有先例，加拿大政府就曾经在1992年突然宣布禁渔，导致纽芬兰地区近4万名专业捕捞鳕鱼的加拿大渔民在一夜之间失去了工作。禁渔的原因同样是因为渔业资源的突然枯竭，逼得加拿大政府不得不采取这种一刀切的政策防止鳕鱼资源彻底崩溃。但是，加拿大毕竟是富裕国家，4万名渔民全都及时领到了救济金，不至于挨饿。而中国要在很短的时间内转产30万海洋渔民，这就相当于在人口密集的沿海地区增加30万个生态移民，难度比加拿大要大多了。
中国海洋大学的同春芬教授在她所著的《海洋渔业转型与渔民转型》一书中指出，中国把渔民置于农民的框架下，却又不允许他们像农民那样拥有土地，他们也不属于城镇居民范畴，不能像城镇居民那样拥有稳定的工作，渔民是一个在现代化进程中被遗忘的边缘群体。
举例来说，普通农民拥有自己的土地，不但基本生活有保障，而且部分农民还可以通过出卖土地使用权而获得一笔额外收入。渔民不但没有土地，而且他们的捕鱼权也没有得到相应的法律保障，渔场和渔船如果被各类建设项目侵占的话，渔民不但得不到任何补偿，反而会因为失去生产场所而沦为无产者。另外，我国虽然名义上实行捕捞许可证制度，但执行力度远远不够，导致大量非渔业劳动力不断进入海洋捕捞行业，和传统渔民竞争本来就很有限的渔业资源。
把渔民看作是工人也不行，因为传统渔民社区的社会保障体系非常不健全，医保、养老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都缺失，不少渔民常年在海上打鱼，教育水平低，和社会严重脱节，根本无法适应陆上生活，更别说换个像样的工作了。
这些差别政府肯定是知道的。海洋渔民转产转业的“双转”政策实行以来，国家相继出台了柴油补贴政策和取消渔业税政策，试图以此来帮助渔民脱贫，但现在的渔民已经分化为70%雇工和30%股东，柴油补贴和减税的好处大都被后者捞走了。股东们其实是相当有钱的一群人，根本用不着补贴。
根据同春芬教授提供的数字，2012年中国海洋渔民人均年收入为1.1256万元，比农民高出3000元。但如果具体分析一下的话不难发现，渔民的高收入是被少数收入较高的渔船主拉上去的，大部分渔民和普通农民的收入基本持平。更糟糕的是，渔民的收入来源单一，结构不合理，经营性收入（也就是卖鱼）比例占到总收入的90%左右，工资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比例很低。农民的收入来源则相对多样化，这就使得农民的抗风险能力比渔民强很多。
导致上述问题的核心原因在于，政府在制定相关渔业政策时既有产业目标又有环境目标，两者经常是矛盾的。比如，为了保护海洋环境，中国政府对渔船和马力实行“双控”，但这个政策压制了渔民对渔船进行技术改造和升级的动力，导致渔民没有能力去远洋作业，无法去公海和外国渔船竞争、从而降低近海渔场的压力。再比如，柴油补贴政策的本意是为了保障渔民生活，但这就导致很多渔民宁可亏本也要死守着自己的渔船不卖，否则就拿不到油补了。
所以说，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把上述两个目标统一起来，想办法让渔民一边保护环境一边赚到钱。也就是说，必须想办法大力发展海洋生态旅游，鼓励游客在大海中寻找乐趣。这方面在国际上是有先例的，比如美国就拥有海洋游钓船200多万艘，经常从事娱乐性游钓的人数高达上千万，每年为美国创造500多亿美元的经济价值。日本更厉害，每3个日本人当中就有1个海钓爱好者，为游客提供海钓服务已经成为日本渔民的一个很重要的替代生计选择。
中国的情况却不容乐观，主要原因就在于真正了解并喜欢海洋的人太少了，海钓行业的服务水平也不高，于是就形成了恶性循环。就拿舟山群岛为例，这片海域本应成为发展海洋生态旅游的一个绝佳地点，但实际情况却不如大家想象的那么好，绝大部分游客只要能在海滩上玩玩沙子或者去海鲜大排档吃一顿就满足了。舟山旅游局把沿海的那些所谓“景点”全都圈起来卖高价，但像新道头村这种能提供真实出海打鱼体验的生态旅游项目却无人问津。不过这也不能全怪游客，因为舟山群岛附近的海域真的没鱼了，出海体验实在是好不到哪里去。
即使是陆上旅游服务往往也轮不到渔民去做，而是被内地来的农民工抢走了。舟山群岛中有座桃花岛，打着“黄药师故居”的旗号吸引旅游者，曾经在桃花岛工作多年的厨师张志斌告诉我，桃花岛2万渔民当中真正因为旅游业而转型的只有100多人，其他岗位大都被外来移民占据了。
为什么舟山群岛的渔民们无法适应这个新时代呢？其他地方的渔民会不会好一些？带着这个疑问，我又去了趟北戴河，考察了那里的海洋生态旅游业。
自由的渔民
各位读者肯定都听说过北戴河，那是中央领导人避暑的地方。北戴河往南走一点就是南戴河，再往南走一点却又变成了北戴河新区。这块地方又名黄金海岸，拥有长长的优质沙滩，是北京人夏季最喜欢去的避暑胜地之一。我对玩沙子不感兴趣，一心只想着出海打鱼，便开车去了位于北戴河新区的大蒲河镇，朋友介绍了一个住在那里的名叫常辉的渔民，说他经常带游客出海打鱼，口碑很不错。
从北京到大蒲河镇需要走一段收费高速公路，路况极佳。但只要一出高速，道路立刻就变得坑坑洼洼起来，路面上还积了一层厚厚的浮土，车子一过尘土飞扬，驾驶体验相当糟糕。我很快就明白这是为什么了，原来这条路直通港口，每天都有无数辆载重卡车从这里经过，路就是它们压坏的。
我在一条隐蔽的小岔路上发现了一整排明显超载的重型卡车，停在那里一动不动。当地人告诉我，这些车躲在那里等主路上执勤的交通警察下班，然后就可以明目张胆地违规行驶了。
开到大蒲河村口，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大片新修的住宅楼，楼面涂成了棕黄两色，从远处看还挺时髦的。但我走近一看才发现，所有的窗户都是黑洞洞的，竟然连一户人家都看不到。
住宅楼前面原本有一条很宽的马路，如今却被小商小贩的摊点霸占，变成了露天集市。这也难怪，一大片住宅区里连一个居民都没有，楼下的底商也都空空如也，这条路闲着也是闲着，真还不如用来摆摊呢。
“这房子是政府建的，想让我们都搬进去，腾出土地来搞开发。”常辉出来接我，向我介绍了这片住宅小区的来龙去脉，“可这房子质量特别差，我们都不愿搬，正僵着呢。”
常辉中等身材，一头短发，肤色黝黑，却穿了一件白色的李宁牌运动衫，把肤色衬托得更黑了。他领着我走进了真正的大蒲河村，一边走一边自我介绍。他出生于1980年，14岁就跟着父亲下海捕鱼，连中学都没来得及读。如今他已经是两个女儿的父亲，一个是前妻生的，一个是现在的妻子生的。
我这一路考察下来，发现渔民当中离婚的非常多，原因倒也很简单：绝大多数渔民都是男人，他们往往一出海就是很长时间，夫妻聚少离多，婚姻难免不出问题。
大蒲河村是个典型的北方农村，到处是裸露的黄土，路边随处可见各式各样的塑料垃圾。渔民们的房屋一家挨一家，每家都有一个大院子，里面堆满了各式各样的渔具。很难想象，如果这些渔民们全都搬到楼里住的话，这些渔具放在哪里。
“政府说我们村的土地被征用了，村里所有人都必须在两年内搬到楼里住。”常辉对我说，“我们村靠近黄金海岸，周围都是为你们北京人盖的别墅和海滨浴场，这块地方早就被开发商盯上了，估计是保不住了。”
走着走着，空气中隐约传来了哀乐的声音。我原以为是自己听错了，但越往村里走声音越大，居然真的有人在办丧事。
“死的人是我们村的，他几天前和一个来村里卖冰棍的小贩打架，被人家用刀子捅死了。”常辉说。
“你们这儿的民风可真彪悍啊！”我慨叹了一句。
“那可不，渔民可不好惹！”常辉回答，“我们村前几年出过一个大事，我们的人和山海关那边的人为了争夺渔场，在海上打了一架，对方用船把我们的船撞坏了，死了4个人。”
北方人性格彪悍，北方渔民自然也不例外。我后来发现，其实全中国的渔民性格都很彪悍。一个曾经在远洋船上工作过4年的人告诉我，大海上没有栏杆，也没有边界，更没有警察，渔民们会觉得自己去哪儿都行，想干什么都没人管，特别自由，再加上海上环境恶劣，他们经常要和老天爷做斗争，拼的就是一股不服输的劲头。于是，出海几年之后，所有人都养成了彪悍刚烈的性格，这一点和草原牧民非常相似。
当天晚上我请常辉吃饭，他居然声称自己不喝酒，把我惊呆了。我这一路上遇到的所有渔民都是酒鬼加烟鬼，无一例外，这一点也和他们常年在海上讨生活有很大关系。
“我以前喝酒出过洋相，所以戒了。”他说。
不过我很快发现，他戒的只是白酒而已，当晚还是喝了两瓶啤酒。对于渔民来说，两瓶啤酒恐怕跟两瓶水没什么两样。他之所以没再多喝几瓶，大概是因为初次和我相见不太好意思吧。
第二天中午从北京来了两男两女4位游客，我和他们一起包了常辉的船出海捕鱼。常辉有一艘不到10米长的木头船，看上去非常旧了，但仍然可以卖到4万元。不过，渔民最大的投资其实是渔具，像他这样的小船花20万买渔具是很常见的事情。
常辉开车带着我们来到新区码头，这里有个1992年修成的港口，后来包给了私人经营。港口的最深处停着不少像他这样的木制渔船，桅杆上都挂着一面五星红旗。一方面是为了宣示身份，更重要的功能是看风向。出海口附近则是工业区，好几艘运沙船正在卸货，被风吹起的沙子漫天飞舞，一不小心就会进到眼睛里，很不舒服。
常辉告诉我，整个港口都是黑社会控制的，像他这种带游客的渔船每次出海收费500元，港口提成140元，导游或者中介公司（也就是他嘴里的黑社会）拿走200元，他自己只能拿到160元。所以他非常喜欢我这种朋友介绍来的游客，这样可以省掉给导游的200元。
常辉点着了柴油发动机，20分钟后我们已经航行在渤海湾里了。那天天气不好，天空阴云密布，出海不久就下起了毛毛雨，海水呈现出一种诡异的墨绿色，一点也不好看。常辉告诉我，前几年这片海域污染严重，港口里的海水都是臭的。经过这几年的大力治理，海水干净了好多，起码不再有异味了。
因为风大，我们的小船摇晃得很厉害，那几个北京游客很快就晕船了，坐在甲板上不敢站起来。常辉一边操纵渔船一边和我聊天，表情轻松自在，仿佛这里才是他的家。
“干我这行说不准，收成好的时候一年赚十几万，不好的时候血本无归。”常辉对我说，“在海里打鱼也很危险，我有一次出海捕鱼，半道上船坏了，船上又没有通讯工具，在海上漂了4天才获救。”
停了一会儿，他又补充道：“不过我喜欢现在的生活，自由自在，不用看别人脸色。别看你们在北京挣那么多钱，可生活压力大啊，周末不还是得到我这儿来放松嘛。”
说完这话，他加了把油门，小船在发动机的轰鸣声中飞速向茫茫大海驶去。海风把他的眼睛吹得眯了起来，看上去像是在微笑。
此时此刻，我似乎明白了“渔民”这个职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俗话说，子非鱼焉知鱼之乐。我们不是渔民，恐怕永远也不会知道渔民们的内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但是，当我们一边在单位里加着班，一边向往着去海边度假的时候，他们却一直在海上吹着海风，想着自己的心事，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这何尝不是一种快乐呢？
又过了一会儿，我们的船行驶到一片开阔海域，常辉决定下网。他用的是中国渔民最常用的底拖网，网口用两块门板撑开。小船拖着渔网在海上绕圈子，希望用这个办法把鱼赶进圈子里，然后被网兜住。底拖网的捕捞效率显然要比定置网高，表演性也更强，但耗油量也上去了，从经济的角度看不一定划算。
第一网捞上来十几条不知名的小杂鱼，除此之外还有几个螺蛳和海星，以及几只小虾。虽然捞上来的塑料垃圾没有舟山的笼网那么多，但鱼的个头比舟山的更小，只能炖汤。
“我小时候这里有很多大鱼，随便出海捞一网就可以在家请客了。”常辉对我说，“现在不但鱼的个头小了，种类也少了，只剩下一些生长速度快的海泥鳅和螺蛳壳。”
类似的话，我已经听过好多遍了。资料显示，如今黄渤海有16种主要经济鱼类、7种甲壳类和3种贝类资源濒临枯竭，传统的黄渤海群系带鱼、鲆鱼、真鲷、河鲀、黄姑等鱼类全都失去了产业价值。
常辉又下了两网，结果都差不多，一条像样的鱼都没看见。他又为我们展示了流网捕捞技术，终于看到了几条大鱼。说是大鱼，其实每条也就3两左右，勉强可以红烧着吃。不过游客们还是很兴奋，纷纷拍照留念，那几条被流网缠住的小鱼作为背景出现在照片里，成为它们在这个世界上留下的最后影像。
雨渐渐大了起来，常辉的船没有顶棚，大家决定找地方避雨。常辉驾船靠近了一艘有驾驶室的大船，有个渔民出来迎接我们。原来这是一艘警戒船，这位渔民一个人住在船上守卫附近海域的养殖场，防止有人晚上来偷鱼。这份工作看似无聊透顶，但起码从他脸上的表情看，他还挺幸福的。
一个人，一艘船，他在船上看海景，我们在岸上看他，这样的日子你愿意过吗？
两船并排之后，常辉指挥大家往对面的船上跳。此时意外发生了，一位身材较胖的游客脚下一滑，摔在了甲板上，脑袋被磕破了。虽然貌似并不严重，我们还是决定立刻返航，带他去看医生。像这种私人旅游船，如何保证游客安全恐怕是个大问题。
回程的路上，我终于有时间仔细观察了这片海域。这里距离高档别墅区“阿那亚度假村”非常近，海滩上那个著名的“孤独图书馆”清晰可见。其实那座图书馆一点也不孤独，游客只要稍微往海里游一点就会发现，海面上密密麻麻全是养殖户布下的网箱，这片海域已经被人类彻底占领，成为了海洋生物的饲养场。
人类和大自然的关系，由此开始发生了巨大而又深刻的转变。
文 袁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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