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是一个情绪不稳定的物种
一般来说，人类存在的意义涉及价值判断，是哲学的领地。但威尔逊却一反传统，提出哲学乃至人文学科只能回答是怎样的事实问题，科学才能回答为何如此的问题。他说，科学和进化论是理解人类存在意义的基础。虽然他呼吁科学和人文携起手来，但显然他相信人文学科只有接受科学的权威，才能加深人们对存在意义问题的理解。在他看来，人类存在的意义是：虽然人类只是进化链条上偶然出现的物种，是随机变异和自然选择的产物，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是“地球的头脑”，有拯救或者毁掉它的能力。
在收拾人文学科之前，威尔逊首先推倒了宗教，否认了造物主的存在。他说，在“意义”一词的日常用法中，它意味着意图，意图意味着设计，设计意味着设计者。任何实体和过程都是设计者头脑意图的结果。这是宗教的哲学观，认为人类是为一个目标而存在。个人在地球上的存在是有目标的，人类和个人都有意义，但意义还有第二种更广泛的含义。意义之源是历史的偶然，而非一个设计者的意图。没有预先的设计，只有相互重叠的因果之网。历史的展开只服从普遍的宇宙法则。每件事都是随机的，但又都会有改变后面的事件的可能性。这种意义概念是科学的世界观。随着更复杂的生物体的出现，有机体的行为开始包含有意图的意义。不管有没有意识到结果，蜘蛛织网的意图是捉苍蝇，这就是蜘蛛网的意义。人类的每一个决定都有着有意识的意义。但做决定的能力，这种能力如何、为何会出现，以及随后的结果，都是人类存在以科学为基础的意义。
威尔逊根据他的群体进化理论，提出了他的人性论：群体进化决定了人类在群体内部是相互竞争的，但在跟其他群体竞争时，群体内部需要相互协作。因此，人类的本性不是邪恶的。“我们有足够的智力、善意、慷慨和进取心，去把地球变成一个天堂。问题是我们天生是一个功能失调的物种，进化使得我们适合打猎和采集的生活，进化给我们带来的特征在全球化的都市和科技社会，日益成为障碍。我们好像不能实现统筹稳定的。进而，世界上的许多人仍受到部落性质的宗教的支配，我们对部落冲突上瘾。我们专心于保护自己的余生，继续破坏自然环境。我们很难去关心自己的部落或国家以外的人，关心其他动物就更难了，除了狗、马等少数几种被我们驯服为听话的伙伴的动物。”
进化导致我们的情绪反应很不稳定。“我们的情绪总是在持续、令人眼花缭乱地变化着：傲慢、攻击性、竞争、愤怒、报复、贪财、奸诈、好奇、冒险、宗派、勇敢、谦卑、爱国、同情和爱。所有正常人都是既可耻又高贵，经常是相互交替，有时是同时如此。”但爱德华·威尔逊认为，我们应该去保持情绪的不稳定，因为它是人类品性的本质，也是我们的创造力之源。为了计划一个更理性、避免灾难的未来，“我们需要用进化论和心理学的概念来理解自己，我们要学会守规矩，但永远都不要想着驯服人性”。
威尔逊生动阐述了进化对我们天性的影响。他说他有轻度的蜘蛛恐惧症。他不敢摸蜘蛛，哪怕明知道它不会咬人、即使咬了也没有毒液。8岁时候他被一只突然扭动的蜘蛛吓了一跳，如今他有了许多生物学知识，但仍然不敢碰蜘蛛。他说，人类之所以害怕蜘蛛、蛇、狼、流动的水、密闭的空间和大群陌生人，是因为这些都是几百万年前早期人类会遇到的危险。我们的祖先在峡谷边猎取食物、不小心踩到毒蛇、遭遇敌对部落的抢劫时会面临受伤甚至死亡。最安全的办法就是记住要怕这些东西，看到它们后，不假思索就能果敢地采取行动。相比之下，汽车、刀子、枪和过量摄入食盐与糖是如今人类主要的死因。但我们没有避免这些东西的先天倾向，因为它们存在的时间不够长，我们还没进化出这些倾向。
科学与人文
威尔逊说，如果有外星人能来到地球，他们的科学一定很发达才能使他们来到地球，所以人类的科学肯定不如他们，对他们来说，人类身上有学习价值的是人文学科。“科学和人文说的和做的有着根本差异，但从源头上说它们是相互补充的，都源于人脑同样的创造过程。如果科学探索、分析的力量能跟人文学科反省性的创造携手，人类的存在将变得更有创造性、更有趣。”
威尔逊认为，需要发起一场新启蒙运动。在17和18世纪，启蒙运动的学者们用科学法则解释宇宙和人类的意义，他们相信，学术的分支可以借助因果网络统一起来。但到了19世纪初，这一梦想衰退了。首先是因为科学家虽然以指数级的速度做出新的发现，但离满足启蒙思想家的乐观主义期望还差得远。其次，科学发现的不足导致浪漫主义者们拒绝启蒙运动的世界观，从其他更加个人的地方寻找意义。科学永远都接触不到人们通过创造性艺术感受和表达的东西，从那时起，科学和人文就分道扬镳了。物理学家仍然会演奏弦乐四重奏，小说家也会写书思考科学揭示的奇观，但这两种文化被认为是相互独立的。现在重新开始追求科学与人文的统一，是有价值的，也有实现的可能。其价值在于科学与人文的统一有助于解决宗教冲突、道德推理的含混，以及人类的意义。最成功的科学家像诗人一样思考（广泛、狂放），像会计一样工作。
70年代末，社会科学家的倾向基本上是人文学科。他们流行的观点是，人类行为的起源基本上是文化的，而非生物的。到20世纪末，这一倾向转向了生物学，如今大部分人相信，人类行为有强烈的遗传学成分。威尔逊在新书中宣称，现在该提议统一科学与人文这两个学术的两个大型分支了。但威尔逊所说的统一实际上更像是人文屈服于自然科学。他说他希望看到哲学的重生，但他的意思是哲学要学会问生物学家问的问题。他说大约50年前，当逻辑实证主义者放弃哲学时，哲学就死了。现在哲学只是在回顾哲学史，而哲学史包含的主要是失败的大脑模型。我们需要新哲学，以对人类的起源和意义的科学理解为基础的哲学。但一些例子证明，现代科学认可了以前一些伟大哲学家的洞见或直觉，比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人本质上是政治动物，对此威尔逊的理论提供了科学基础。
威尔逊预测，神经科学家不久就能确定意识的生理基础，揭示出我们的情绪和思想的物质过程。如果心灵只是物质过程的副作用，产生于一系列的因果链条，那意识、自由选择就只是一种幻觉。威尔逊说：“相信自由意志是生物学上的适应。”它使我们免于陷入宿命论。相信我们能够控制我们的生活，我们就可以不断地繁衍后代。但是在完全受物理法则统治的宇宙中，自由意志在现实中并不存在。那规劝人们接受进化论、保护物种多样性、避免种族冲突还有什么意义呢？我们怎样才能有意识地改变我们的行为和信念？这说明威尔逊对人类前途的乐观主义也是源于信念而非理性。
主笔/薛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