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BBC的摄影方式讲迪士尼故事
“在野生动物拍摄中，运气只占一部分。更多的是前期调研和摄影师的现场判断，而这些都与经验有关。架好机器，等动物入画，至于它们会在镜头前做什么，的确就需要一点点运气了。”
组建团队
惜别爱女的大熊猫，浪子回头的金丝猴，为孩子不惜涉险的雪豹，还有追求爱侣的藏羚羊，《我们诞生在中国》试图用中国野生动物讲述一个蕴含东方哲学的生命故事。
这部电影是迪士尼“自然电影”部成立之后最重要的一部作品，美国、英国和中国的三个团队，分别承担了组建制片、摄影和导演团队的工作，前后耗费3年，完成了这一工程量巨大的电影创作。
在迪士尼的概念里，“自然电影”是用纪录片的方式进行野外拍摄，后期制作中，再以故事片的方式对素材进行剪辑，最终的呈现要有剧情，有起承转合，有商业片所必需的主要元素。
一切后期制作的可能性都建立在充足且高质量的素材之上，因此，对于“自然电影”来说，摄影团队是至关重要的。《我们诞生在中国》的摄影团队来自英国。英国BBC曾拍摄过大量野生动物纪录片，他们在野生动物摄影方面具有丰富经验。最终的主摄影由5位外籍摄影师担任，他们深入中国多个自然保护区，前后耗时18个月，拍摄了350小时的野生动物素材。
中国摄影师潘光平作为第一补充摄影，全程参与了电影的拍摄。他14岁随家人移居英国，曾为美国国家地理频道工作，也曾与BBC团队合作。“国家地理的拍摄方式是走马观花式的，很多时候要的只是两三分钟的动物镜头，而BBC更倾向于用细腻的画面讲一个内涵深厚的故事，这是二者最大的区别。显然，《我们诞生在中国》需要的影像风格是BBC式的。”潘光平说。
很多时候，中国摄影师和观众会忽略前期调研的重要性，但在大型野生动物拍摄项目中，这项工作必不可少，甚至是最重要的。当一个拍摄团队拿到资金后，他们最先做的事是请一些前期调研团队。团队成员大多是生物学、生态学、动物学等相关领域的研究者，他们会深入野外和各个自然保护区，评估每个区域的物种、动物习性、不同季节的迁徙路线和现场拍摄的安全程度等问题，最后列出一份调研大纲交给制片人，制片人会从中筛选几个可行性强又有趣的动物，调研员再回到动物所在地进行更深入的调研。
潘光平曾参与过一次《我们诞生在中国》的前期调研，他说：“有时候，调研者就像是一个说故事的人，他们必须知道观众喜欢什么，也知道摄影师能拍到什么，这中间的连接点在哪里。他们也要协调拍摄许可，了解离拍摄现场最近的医院在哪里，如何安排摄影团队的衣食住行，一个现场制片要做的事，调研员几乎都要做。”
把握时机
最先被确定的拍摄对象是大熊猫。“在中国拍一部关于野生动物的电影，不可能不拍摄大熊猫，它是中国最重要的名片。”《我们诞生在中国》的制片人菲尔·查普曼说。
所有关于大熊猫的拍摄都在四川卧龙保护区完成，《我们诞生在中国》也不例外。真正的野生大熊猫极难拍摄，它们怕人，很难接近，生活环境又是在植被茂密的森林里，镜头会被一层层枝叶挡住，很难拍到好画面。而卧龙保护区的环境更适合拍摄，在大熊猫的数量上也有保障。为了接近它们的同时不被它们伤害，摄影师常常要穿上“熊猫服”，让拍摄对象卸下防备。
“大熊猫是这次所有拍摄对象中最容易拍到的。但它们基本就是坐着吃，躺着睡，或者交配，很难形成有吸引力的故事。”潘光平说，越是容易拍到的动物越需要生动的故事，反倒是雪豹那样难拍的动物，只要捕捉到一些镜头就足够让观众满意。最终，大熊猫部分讲述了一个新手妈妈丫丫照顾孩子，并最终与它分别的故事。
藏羚羊是《我们诞生在中国》的导演陆川最熟悉的野生动物，他曾在电影《可可西里》中多次拍摄它们，对于如何找到并拍摄藏羚羊陆川很有经验。藏羚羊的摄影师罗尔夫·施泰因曼来自德国，对他来说，这次拍摄最大的难度是要在高海拔地区作业。“在高达5333米的地方，背着摄影机、三脚架在空气稀薄的环境下工作，这非常痛苦。”罗尔夫说，为了适应环境，他们是慢慢提升海拔高度的，光到达营地就耗费了5天时间。
藏羚羊生活的草原十分空旷，这令摄影师没法开车接近它们。摄影团队必须背着半吨重的器材徒步进入草原，寻找藏羚羊的踪迹。拍摄前，罗尔夫和他的团队先进行了数周的观察，谨慎地安排了隐蔽的拍摄点。实际拍摄时，他们常常要等上十几个小时，才能发现藏羚羊的踪迹。在精心的部署下，他们不仅拍到了迁徙中的藏羚羊，还拍到了一只小生命的诞生。
“在野生动物拍摄中，运气只占一部分。更多的是前期调研和摄影师的现场判断，而这些都与经验有关。架好机器，等动物入画，至于它们会在镜头前做什么，的确就需要一点点运气了。”
潘光平说，优秀的野生动物摄影师都是半个动物专家，他们了解所拍物种的生活习性，能对他们的行为提早做出判断，从而早早让镜头到位。“野生动物摄影师都有自己擅长的领域，有些人善于拍猫科动物，有些人更了解灵长类动物，经验能让摄影师做出最好的拍摄选择。”
在进入《我们诞生在中国》剧组前，潘光平曾拍摄过关于金丝猴的纪录片《香格里拉神秘之猴》，那次拍摄让他对金丝猴有了深入了解。作为第一补充摄影师，他大部分时间都在神农架保护区进行拍摄。“最终的成片中，金丝猴的镜头大概有60%左右是我拍摄的。”潘光平说。
野生动物摄影中有一个专业名词“habituated”，指那些在人类环境附近长大，对人类有适应性的野生动物。这类野生动物对科学研究贡献很大，科研人员可以在不干扰他们习性的情况下，近距离观察和研究它们。《我们诞生在中国》所拍摄的金丝猴就是“habituated”类型，因为有人饲养，这些金丝猴更容易找到和追踪，它们对人的警觉性也相对低。
相较于藏羚羊，金丝猴也是容易拍到的物种，但它们行动敏捷，不容易捕捉到运动镜头。“所以，预判很重要。”潘光平说，因为有经验，他几乎可以预知金丝猴的动态。“有些动物在做下一个动作前是有预告的，比如，鸟在起飞之前通常会拉粑粑，摄影师要留出足够的镜头空间，这样才能拍摄到完整的起飞动作。金丝猴的行为也有预告，尽管不如鸟那么明显。”
拍摄金丝猴时，摄影师与拍摄对象的距离很近，因而有机会捕捉到非常细微的动作。拍摄中，潘光平常常架好镜头，等金丝猴来表演。比如，他发现花丛里有一朵特别好看的花，又觉得金丝猴有很大概率会伸手抓花，他就会先把镜头焦点对准花，等金丝猴入镜。“但你不是那只猴，它到底会不会来，你不能保证。
每个动物都不一样，我们要在了解一类动物的基础上再深入一些，去了解动物群中的个体。”潘光平跟随金丝猴的时间长了，对猴群里猴子们的个性有一些了解，每只猴子习惯怎么走路、怎么跳跃，他大多心里有数。
正是在充分了解的基础上，他才拍到了电影中那段猴子喝水的经典镜头：画面里，一只小猴子站在水面上空的树枝上，以猴子捞月的姿势，边玩边喝水。
拍摄这个镜头之前，潘光平看到一群猴子在水边嬉戏，他凭经验判断，一定有几只猴子会去喝水，他还分析了猴子们有可能的运动路线：“河边有一棵树，树左边和右边都很难站稳，猴子不喜欢自己的毛发碰到水，它们如果想喝水，最可能的就是把自己架在树枝上。我预先让助理摆好三脚架，把摄影机调到一个很低的机位，调整好焦距，在那等猴子来。唯一没想到的是，它会喝水喝得那么折腾。”
野生动物摄影是按纪录片的方式拍摄，但在实际操作中，一定有一个大致的脚本，但与故事片不同的是，这个脚本的灵活度很高，要根据拍到的素材随时调整。《我们诞生在中国》的摄影也是在剧本的限定下拍摄完成的。“小的改动是摄影师本人与负责这一部分的导演沟通。如果改动很大，比如换主角之类的，就要经过英国团队的审批，通过之后，才能继续拍摄。但其实，大部分的调整都可以在拍摄现场解决。”金丝猴部分的剧情就有过较大的调整，最开始的剧本设定是拍摄一个家庭的故事，但因为素材的关系，电影最终讲了一个叛逆的小猴子离家出走，经历成长后，又回归家庭的故事。
故事的主人公淘淘是个看起来没什么特别之处的小猴子。为了降低拍摄风险，摄影师通常不会让外形过于突出的拍摄对象当主角，否则，一旦后续素材不理想，剪辑阶段会非常困难。但偶尔用外形有特色的动物做配角却能很出彩。在金丝猴的故事里，摄影团队和导演组选了一只单眼有残疾的猴子做大反派，这个既霸道又凄凉的角色设定增加了整个电影的戏剧张力。
《我们诞生在中国》的拍摄涵盖了一年四季的景象，摄影师的拍摄也经历了四季轮回。潘光平就曾5次进入神农架自然保护区拍摄金丝猴，先后在那里待过5个月。野生动物摄影团队都很小，一个摄影师，一个摄影助理，一个司机，再给外籍摄影师搭配一个翻译，四五个人的团队是标配。作为唯一有拍摄资格的中方摄影师，他在沟通上的优势非常明显。因为团队人员有限，很多时候摄影师要请当地人帮忙搬运摄影器材，或从他们那里了解拍摄对象的相关信息。“护林员和背夫们淳朴，凡事讲交情，不和他们搭个话、喝口酒就很难沟通。”潘光平说，这也是《我们诞生在中国》需要中方团队的原因，这样一个大项目，迪士尼很难在没有中国人协助的情况下独立完成。
守候雪豹
提高野生动物摄影的成功率，三点原则必须遵循。首先，不要拍那些成功率特别低的野生动物。其次，可以优先选择“habituated”的动物，中国最常被拍摄的熊猫和金丝猴就满足这两点要求。在保证能够完成任务的前提下，如果电影预算充足，还可以选择一两个有可能完全拍摄不到的物种碰碰运气。在《我们诞生在中国》的项目规划中，雪豹就是那个极有可能拍摄不到的动物。
幸运的是，摄影师肖恩·摩尔不仅拍到了雪豹，还积累了足够的素材，供导演和摄影师讲述一个母亲为养育孩子铤而走险的感人故事。
“你知道拍雪豹是什么绝望的感觉吗？”潘光平自问自答，“就是在成片的石头堆里找一个小石子儿。”但肖恩·摩尔完成了这个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个人觉得，在五个外籍摄影师中，除了肖恩·摩尔，没有人能拍到雪豹。”潘光平曾短暂地协助过肖恩·摩尔的拍摄，他发现，肖恩有超乎常人的追踪能力，又总能在一群乱石中辨认出雪豹。
潘光平还记得与肖恩一起发现雪豹的经历。当时，肖恩带着他开车巡视地形，车窗外是望不到边的石头山。“肖恩突然说，停一下。停车后，他拿出望远镜，看了那么十几二十秒。随后，他放下望远镜，下车，从后备厢里取出一只单筒，又看了十几二十秒。放下单筒，他激动得爆了粗口，说看到雪豹了。”肖恩指给潘光平看，顺着肖恩的手指，潘光平只看到一片光秃秃的石头。“突然雪豹动了一下，我这才看到它们。”潘光平说。
虽然肖恩对雪豹有超乎常人的敏感度，但他最初的3个月拍摄几乎一无所获，虽然拍摄到一些雪豹画面，但毫无故事性。“在拍摄雪豹这件事上，我们几乎没有得到生物学家的帮助。因此，我们不得不自己摸索如何找到它们，如何拍摄它们，好在，当地人碰巧看到雪豹时，会热心地通知我们。”肖恩说，在这种近乎绝望的状态里，他每天背着几十公斤重的设备，登上陡峭的石头山，望穿秋水般地等待雪豹的出现。雪豹之所以叫雪豹，是因为它们生活在雪线附近，而雪线一带的天气总是变化无常，一天的时间里，雨水、雪水、冰雹、艳阳天会同时出现，大风吹得长焦镜头不断摇晃，肖恩无须拍满整年，就能在一天的时间里体验四季的轮回。
拍摄在肖恩找到两只小雪豹后有了质的飞跃。一次，他趁母雪豹出门打猎，冒险爬到雪豹巢穴附近，竟意外地发现了两只雪豹崽。肖恩赶紧在巢穴附近安装了隐蔽摄像头，这才近距离记录下雪豹母子的生活。
在长达9个月的拍摄中，肖恩逐渐得到了雪豹的信任，对方慢慢接受他，把他视作生活环境的一部分。随着雪豹逐渐放松警惕，肖恩的拍摄距离也由最初的四五百米，逐渐缩短为100米左右。在揣摩雪豹的心理上，肖恩尤其职业：“雪豹的视力是惊人的，你很难逃过它们的眼睛。最好的方法是让它知道我们在那儿，并让它觉得，我们不是一种威胁。”在拍摄中，肖恩也会时刻小心，避免打破这种难得的信任关系。“有一次，我们仅仅相隔100米，雪豹母子正在睡觉。我克制了自己的贪心，退了一段距离，我不想破坏这一家雪豹对我的熟悉和信任。但独行的雪豹就没那么‘害羞’，最近的一次，我与几只雪豹的距离只有40米。”
素材拍摄完成后，用了一年半的时间才完成后期制作。他们以拟人化的手法，将熊猫、金丝猴、雪豹和藏羚羊的故事混剪。或许是因为拟人化的手法拉近了野生动物与人类的距离，唤起了观众的同情心，《我们诞生在中国》的上映，引起了部分网友的质疑。电影结尾，雪豹达娃受伤，漫长的冬天还没过去，达娃和孩子们没有食物过冬，生命看似危在旦夕。网友谴责摄影团队没及时救助雪豹，也没有向有关部门报备。
事实上，达娃母子的故事是通过后期剪辑完成的，电影留下一个开放式结局，让观众有了悲观的想象。而在野生动物拍摄规则里，即便是动物遇到生存困难，摄影师也无权干涉。只要野生动物不是因人为干预而陷入困境，摄影师都必须尊重大自然的选择。这很伤感，却也是他们必须遵守的。
（实习记者钒君对本文亦有贡献）
文 宋诗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