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季剑青
现代作家老向在《难认识的北平》一文中，这样描写三十年代的北平，“北平有海一般的伟大，似乎没有空间与时间的划分。他能古今并容，新旧兼收，极冲突，极矛盾的现象，在他是处之泰然，半点不调和也没有”，汽车与马车齐驱，时髦姑娘与小脚女人同行。民国时期北京这种新旧杂糅的现象，多半会被理解为一种过渡时期的特色，由于北京背负的传统过于沉重，现代化的步履似乎显得格外缓慢，不得不大量容留旧的事物。与同时期的上海相比，北京的现代程度要落后很多。这样的观察和判断，已经成为许多人的常识，然而董玥的《民国北京城：历史与怀旧》一书，却对这个常识提出了颠覆性的挑战。在她看来，民国北京传统的一面，并非历史遗留下来的有待克服的旧障碍，而恰恰是现代性自身的新产物。这部城市史著作不仅提供了一九一二至一九三七年间北京史的崭新叙述，同时也通过重新界定现代性这一概念，展现了令人印象深刻的理论抱负。
《民国北京城》是作者二零零三年出版的英文著作Republican Beijing： The City and Its Histories的中文版，作为一部美国学术界生产的中国城市史论著，它的问题意识内在于美国中国研究的谱系之中。简单地回顾一下相关的理论背景和学术史脉络，或许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该书的旨趣。
大体而言，“二战”结束至七十年代，在美国的中国近现代城市史研究中，占据支配地位的是现代化理论，该理论秉持传统与现代的二元论，从西方经验中抽绎出现代性的若干标准，用于评价和阐释中国的现代进程，这个进程自然是由西方的冲击触发的。由于中国的历史传统丧失了自我革新的能力，它的现代化只能由中西的碰撞来启动，其成败得失也只能用西方的标尺来衡量，由此便发展出费正清的“冲击—回应”模式。晚清以来西方不断扩张在中国的势力范围，首当其冲的便是沿海的口岸城市，这些城市（特别是上海）被看作中国现代化的起点，它们也成为中国近现代城市史研究的重点。
八十年代以后，一些学者开始质疑“冲击—回应”模式，他们着力从中国城市自身的历史经验中寻找其现代化的内在动力，不愿意把中国城市的现代化完全归结为西方的作用，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便是罗威廉的汉口研究。罗威廉在《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和社区（1796—1895）》一书中，认为十九世纪的汉口在阶级结构、空间布局、社区形态、公共生活等方面，与欧洲原初工业化时期的城市非常类似。一八九五年《马关条约》签订后，外国人获准在内地建立工厂，汉口进入快速工业化阶段。罗威廉把之前这一百年称为“早期现代”（early modern），意在说明帝制晚期的中国城市本身就具有现代性，并不缺乏现代化的条件。颇具反讽意味的是，“早期现代”的概念同样来自西方，同样是依照西方的经验。更重要的是，如果说在西方城市，从“早期现代”发展至成熟期的现代是一个自然的演化过程，类似的进程在中国却并不存在。既然在西方推动下快速工业化的启动意味着“早期现代”的结束，那么又如何能够在“早期现代”与成熟期的现代之间建立起连续性呢？无论如何，我们无法离开西方的冲击这一基本的历史条件来讨论中国城市的现代化。
不管是现代化理论还是“早期现代”的概念，都有一种将现代性化约为一套指标体系（且不论这套指标体系来自西方）的倾向。依据这些指标，我们可以在不同的文化、城市之间进行比较，从而得出某一时期某个中国城市已经足够现代或不够现代的结论，比如说，民国时期的北京与上海相比，就显得不够现代。然而，这种比较却冒着将现代性实体化的危险，从而忽略了现代性展开的具体的历史过程，对中国来说，这一过程不可能完全在中国内部呈现，只能在全球性的视角下，经由中国与西方及世界上其他地区之间的关系才能得到理解。
相对于把现代性视为一套指标体系，更有解释力的方式是把现代性界定为西方资本主义扩张所主导的一种结构性的力量，这正是《民国北京城》 采取的进路。表面上看，这似乎又回到了“冲击—回应”模式，事实上，就通过中西之间的互动来把握现代性而言，“冲击—回应”模式自有其合理性，它的缺陷是完全把中国本土的历史与现实看作被动和消极的存在，只能接受西方的刺激。董玥的贡献在于，她揭示了民国北京看似落后和传统的面向其实包含着活跃的能动性，并将其有效地纳入到一个更加富于弹性的现代性的阐释框架之中。
民国时期北京的工业化水平很低，工厂和工人的数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北京却是全球工业经济的倾销市场，大量进口工业产品源源不断地流入北京。除此之外，北京还存在着一个前工业时代的经济体系，这个体系以手工业为支柱。民国北京的手工业繁盛一时，我们很容易把它理解为一种传统的前现代的经济现象，然而董玥却向我们指出，手工业的兴盛同样是现代性的结果。清代北京主要从全国各地输入产品，以满足帝都消费的需要，本地的产出并不显著，正是民国时期北京向全球工业经济网络的融合与开放，刺激了手工业的繁荣。许多手工业者都是为国际市场生产产品，他们没有置身于全球贸易体系之外。北京的银行家和手工作坊的老板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生活在不同的时代里，而是共处于现代经济体系之中。董玥在这里打破了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线性关系，用一个结构化的现代性视角，统摄了民国北京经济的不同层面。
经济生活的多层次和不均衡的特征，在消费环节表现得尤为明显。民国时期的北京已经出现了现代化的商场，主要集中在王府井和西单一带，它们成了上层市民频频光顾的地方，而一般平民则仰赖庙会一类的传统市场，满足自己的日常需要。其实在清代，逛庙会的人群包括了北京市民的各个阶层，只是进入民国以后，在现代商场的挤压和对照下，庙会才表现出老北京的平民化面目。这个事实告诉我们，现代性内在地包含着制造不平等和区隔的机制，现代化的成果仅仅惠及了少数人，大部分普通市民是被排除在外的。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天桥，和庙会一样，天桥也被今天的人们看作老北京的象征，不同的是，天桥完全是新兴的商业和娱乐场所。那些被现代化过程排挤出去的人和物，都聚集到天桥这里，并通过新的流通和消费方式，重新获得了自己的生命。
重要的是，北京的普通市民并不是被动地接受自己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命运，他们创造性地发展出一种能动的文化实践，来应付乃至抵抗现代化的后果。这种文化实践就是“回收”（recycling）。“回收”概念的提出和运用，是《民国北京城》一书的点睛之笔，它极大地扩展和深化了我们对现代性的理解。回收首先是指二手市场上旧货的再利用。天桥作为一个巨大的二手市场，汇集了那些无法进入现代商场或者是被现代商场丢弃的物品，回收不仅仅是重新利用这些废品，“它实际上是在过去的碎片上投入劳动，重塑并新创出价值”（213页）。回收拒绝现代化的那种简单的舍旧逐新的逻辑，在新与旧之间创造出新鲜的动态关系，它的意义不止于满足普通市民的谋生之需，还蕴藏了一种积极的反抗的潜能。
当作者的视野从经济活动扩展至北京空间秩序的转换和北京的文化再现时，回收概念作为一种隐喻，同样发挥着理论的效力。民国建立后，北京的空间秩序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在国家的主导下，北京市政当局实施了一系列现代化的市政工程，开辟公园，兴建道路，发展现代交通，目的是把帝京转变为一座现代都市，转变为中华民国这个新兴的现代国家的首都。这些工程往往以公共福利为名义，实际上往往只是为上层市民服务。与在经济领域中发生的情况类似，现代化工程导致了新的按等级划分的空间组织方式，新形式的社会分层和不平等的权力关系。普通市民不仅不能从这些工程中获益，甚至还会受到损害，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保存和坚持既有的生活方式，他们展开了针对政府的零散的小规模的斗争，虽然未必能取得预想的结果，却显示了自身的韧性，肯定了处在现代化视野之外的日常生活的价值。
街道的重新命名是一个有趣的例子，可以用来说明国家和普通市民对待现代化的不同态度。帝京时期，北京的街道名称多由当地居民命名，尽管俚俗直白，却透露出特定地点与市民生活的有机关联。这些地名既不登大雅之堂，重名的情况又很严重，从树立北京的新形象和便利交通及邮政系统的考虑出发，民国北京的市政当局对街道进行了重新命名。命名本身就是一种权力，对于确立北京现代化的合理的空间秩序而言，这种权力是必不可少的。然而北京的普通市民对街道的改名并不买账，他们依然沿用自己熟悉的地名，这些老地名活跃在市井歌谣、戏曲和胡同老人讲述的故事中，进入到记录北京日常生活的各种文献中，成为展现老北京独特的地方文化的重要资源。这是空间与文化层面上回收实践的一个具体例证，看似陈旧过时的事物凭借着现代性的机缘，在再利用的过程中焕发出新的活力和光彩。
一九二八年国民政府迁都南京后，北京更名为北平，丧失了原先的首都地位，加之日本侵略的威胁，北平的经济形势每况愈下。此时北平市政府改变了先前的态度，不再将帝京遗迹视为现代化的障碍，而是着力保存和修缮宫殿、园林和坛庙等文物建筑，目标是将北平建设为中国的文化中心，发展面向西方游客的旅游业。表面上看，这些举措和重新利用旧物的回收如出一辙，实际上两者有着本质的区别。董玥把前者界定为“发明传统”，其核心是将帝京的遗留物塑造成物化的景观，这些景观是在一个全球性的符号交换体系中，供外国人（主要是西方人）消费的文化表象，和北平本地的日常生活并没有什么关联。进而言之，“发明传统”和民国初年的市政工程虽然对待帝京遗迹的姿态有别，根本上却是一致的，它们都是国家支持下的现代化工程的一部分，服务于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需要。
在民国北京的知识分子群体中，并不缺乏现代化工程的支持者。受过西方教育的社会学家谴责北京的贫困、落后和道德低下，视其为整个国家的社会痼疾的表现，这当然要归咎于传统的沉重拖累，要改变这种状况除了推行现代化之外别无他途。“五四”一代的新文化人的看法要复杂一些，他们也攻击北京的种种社会问题，同时又享受着公园、大学等现代化设施提供的便利，对于北京壮丽的帝京风景时时发出赞叹之声。不过有一点是相同的，他们和社会学家一样，都分享着国家的视角，而自我隔绝于北京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之外。
清朝覆灭后，随着皇权体系的解体，原先依附其上的许多器物、风俗和价值观念崩塌成碎片，它们被现代化工程视为赘余而弃之不顾，也得不到新知识分子的赏识，于是散落到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实践之中。一些熟稔北京本地生活并对其怀有深厚感情的旧京学者，以文献整理和记述的方式，把这些旧碎片加以回收，重新编织成传奇，铭记为“传统”。与新知识分子的国家视角形成对照，旧京学者关注的是北京地方习俗的独特性。他们的作品里充满了北京日常生活的细节，和细细抚摩这些细节的怀旧情调，我们今天津津乐道的老北京，很大程度上是由他们的文字建构起来的，老北京并不“老”，它是民国北京现代性的产物。
旧京学者文字中的怀旧情调尤其值得注意。在董玥看来，怀旧的对象是当下而不是已经消失的事物，怀旧是对那些由过去存留到现在的事物的依恋，是对它们在未来某一天可能会消逝的忧虑。或许旧京学者们也相信现代化蓝图描绘的未来终将来临，眼下的一切都会失去，但他们至少以文字形式的回收实践，表达了旧事物美好且值得保存的坚定信念，并且有意与那模糊而不可知的未来保持尽可能远的距离。在这个意义上，怀旧又不只是情调而已，它是“一个主动的自我保护和抵抗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332页），暗含了对现代化许诺的未来的疏远乃至疑虑。被西方经验主导的并受到国家支持的现代化图景，也由此被相对化了。
无论是在经济生活、空间秩序还是文化再现方面，回收都体现了对现代化的某种在地的反思和抵抗，回收是对现代化的拒绝，拒绝国家以公共的名义对市民生活的侵犯，拒绝现代资本主义体制的消费模式，拒绝让那些过时的事物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回收通过能动的创造性的实践，在现代化工程之外创造了一个普通市民积极参与其中的日常生活的空间，并以此暴露出现代化价值观的内在缺陷，以及它所提供的未来图景的虚幻性。
借助回收的概念，董玥提出了对现代性的新阐释，这种阐释并不是建立在简单地否定现代化理论的基础上的。她清楚地意识到，现代性首先意味着“大规模的资本主义工业生产所构造的，在一体化的世界中的一种生存状况”（323页），这是现代中国面对的一个基本现实，为了在这个“一体化世界”中生存下来并占据一席之地，就必须通过现代化建设来构建一个强有力的现代国家，民国时期北京的现代化工程，不过是这一努力的一部分，其意义和价值显而易见。不过，董玥同时也提醒我们注意，现代化不是没有代价的，那些被现代化排挤出去和边缘化的人们的生活，或许更值得我们去关注和了解。《民国北京城》把北京日常生活中的回收实践置于分析的中心，激活其理论上的潜力，使我们获得了一个反思现代化的视角。从这个角度来看，董玥所理解的现代性，既包含了现代化，又包含了对它的批判，并在这一批判中，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现代化理论内在的目的论叙事。《民国北京城》建立了一个富于弹性和张力的现代性解释框架，这使得它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城市史研究，呈现出理论著作的深度。
民国北京是一座现代城市吗？答案毫无疑问是肯定的，然而理解民国北京的现代经验，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民国北京城》告诉我们，这要求我们不被那些外在的指标所迷惑，而是深入到城市生活的肌理中，去了解北京现代性的不同层次和这些层次之间的张力，去体会普通市民对他们身处其中的现代世界的态度，以及他们为应对这个现代世界而发展出的积极与能动的实践。由此我们也得以摆脱关于老北京的刻板印象，破除习焉不察的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观念，真正在经验层面上感受民国时期现代性之于北京人的丰富意味。
（《民国北京城：历史与怀旧》，董玥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零一四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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