愤怒的局限
义愤合理吗？
69岁的玛莎·努斯鲍姆是美国芝加哥大学法律和哲学教授，同时在古典学、政治学、南亚研究和神学等院系兼职。她已经出版了24本书，发表了509篇文章，获得了57个荣誉学位，现在仍每天锻炼90分钟。她的前任情侣包括诺贝尔奖得主阿玛蒂亚·森和奥巴马总统的信息与规制事务办公室主任卡斯·桑斯坦。她还是“京都奖”得主，获得了50万美元的奖金，这是诺贝尔奖没有覆盖的领域中声誉最隆的奖励，获奖的哲学家屈指可数，其中包括卡尔·波普尔和尤根·哈贝马斯。
努斯鲍姆的新书名为《愤怒和宽恕：怨恨、宽大、正义》。英国哲学家朱利安·巴吉尼说：“当一位哲学家写了一本书，书名的6个字里有5个抽象的名词，你可能会担心这是一本读起来很吃力的、充满枯燥的逻辑分析的厚书。但如果作者是玛莎·努斯鲍姆，你就放心了。努斯鲍姆是她那一代人中最多产、最富洞见的思想家。她融合了哲学家对清晰概念和缜密思考的要求与小说家对叙述、艺术和文学的兴趣。”
多年来，努斯鲍姆一直在思考该如何看待愤怒这种情绪。20世纪90年代，她在论证所有人都有权拥有的10种能力时，她曾经与女性主义法学家凯瑟琳·麦金农争辩过是否应当把“义愤”加入这个清单。努斯鲍姆担心表达愤怒会导致的暴力，但麦金农让她相信，愤怒有时是“一种信号，表明自尊没有被轧碎，表明人性在被认为已经泯灭的时候仍在燃烧”。努斯鲍姆决定从一种更加正面的视角来看待愤怒。她说：“我当时认为我可能是被自己的历史欺骗了。”
2004年，她在《躲避人性：厌恶、羞耻和法律》一书中说，愤怒是建设性的，因为它要求正义。但是在对几百年来的哲学和宗教传统做了批判性思考、研究了马丁·路德·金、曼德拉和甘地等人的著作之后，她认为，复仇的欲望会阻碍社会进步。要求正义不等于要求偿还。她在新书中说，愤怒从根本上说是错误的，它源于软弱，最终是有害的。
她写道：“愤怒有害但很流行。即使人们承认它有破坏性倾向，他们仍然经常依恋着它，把它视为一种强烈的情绪，跟自尊和男性气概（或者女性对平等的要求）紧密相关。如果受到侮辱或不公正的对待时你不生气，人们就觉得你没有骨气、遭到了践踏。传统智慧认为，当有人不公正地对待你时，你应该使用合乎情理的愤怒羞辱他们，实施惩罚。”
努斯鲍姆提出，发火是一种愚蠢的做法。亚里士多德说，愤怒是一个人在他在乎的东西或人受到损害后的反应，而且这个愤怒的人认为这种损害是不公正的。亚里士多德还说，虽然愤怒很痛苦，它还包含要求偿还的希望。引起愤怒的原因是，严重的破坏、跟某个人的价值或关切的范围有关，以及不正当。这都是正确的、没有什么争议的。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成问题的是，愤怒的人希望得到某种偿还。如果你不希望得到偿还，你的情绪就是别的（比如悲伤），而不是愤怒。亚里士多德正确地指出，愤怒包含一种反击的倾向。当代研究愤怒的心理学家赞同亚里士多德的观点，认为愤怒包含一种从痛苦到希望的双重运动。
努斯鲍姆提出，要求报复的想法是不合理的。不管遭受到了何种不公正的对待，无论是谋杀、强奸还是背叛，向加害者施加痛苦都无助于恢复失去的东西。“比如我的朋友被强奸了。我非常希望嫌疑人被逮捕、被宣判、被惩罚。但那又有什么好处呢？看向未来，我可能希望实现许多事情：恢复我朋友的生活，预防和阻止今后的强奸事件。但严厉地惩罚罪犯也许能也许不能实现后一目标。这是一个经验性问题。而通常人们并不把它当作一个经验性问题：他们受到了一种公平宇宙观念的控制，认为应该以牙还牙。报复的想法非常人性，但却是错误的理解世界的方式。”
愤怒后的三种选择
努斯鲍姆说，人类历史和文化的主流是认为愤怒是不对的。圣人如佛教中的菩萨都是冷静、自我控制的。古希腊和古罗马的神会发怒，但他们不够完美，只是力量特别大但有缺陷的人类。愤怒只有在犹太－基督教的传统中被抬高了，在那里，上帝的愤怒是正当的。
人们通常以三种方式为愤怒辩护。第一种是，愤怒对尊严和自尊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没有愤怒，温顺的人默不作声，遭人羞辱。其次，如果你对犯错的人不动怒，你就是不把他们当回事，而是把他们当作无助的、不需要负责任的孩子。最后，愤怒是反击不公正的重要动机。
努斯鲍姆对这三种观点一一做了反驳。她说，在政治领域，甘地、马丁·路德·金和曼德拉证明了，可以不带怒火而又有力、有尊严地反对不公正。第一种她称之为偿还道路，认为不义者的苦难有助于修复被损害的东西。第二种是地位道路，目标是扭转加害者对自我的贬低，更厉害地去贬低他。这犯了自恋的错误，它把所有的伤害变成了地位的高低问题。
她设想了这样一种情境：一个人受到了伤害后非常愤怒，想去反击，不久他会到达一个分岔路口。他面前有三条路。第一条：他选择了注重地位的道路，认为这件事关乎他和他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他的报复计划是合理的，但他的规范性焦点是自我中心的、狭隘的。第二条道路：他关注最初的侵犯事件，希望去报复，让罪犯去受苦。在这种情况下，他的规范性焦点是对的，但他的想法不合理。第三条道路：如果他是理性的，在探索和拒绝了前两条路之后，他会注意到第三条路在向他敞开，它是最好的：他可以转向未来，专注于去做合理的、真正有帮助的事情。这也许包括惩罚罪犯，但其宗旨是制止而不是报复。
她认为只有过渡性的愤怒是可以允许的，其全部内容是：“太愤怒了！这种事不可以再次发生！”大部分的日常愤怒是希望让加害者受苦。过渡性愤怒需要做出道德和政治上的努力，需要向前看的理性，以及宽宏大量和合作精神。
努斯鲍姆除了分析愤怒的各种形式，还讲述了她自己的经历。她说，即使是赞同对愤怒的批判的人，也经常会认为愤怒从道德上来说是正当的。她说，一次乘飞机时，一位男子走过来帮她把行李箱放到头顶上方的行李架上，完全没有注意到她并没有寻求帮助。“我说，不用，谢谢你。这时行李箱已经被放了进去，他又抓住行李箱，继续往里推。我很有礼貌地说，‘如果无论如何你都要这么做，你为什么不先问问呢？’他说他是一个德国创伤外科医生，见过许多这种病人。接着他看到了我的脸色，可能这让他想起我并不是他的病人。我不那么礼貌地说，我每天在健身房花几个小时时间举重，可不是为了被人羞辱，我敢说我能举起的杠铃要比他能举起的重很多，因为他虽然块头很大，但身体状况并不好。显然他是那种对病人的个人历史不感兴趣的医生。我非常生气，我的反应相当愚蠢。我愤怒到问空姐能不能给我换座位。直到两周后我还很生气。”努斯鲍姆的反应确实过于极端了，她没有想到，那个人并不是想贬低她的地位。也许他只是习惯了要有绅士风度。
巴吉尼说，努斯鲍姆的分类好像并没有穷尽所有类型的愤怒。当父母对顽皮的孩子发火时，他们往往并没有惩罚孩子的想法，只是希望孩子能够意识到他们的行为有多严重。
主笔 薛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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