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尼·格雷特 爵士的“中国”调子
我在北京的经历，也在某一刻改变我的人生。
十七八岁，肯尼·格雷特（Kenny Garrett）高中毕业便开始了他的大乐团巡演生涯。那是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一段爵士高潮时期，酷爵士（Cool）、硬波普（HardBop）、Fusion（融合爵士）交替流行。出道不久的格雷特毫无征兆地被邀入在80年代备受欢迎的艾灵顿公爵（Duke Ellington）乐团，以及传奇鼓手阿尔特·布莱基（Art Blakey）的爵士信使（Jazz Messengers）。
那时，小号手迈尔斯·戴维斯（MilesDavis）与萨克斯风手约翰·科川（John Coltrane）仍在同台。戴维斯几乎就是爵士乐坛的标杆人物，他的音乐只要一问世，就会成为乐手崇拜追随的对象，形成一种爵士风潮。而科川开始沉迷于萨克斯的另一种发声方式，他在逐渐通过自由爵士把自己打造成新一代爵士教父时，戴维斯也开始在舞台上沉寂，那便是格雷特开始与戴维斯同台的一段时间。那时，戴维斯常常会端着小号站在演出的舞台上聆听年轻的格雷特表演的独奏部分，他偶尔出神，便把舞台留给了格雷特和其他乐手。接任科川的位置，使年轻的格雷特成为不可思议的爵士乐手，作为后继者，格雷特在这样著名的乐团中获得的曝光率的同时，也有不小的压力。
年轻的格雷特在戴维斯身边学习了5年，对他之后的音乐影响昭著。他自己也曾说：“人们曾因为我与迈尔斯的关系才知道我，来看我的演出。尽管之后的许多年，我仍然在雕刻自己的风格，但这毕竟是我生命里的5年，永远无法真正割断联系。”80年代，新咆哮乐（Neo-Bop）势头强劲，在爵士乐的“幼狮运动”（the Young Lions Movement），格雷特是最不羁和无畏的一个。他跟随乐团四处巡回演出，征战四方，很快，20出头的格雷特就被冠以那个年代“最重要的中音萨克斯手”，没有之一。
从1984的第一张个人专辑《介绍肯尼·格雷特》开始，格雷特持续为爵士乐迷带去惊喜。2005年，肯尼·格雷特正在准备他后来获得的第二个个人格莱美提名专辑《城墙之外》（Beyond the Wall），为此，他第一次到中国，在北京胡同住了3个星期。他每天看京剧、听二胡，试图把这些中国元素加到专辑当中。据说，真正让格雷特动身来到中国的是科川的音乐，科川的自由爵士灵感和中国的唢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也让彼时的自由爵士乐充斥着有关亚洲文化的迷思，他在聆听过唢呐演奏后开始试图用萨克斯模仿起这种充满人生悲喜色彩且更具人声特质的声音。11年后，格雷特再次来到北京，成为刚刚开张的蓝色音符（Blue Note）俱乐部的第一位表演者。格雷特少年的传奇经历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总让人有一种年轻的锐气感，而事实上，在现场看这位萨克斯大师的表演，也十分容易陷入他的激情当中，他一如既往地头戴标识性的帽子，也一如既往地善于调控着现场的气氛。
格雷特说：“这种欣喜是双方的，可是对表演者来说，在北京感受到的东西，没准儿也在某一刻改变我们的人生。”1981年，蓝色音符俱乐部在纽约格林威治村开幕，并且很快用预约制和高级俱乐部的风格与其他爵士俱乐部区分开来，许多爵士乐大师都开始常驻在那里的舞台上表演，复活了一度消沉的爵士乐，这家俱乐部也因此成为世界爵士乐迷的朝圣之地。此后的30多年，它在东京的分店一度为日本的爵士乐欣赏带去了新气象，而来到中国，按蓝调爵士俱乐部的创始人之子史蒂文·本苏森（Steven Bensusan）的说法，则是“借此站在培养爵士乐欣赏的前线”。格雷特想得更简单，爵士这种起源于19世纪美国新奥尔良的音乐风格，能在中国找到共鸣者，他觉得挺意外，他说他“想把音乐中那种挣扎的情绪展现给中国的听众”。（实习记者糊糊对本文亦有帮助）
文 黑麦 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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