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丹阳
在吴仁宝去世后的第四年，华西村“天下第一村”的村口大招牌下站着几个正在寻路的散客，清明过后的江阴淫雨不断，那天好不容易天阴。孙城（化名）的电动突突车大概是这条进村的双桥路上最低端的交通工具，1.4公里开到村中最标志性的五星级酒店，即“新农村增地大楼”的要价是15元。这价格绝对符合这里的消费水平，“你找村里的旅行社，导游加讲解费是200块，我们只要100块”。
初来的散客一定会纳闷这村里的旅游经济，俨然已经分为村集体的旅行社和外地“兼职导游”的二重世界，后者“蚕食”着前者的市场。然而这也是华西村独有的生态链，在庞大到近3万人的集体经济大机器上，有数不清的外来闯入者盼望着滚到它的精密齿轮上去，在这个富甲一方的所在分得一杯富余的羹汤。
华西村党委书记、华西集团董事长吴协恩在家中。哄逗小孙女，给他带来天伦之乐
即使如此，外界對华西村的嘘声和质疑没有停过，这个傲然挺立了近50年的集体经济产物，这几年频频爆出资金链紧张、融资步伐激进、负债率高企。最近，有媒体在深交所网站上找到华西集团一份债券说明书，截至去年一季度，该集团总负债389亿元，资产负债率68.78%。华西村负债近400亿元的消息在网上发酵，更使人们坚信“华西模式无可复制，但也不可持续”的一贯说法。
孙城25年前从驻马店来到华西村，“应该说我和我的老乡是第一批从外地来到华西的。”他很自豪地说。柴油发动机的马达声飘过红顶绿树掩映的“天下农民小区”别墅群，虽然跟这户均700平方米的欧式别墅相比，他住在40平方米的厂区平房里，但100元月租也是华西村对这些外来者的优待之一。华西村民家家住别墅的理想图景在他们耳里早就不新鲜，90年代初村民开始分批搬进别墅，那些选公寓房的村民后来都后悔了，“住公寓的只能讨外地媳妇，他们急着转手买别墅……”这个令人兴奋的故事浓缩着他对本村富裕程度的遐想。
开黑车、做无证导游是这位华西钢铁有限公司锅炉房职工的兼职，也是很多外来者会选择的赚外快方式。说起负债的传闻，他说“华西村稳定得很，不知道为什么，外面总有人造谣”。他承认2015年是全国钢铁行情最差的一年，华西南钢、北钢和博丰三家钢厂都亏损，网上对于华西村钢铁规模小、转型无路的揣测开始升温，直至去年3月开始，行情有了起色。华西集团从2003年便开始构思产业结构转型，但热议度往往比不上亏损和负债的传闻。2014年，集团发行25亿元银行间短期融资券，引来一片惊叹。
在华西村龙希大酒店高层俯看村全貌
华西村的“三重世界”早已不新鲜，华西本村人、并20个村后的“大华西”周边村人和外来工构成了一个待遇有别的阶层社会。在孙城和别墅里的本村村民之间，还隔着3万周边村村民，他既不享受本村人的福利和红利，又不像周边村人可以花52万元低价购买华西帮建的378平方米中式别墅……但孙城远没那种相对剥夺感，而对吴仁宝有种别样的感情。“新书记在人脉和号召力上的确和老书记有差距。”这时，他的语气如同村集体的一员，“新书记也是有眼光，把新增产业都挪到外地”。金塔、世界公园、民族宫、微缩版长城、天安门已凝结在吴仁宝时代的意识形态中，这些旧标记在如今渐渐磁场退去。
吴家四子吴协恩治下的华西村再也不复人头攒动的盛况，曾经足球场大小的龙希广场上的“观光车多得都开不进来”，客流量达日均万名。现在，散客多在节假日才会攀升，“兼职导游”收入减半——虽然政府考察团的大巴如故，但他们是华西村自家导游的“菜”。广场上一溜私家轿车停着候客，孙城的突突车把我放下，一名戴着绣有“华西村”字样草帽的导游上来搭生意。“我们都是兼职导游，华西村导游是坐在办公室里的。”他的草帽差点让我误解他是旅行社的。他开一辆黑色帕萨特，带你花一小时转遍35平方公里大华西的要价是200元，“最远得开到13公里外呢”。
这片土地上，老书记的构想是“西南建工贸钱庄，东北建六畜粮仓，中间建人间天堂”。钱庄以掌握经济命脉的服务业、旅游业为主，328米高的龙希大酒店是华西村的“总行”，它以三足鼎、火箭发射塔般的式样直插天空，的确高得让人掉帽子。吴仁宝将它取名为“增地空中新农村大楼”，是有种新农村发展中土地有限，故“向天借地”的壮志。大楼与9座中式塔群建筑相辉映，实在不似传统村庄的一统图景，而有种城市角落才有的割裂感。这也是出自老书记的转换术，他怕来宾怪大楼太洋气，所以让它们“不土不洋、不城不乡”形成对照。
大楼的参观券已从开业时的260元降为100元，金、木、水、火、土五个“汇所”每隔12个楼层依次下降，老书记的观念符号渗透了这幢楼的无数实体。三根桶柱形的大楼代表“体制、机制、班子”，12个楼层一个汇所代表一甲子，金、银、铜、铁、锡打制的五牛代表五行……2011年，1吨散金被运到60层，现场打成74个金块，用无缝对接技术造了座金牛。“当时从师傅衣服上抖落下来的金子就有五六公斤。”讲解小姐带我在“金汇所”里游览。金牛曾是阔绰的华西村的象征，当年游客新奇地爬上去“刮金子”，村里才设了围栏。
华西村主管宣传工作的孙海燕
这位小姐讲到老书记当年为子女取名“东、德、平、恩”的典故：“取到平的时候，有人劝说该换成‘彪，因为当时邓小平没有起色，老书记坚持不改，现在看来，不知道是巧合还是远见。”在村里，人们都玩笑道：“老书记的头发丝就像天线，直接连着中央。”
如今的金汇所听得到脚步的回响，微缩版颐和园里，小方格的金箔地砖覆着有机玻璃，回廊的木扶栏镀着金箔，烘托着一个口宽1.8米的景泰蓝聚宝盆，人工瀑布的水声孤独地喧哗着……这座五星级酒店寄托了太多时代寓意和恒定不变的农村观念及审美，而在后吴仁宝时代，这些东西显然已不那么重要了。
其实，酒店也没有农村人说的那么洋，而钢筋混凝土的塔群也没有那么土，但这么一对绝无仅有的组合曾经引来质疑无数。造价30亿元的楼在外人眼里不乏怪诞，反过来说，吴仁宝精神中的“理想国”也只有其中3万村民才能理解。它即是一个无可厚非的“共同富裕”的象征，又代表一种强人政治下的“利维坦”，而不管怎么评价，新书记吴协恩都不怎么愿意对外解释。“只能说现在集体经济越来越少了，华西村的富裕就变成一个异类了。”吴协恩对我说。
在這个1平方公里都不到的本村，吴协恩碰到村民都会点点头，无事可忙时说两句江阴本地话，在富丽堂皇的楼群间，只有这种场景还昭示着农村社会的特点。他敞开着西装，着布鞋在龙希大酒店里不张不扬地走进一个个会议室，访者包括中国市长联盟的各地一把手、农业部组织的村干部考察团、某地过来开IPO招商会的副市长……当然，还有记者。他早晨7点半会来到塔群2号楼的底楼集团办公室，在那个灰色水门汀主调的集体办公间里占有一张桌子，集团下辖的200家企业的情况会有人一一汇报，这时，他更像一名坐诊专家。但他更遗传了老书记“五加二、白加黑”的劲头，没有固定办公场所。
村班子中主管宣传的孙海燕掌握着他的议程，他在老书记时代就崭露头角，这位早年从盐城投奔华西的“新村民”杰出代表曾在2011年华西村建村50周年庆典上一手组织了400名中外记者报道。“应该说新书记相比老书记低调很多，很多事情他不愿去回应，碰到老书记是不行的，他没有的事要出来弄清爽的（吴语方言，指弄清楚）。”他说。
应该说，老书记时代留下的人脉资源仍然延续着，只是关注度已不再外显，吴协恩跟他有着强人、号召者之称的父亲不同，他看上去更按部就班，是个技术型的村企一把手。外界对吴协恩的身世传闻集中在他是一个“倒插门”女婿，当年一位孙姓农民的独子在劳作中溺水而亡，老书记出于同情，一意将10岁的“阿四”过继给他，后来他娶了孙家的女儿。有意思的是，华西村的招婿传统在过去是因为家家穷得顾不上面子，在现在是有女之家经济实力的表现，招外地女婿非常盛行。
华西村老村民上世纪90年代初就住上了中式别墅，现在年轻一代更愿意买欧式别墅
吴协恩的婚事由父亲说了算，他向我坦言，过去是不理解父亲的强势，直至他去世后才体会到“他是真的爱村民、为村民，有谁跑到他这里诉苦他就心疼得不得了”。1986年吴协恩的长子出生，他作为一名铝制品厂的供销员，开始在苏沪两地跑单。受益于在上海的这三年，让他具备了和村人不一样的眼界。上世纪80年代是华西村“农转工”的白热化阶段，在集体模式式微、集体资产私有化的时代背景下，华西村逆“分田到户”潮流，关起门来造厂房。
吴协恩开着货车将村里生产的公交车铝制板面、电风扇叶片、锅子盆子押运到上海，在上海福州路的一家国营旅社里包了个床铺。城里的国营单位9点半才上班，让这个20岁出头的农村人养成了睡懒觉的习惯，也开始跟上海人学打两毛钱的麻将，花8块钱买温州人的“纸皮鞋”。“那时候觉得世界上最幸福的事是花一块钱买盘三黄鸡。”为了每周吃一次，他从每天的伙食补贴里扣两毛钱下来。
那个年代，个体经营风在“长三角”猛刮，在短暂的“投机倒把罪”打击后，民间的办厂热情更是高涨。吴协恩的村庄几乎没有一个人脱离集体，禁止“一家两制”（指一个家庭中，有成员在集体外做事）是村规民约里最严厉的规定，也是外界最为诟病的“强权”印记之一，虽然如今看来，在当年有防止集体资产流失的权宜特征。吴协恩在两个世界中来往，应该说是村集体中较早有市场经济眼光的人。
“那时我还鼓动老书记在上海川沙买地，我觉得上海这个地方第一步就是建厂，最后肯定不是工厂那么简单。兜了一圈，满眼都是农田啊，最后老书记跟我说，咱们还是回去吧，身边的才看得见摸得着。朱镕基做上海市市长时搞出租车大整顿，旗忠村都批了500辆出租车，看得我羡慕死了，当时已经跟上海公交公司拟好合作书了，但我家老头子不肯……”
80年代末，他已颇有胆识，当年住房制度改革还未问世，他已鼓动身边的上海人去买那些出国定居人士的房子，“我说未来十年你们应该除了买房还是买房”。但三年自由后，他还是回到华西村做了厂长，离开上海前放了句狠话，“我迟早要杀回上海的”。1993年，吴协恩实施品牌合作，推出“华西村牌”香烟，后来他又与五粮液联合出品“华西村酒”，善于品牌运作，被说成是老书记传位于他的原因。“我喜欢四两拨千斤。”他说。
“我想来想去，改革的话不到那个阶段，你还真不能去碰，3万人的村子不是我今天改明天就改成。我喜欢和风细雨，用时间换空间嘛。”吴协恩说话时有个明显不同于他父亲的特点，语风平实，带着一丝熟虑和稳健，吴语口音浓重的普通话让人想起90年代时在苏南大批出现的乡镇企业老板。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特点，他父亲就是典型的毛泽东时代对共产主义、集体主义抱有坚定信仰的人，是天才的口令大师，完美的意识形态和实际的焊接人。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携着670人的第十七大队成立华西村，赤着脚锐意改革，所做的一切都为了填饱肚子，吴协恩认为外界对老书记“一言堂”的指摘是并不了解他的出发点。然而，他也知道那种平均主义分配制、大锅饭理想应该说有革命时期的特殊性，“我现在就是要把游击队变成正规军”。
改革的种子萌生于2003年，当年吴协恩刚接班做村支书，抽空去“北上广”调研。时任上海市市长韩正接待了他，建言让华西村承接从上海退出去的工业，吴协恩马上意识到那种工业大撤退的苗头出现了，“华西村怎能承接落后产能”，那年，华西集团的产值已达100亿元。华西本来只有轧钢厂，原料来自上游的宝钢，但当年上钢一厂到十厂的改制合并导致原料不再外供，为了配套轧钢产能，集团在村里和唐山上了两家炼钢厂。
但吴协恩的本意并不在办厂子，他自称在上海开过眼界后，对传统工业、体力活了无兴趣。当时，“珠三角”的用工荒、劳动力成本、环境容量等矛盾已经出现苗头，考察一圈后，吴协恩说他的“神经就吊起来了”。虽然21世纪初那几年的钢铁形势一片大好，甚至有“产出来的钢就是钱”的说法，但他那时的想法是在金融服务业和高科技道路上选一个作为转型方向，中关村的考察经验告诉他，华西的人才结构远没达到可以搞高科技企业的条件，“中关村都是大学教授、研究员在创业啊”，所以，他选择了前者。
入夜后，华西村民在龙希广场上跳广场舞2016年开张的村文体中心配有太极馆、瑜伽教室等设施
10年来，华西村对传统工业投入11亿元技改资金，“应该说凡是无法技改的就关了。”孙海燕说。传统冶金、发电、化工板块关了9家厂，钢铁部分去产能123万吨，相当于原有产能的三分之一。“华西村最高峰时钢铁部分对利润的贡献率在90%以上，2003年，新书记提出10年内实现传统工业和服务业利润五五开，去年，我们已经实现65%的利润来自‘三产，今后的目标在70%左右。”孙海燕说。2007年，华西钢铁板块营收达267.48亿元，利润贡献率达66.31%。应该说一个十载后，这个格局发生倒转。
然而，2003年时的吴协恩是非常难受的，村里的行政智慧告诉他要“难得糊涂”，但这位做供销员起家、自由慣了的新书记一开始认为做经济工作怎能难得糊涂。哪怕村企分开后，村与企业的边界也有模糊性和流动性，集体经济的性质决定了行政命令与经济计划往往来自一个大脑，这是取得高效的一种经验型的传承，在书记与董事长间切换是基本功。产业结构的调整中，不理解他的下有企业老总、上有江阴市官员，有生死一线中的老板前来质疑，钢铁还在赚钱怎么就要关？吴协恩开始明白，在华西村搞改革并不是完全自由的，他必须顾及1万产业工人的生计。华西村的社会功能一直处在争议焦点，使它甚至比一些国有钢企转制来得复杂。
“我们的钢铁是国家在供给侧改革前就在去产能了，可以说2002年上了两家炼钢厂后，1吨钢都没有再增加。”在位于华西五村的华西钢铁有限公司，总经理杨永昌这样自信道。这位华西村的杰出新村民代表在很多报道中是个传奇人物，他望向窗外华西五村几幢疏落的农房，这地方在并村前叫朱蒋巷村，他就是当地的杨家基人。1997年，还是个体户的他来到华西村开了个金属软管厂，本想蹭点品牌效应，却在5年后主动入股华西集团，成为“反向转制”的典型。
因为个体经营在村里太异类了，嗅觉告诉他，华西这个地方适合搞集体经济，“因为村民从观念里认，特别有集体荣誉感”。所以，他想与其每年赚个200万元利润还得还东家西家的债，不如小鱼归海，与集体一起搞。杨永昌最难忘的是2009年国家“4万亿”刺激生产，全国上钢铁，但其实2004年时国家已经出台限制钢铁盲目扩张的文件，风向一直没有改变，新报批的国有钢铁项目都没获批。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个邻市前来请华西村去那里搞一个，吴协恩没有去。
“应该说当时真没一家钢企像华西村那么‘听话讲政治，少赚不少，当时的沙钢、中天（中天钢铁）都没有我们大。”2009年之后，省内的兄弟企业漫天扩张，让杨永昌有那么一丝艳羡。2004年至今，全国新增钢铁产能9亿吨，华西的三座钢厂纹丝不动，还在减能。“还关了两家电厂，都是盈利的，一年利润就5000万元。一家是向江阴华士镇花8000万元买的，一家是90年代村里的，就为了降低21万吨标煤消耗量。”杨永昌也为华西的眼光称道，在他的介绍里，看得出华西不缺钱，也并不很看重钱。
他说的第二家电厂，本位于如今龙希大酒店的位置。在龙希广场东边，有一座去年刚落成的占地3万平方米的文体中心，这座流线体后工业设计的扁平状建筑是村里新一代的地标，与龙希大酒店一匐一耸地两相对照。这里的前身是一座年产50万吨的热带厂，如今，你已很难在0.96平方公里的原始村找到重工业的影子。
华西村的每次“升级”都引来周边无数瞻仰和沾光。据说去年7月文体中心开张时，里面的健身房是免费的，但不想周边村村民都来“乘凉”，甚至把运动器械都弄坏了。村里无法管理每日上千的客流，推出了年卡制。它的来历也颇有意思，老书记去世后，村里例行的“联户小组会议”提上来说村民觉得还缺个健身练操的地方，于是吴协恩说建就建，总共花了2.5亿元。
说到最近的负债率传闻，杨永昌这位钢铁公司老总照样解释得很专业。“华西的资产讲的是原值，在外的土地、矿山增值部分都没有评估，评估的话可能是现价的10倍、20倍。老书记讲固定资产不借债，流动资金对半开，适度负债率是正常的，不然你就失去了机会。”孙海燕告诉我，如果将土地和资产溢价部分放进去，负债率不超过50%。“负债率过低也不健康，说明你的企业动力不足。”
华西的大佬们很明白，华西村倚赖了30年的冶金和纺织已不能再续，必须减的减，升级的升级。截至去年，华西集团下属企业数量从吴仁宝去世前的100多家上升到208家，除传统行业外，遍布旅游、商贸、航运、建材等，华西集团的转型从2003年起逐步向仓储物流、金融、远洋、矿产、新能源、电竞等铺开，在美国投资激光芯片、在非洲莫桑比克开石矿、在马来西亚建码头……“你要知道，有的时候做航运，一条船就得成立一家公司。”吴协恩对我说。
2013年至今，集团营业总收入逐年为266亿、274亿、215亿、267亿元，“虽然营收在下降，但净利在上升，因为‘三产比重上去了”，孙海燕说。根据最新数据，2016年，华西实现的可用资金同比增加3.75%，上税13.2亿元，同比增19.68%。今年一季度，集团完成的可用资金比去年同期增11.9%。2015年是华西钢铁板块阵痛的一年，三家钢厂亏损近亿元，用杨永昌的话说，就是“连办法都没有，钢价跌到20年前水平”。但钢价在去年一季度时回暖，去年一年又实现净利1亿元，“今年起每个月就能赚300万元”。但华西村未来的指靠已不是冶金，多位高层表示，钢厂里还有三四千个周边村来的二线职工，这是并村时为“帮扶”而纳入的，动了的话社会影响太大。
对于目前网上沸沸扬扬的负债率高达68%（未经审计）的消息，集团副董事长包丽君表示是网上算错了。“实际上是66.97%，按目前企业规模，我们跟银行反复探讨过，负债率在70%以下都是正常的。一是我们没有按一般的公允价值来核算，二是没有将利息资本化。比如2005年以1块钱买的东海证券股票，一直到去年处置时赚了9亿元，但账面价值就按1块来算。”
包丽君是集团主管财务和金融投资板块的一把手，也是村党委8个副书记之一，她早年是铜材厂主办会计出身。华西村的会计制度颇有意思，下属各子公司的会计都在塔群2号楼里集体办公，企业里只有结算中心，据说这么做是为了避免财务问题。
华西集团在上世纪90年代末就已在筹划进入资本市场，并持有了华西股份保荐方华泰证券的股权，股份公司上市后，又将集团所持的证券公司股权与上市公司的轻纺资产做了置换。其实当时股份公司并不需要资金，但华西村意识到，要改变原来的集体色彩，一定得引入外部股份，以外促内。近年来，华西集团收益主要来源是手上的长期股权投资和金融资产，2013到2016年一季度，华西集团投资收益在利润总额中占比分别为73%、80%、193%和11%。
相比于2003年之前，华西这10年间在金融资本市场上的步子无疑迈得有点大，有报道称，近7年来华西集团共发起10次增资，2014年时发行的25亿元银行间无担保短期融资券尤为引人关注。还有一个细节，2015年华西股份更换新掌门，原招商证券副总经理汤维清接替了孙云南（吴仁宝的孙女婿）任董事长，在吴协恩的设计中，华西股份的目标是一个金融平台性公司，虽然它以毛纺化纤资产起家。“实际上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但是目标不变，最后希望能达到全牌照。如果今后一旦相关牌照拿到了，我们就得心应手上去了。”吴协恩在媒体采访时曾这么说。
“2013年改革时，他（吴协恩）说要花10年时间把能拿的金融牌照都拿到，不能拿的就入股，所以我们入股了银行、证券、期货。那个时候还要多，这两年相对少一点。今年增加了稠州银行、联储证券，对外新增的投资，除了集团自有资金以外，配套部分是负债，只能靠利润一年年滚上去，不像股份公司可以靠债转股等募资。”包丽君说。
华西村多户村民将吴仁宝的照片挂在家里
华西股份上市后，负债率一度只有16%，排江苏上市企业倒数第二，吴协恩说，曾经被证监会“吃过批评”。“他们说你不用足杠杆，你上市干吗？”于是2003年公司发了个可转债，把负债率提高到30%。吴协恩想拿越来越多的金融牌照，去年他亲自去银监会找了副主席曹宇，询问刚放开的民营银行，结果知道集体性质的企业是不算在内的。“我才知道，原来我们夹在国有和民营之间，有个身份的问题。”吴协恩并不认同外界所说的，华西村吃尽改革红利、政治资源、政策优惠，他觉得他仍得摸着石头过河，就像他的父辈。
其实，这么一个庞然存在的集体企业，在如今看来已经相当另类了。因为50年来在中国的经济格局中独树一帜，如今更是没有参照，所以褒贬之声从来没有消停过。孙海燕开玩笑说：“我们说我们是天下第一村，外界就要想了，你这个是什么东西，也没听说过有天下第二村嘛。”讲到动情处，接着说：“都说我们造酒店造别墅搞形象工程，但这些是直接给老百姓的，又不接对政府。不管怎么说，也没有传出谁贪污受贿腐败了。”
在经济架构改革的同时，配套一起改的是人事制度和奖金分红制度，可以说，这两件事让吴协恩这两年来费尽心思，因为他动的几乎是华西村的根本。华西村的党委曾经被报道过有“三四十个副书记”，吴仁宝去世前，党委还保留了19名正副书记，他们出没在华西村各个庆典和对外活动中，使外界不解。华西村是国内唯一一个设党委的村级组织，但村级干部的数量，一定程度上没有说法。
很多副书记都是慢慢出现的，村里接待事务多，所以需要一些有头衔的人来顶。“你说现在游客少了，我倒觉得是恢复常态了，‘八项规定后我感觉很痛快，以前各种考察团来村里，就怕被说架子大，实际是真忙不过来。”吴协恩说。前年，他革掉了一半人数，如今是一正八副。吴仁宝生前回应家族制一说的铿锵之词似乎还在回荡：“41个正副书记，有5个是我的子女……我这5个子女，为3万人解决就业，有人比我们还富。”现在班子中，直系亲属是吴协恩和吴协东。
“你说没有想法是不正常的，以前提拔上来可以的，不要了就拿下来了，碰到我我也有想法。我不是一定要往改革上靠，是要让下面的人知道一个萝卜一个坑，不要让人搞不清楚。”吴协恩说。华西村在2001年进行了“一分五统”改革，即村企分开，经济统一管理、劳动力在同等条件下统一安排、福利统一发放、村建统一规划、干部统一使用。但受限于乡镇企业的特性，完全做到“党政企”分开是困难的，“如果真的村归村、企业归企业，也许我这儿的副书记还要多”，吴协恩说，近两年，他觉得是到了“村企分開”水到渠成的时候了。
薪资制度改革是真正伤筋动骨的。最具代表性的收入分配制度莫过于他们独有的“二八分成”，也就是说每个下属企业设定盈利目标，超额部分按照“一三三三”的配比分给厂长、管理层和职工，结余30%留在企业作为公共积累，其中每个人的奖金只能在年底兑现20%，其余的80%作为个人股金投入企业再生产。华西有“多提积累，少分配;少分现金，多参股”的口号。而这年年递增的80%的股金，再以10%左右的红利在第二年返还给每个人。
从今年开始，华西村取消了这个80%奖金留企业的做法，不再作为股金积累，这意味着个人股金由此刹车不动，而到手红利不再递增。这个做法讨论了一年，吴协恩其实两年前就在各种大会上“吹风”预警了，他认为集体股份这块蛋糕不能再做肥。
“体量小的时候可以这么做，但无限制地滚下去，大锅饭的成分更重，给集团增加的财务负担是逐年上升的，我现在这么做就让分红固定体现，后遗症就没了。”这么做的醉翁之意是控制集体在企业中的股份占比，而为外部资本进村“让路”。
曾经的“二八开”带有一定的强制性，在企业发展之初，以个人记账的方式入股被视作原始积累的一种方式，但后来所凸显的负效应是整个村子当初没有考虑到的。收入差距所导致的股金差距慢慢滚着雪球，而使理想中的“共同富裕”形成内部裂变和分化。根据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周怡在2006年对华西村做的调研，“收入差异系数已远大于0.4的国际基尼系数标准，奖金收入不平等系数为3.32”。
华西村在公众视野中是个户均存款过万元的村庄，人均年收入为9万元。在周怡的这本《华西村转型经济中的后集体主义》一书中，曾经写到过村民的股金记账存款，即股份差距为10倍。“股份差距一方面使村民的资本收益不同，另一方面这种差距又随华西各企业经济在高速不同的创利中被成倍拉大。”
在上世纪末，原始积累时期所展望的平均分配和共同富裕不得不被重新解释，吴仁宝说，是“拉开层次的共同富裕”“在差序中求得统一”。华西村在合并周边20个村庄之际，曾经有三批“入籍”运动，也就是人均花两三万元买到华西村“新村民”身份，便能享受村民同等的入股和分红，“三重世界”就在那个时候萌芽，新老村民、周边村村民、外来工的待遇“差序格局”被外界议论。“三农”专家温铁军曾在2003年提出，华西的集体经济不属于集体公有制，而是集体的成员公有制，因为它排斥了数量10倍于村民的外来工分享村民红利。
“一刀切”固定股金直接伤害的是村集体企业创办之初就入股的老村民，他们将失去的是坐享红利慢慢滚大的优势，就像孙海燕告诉我：“一些老村民以各种理由不上班了，享受着福利，等于工作的为不工作的打工。”除此之外，华西今年推行了“同工同酬制”，同一岗位的薪资不再因人而异，村民和外村人公平上岗。在去年一年的讨论中，村民找到吴协恩，最多的还是担心钱分少了，“反复来，反复去，最后统一思想，提高年终分红比例”。
在利生利的驱动下，集团里很多高管的年终奖金是上千万的，厂长级别的杨永昌告诉我，有一年因钢材形势大好，他年终可拿上亿元，“但我从来不拿这部分钱”，他表示很多厂的一把手都是这么“做榜样”的。在吴仁宝时代，村里的干部任命很大一部分是“老书记说了算的”。华西村不能摆脱人情社会的特点，而乡镇集体生产方式的高效和顺利也与村中威权的集中化人事任免难舍难分。就因为如此，使得取消“二八开”更具公平意义。
一开始，华西村也不知“二八开”该如何定性，把它叫作“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资本分红”，对外界来说也叫奖金。吴协恩坦言，这种制度在创立之初是为了留人，但因为没有前例而造成一些理解上的困难。现在看来，他感到这留在企业里的80%实际上就是期股，“但当时不知道怎么称，所以要为‘二八开正名，不要让大家听不懂”。
是期股，就意味着兑现是有条件的，在华西，“一家两制”曾经是最不被容納的。就是说，一旦有家族成员离开村集体在外面做事，全家的入股分红即告终止，这是村规民约上的一条严厉的红线。这种情况下，“离开”华西村的人不超过5个。但这两年，吴协恩把这个制度也取消了，人才流动也是华西村现代企业制改革的一步棋。
如今看来，对“一家两制”的惩罚不免让人费解，但当时，它避免了家庭内部的利益输送、集体资产流失。华西村以村民待遇和集体荣誉感束缚着任何哪怕是形式上的脱离者，周怡教授在上述一书中认为，该村被“名村”符号化的过程，也是村庄声誉从无到有再走向卓越的历史。那种荣誉感，是村民对于本村富裕的由衷赞叹。
2001年的并村几乎是一呼百应的，在媒体报道中，这是华西村受制于发展中土地限制的单方面提议，但村委对我否认了这个说法。当时江阴市搞行政区划拆并，华西村在周边本来就有四个帮带性质的“姐妹村”先合并了，“后来更多的村提出，要合并还不如跟华西合并，于是就纷纷来请求老书记，老书记说，并就并吧，发展到后来并了20个行政村。”曾经是西向村村委主任的张中祥对我说。如今他是“大华西管理委员会”的副主任，在他的回忆里，那绝对是高攀，“很多村民都向老书记跪下求合并”。
吴仁宝曾经教育村委，一村富不叫富，村村富才叫富。“绝大多数人是反对的，只是敢说不敢说的问题。”吴协恩这么说。村委的年轻一代都对并村不乐观，共同富裕绝对不是来者不拒、内外无差，一个村子怎能履行政府的职能？生怕走在“共产主义大锅饭”的老路上。实际上华西的并村一开始是帮扶周边发展，到头来被当作与村民同等待遇了，吴仁宝在逝世前陷于周边村的杂务中脱不开身。“基本上就在处理那些事了，连别村的夫妻吵架都来找到他。”吴协恩说。
如今，针对并村后发生的一些对“三重世界”的非议，华西村会强调那“只是帮扶”。帮扶的直接体现是每年得交给周边村9600万元的开支，包括土地流转费和村民年终福利。张建国所在的管委会就是发放这笔资金的负责单位。
一开始都是叫好的，后来渐渐不满。张建国从周边村的失地农民那里发现了“人心微妙”，“但其实华西利用他们的地只是很小一部分，还得高价转为工业用地。凭借华西的品牌，去江阴、张家港，哪个开发区不希望它来拿地？”张认为，现在几乎是纯开支，做开发的土地很少。在曾经是贫困村的西向村，他看着自己和华西村慢慢拉开距离，1961年前两者都属第十七大队，到处是高低坑洼的地，没有一块整田，当地人都知道“土地里捞食出不了头”的。但华西村的社办企业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有了起色，“抓住一次机会，以后就处处抓得住机会”，他这样解释华西的成功。
村里任何角度都能看见远处龙希大酒店的金球标志
“90年代鼓励转制，多数村的集体企业都转为私有，集体资产流失，村里只剩土地、厂房、设备租金，华西坚持一条路走到底，差距就拉大了。”60年代末华西村搞集体经济，周边是学它的，镇上村办企业有“四小龙”，西向村有两条，但都是挂羊头卖狗肉，本质上是民营的。1999年张建国当了村主任，村委财政收入仅二三万元土地租金，这两家企业破产，老板1978年跑路找不到了，追债的上村里来，“我还得给人家当被告”。
上世纪60年代，这个地区的地理风貌是“泥垛墙、茅草屋、田块七高八低，最大相差1.2丈”。华西村有个儿歌世代流传：“高田岗、高田岗，半月无雨苗枯黃;低田塘、低田塘，一场大雨白茫茫。”当村里在1969年偷办第一家小五金厂时，周边村是不知道的。留给周边村的印象是，他们的“做煞大队”（吴语，做死）、“铁姑娘战斗队”、“老愚公战斗队”每天十几个小时在田里劳作，是镇上最早弄出格子田的……傍晚时大队将1斤蔬菜堆在每户人家的门前，而多数人还在厂里上班……这就是华西村的特点，即使70年代末分田到户后，工业人口也没有回到农业的路子上，是“闷气吞声搞工业化”，他们只是“责任到户”，即每家要去集体的地里干活。周怡教授认为，1978到1992年，是华西村实现社区形态转变的阶段。
在华西村民的集体记忆里，他们共住了五代房子，而房子就是共同富裕最有力的表征。村委副主任翟全兴是1966年在瞿行出生的，在如今幸福园的位置，那是一个个茅草盖的小屋围，他家后面就是吴家基，吴仁宝的祖屋在那儿。因为华西村是12个自然村合并的，都以一个个大姓命名。70年代初，村里规划的第一批土房在龙希大酒店的位置诞生，1976年，土房换成两层楼排屋，村里叫作“火车头房子”，那房子像现在的农村宿舍楼。村里的第一代别墅建于90年代初，就是如今金塔前那40幢中式别墅……2001年，瞿全兴搬进了现在所住的欧式别墅，那时村民的口味已经不满足于那些“门厅三间用墙封掉”的老别墅了。
“老书记叫我们想想，哪种别墅式样适合在村里盖，最终我们学了杭州西湖边上的独栋别墅式样，在村里翻了12幢，结果淘汰了6幢，农村人喜欢大卧室嘛，但欧式别墅的卧室都小。接下来所有别墅就按这6个式样造。”瞿全兴的客厅，全套红木古典桌椅，玉器木雕随处摆放，如同私人博物馆，游人应接不暇。这500平方米的别墅当时定价150万元，当然，没人付过现金，都是从家家的股金里扣除的。他告诉我，这一批批不同年代的别墅，绝对不像如今的农村拆旧建新，占地强拆闹矛盾，而是排着队住进去的，“家家都有的”。
90年代的清晨，孩子们出来上学，总见到吴仁宝天没亮就在一排排中式别墅间散步了，他们都问候“爷爷好”，老书记掏出一把糖分给他们。那时的吴仁宝宁愿住在幸福园后的火车头房子里，没有搬进别墅，兴许那刻他心里掠过一丝一手成就华西村的喜悦。如今，这些长大的孩子们会偶然在现代化的村里撞见吴协恩，他没有了老派作风，总是奔在一个个会谈的路上。村里人结婚喜欢将酒席摆在龙希大酒店能容纳百桌的宴会厅里，一开始有人请吴协恩去证婚，后来他怕人人都这么做，一碗水端不平，“但你们结婚我一定会来喝酒”。
吴协恩坦言，酒店的菜品他已经吃厌了，“我最怕陪客人去酒店吃，我又喝不来酒”。他家人从不给他留饭，他会让他们炒两个素菜，或者下一碗笃烂面。他的家离吴家宅基地不远，一处环境清幽，有别于统一规划的别墅的90年代自建房，两层楼、火柴盒式，装满铝窗的灰色楼房透着一种老旧失色的奢华，走几步就是吴仁宝至去世都住着的火车头房子。吴协恩对我说，他不需要住别墅。
确实，在家家住别墅的村子里，别墅已失去凸显财富和身份的功能。吴家的旁边是一条风雨廊，二楼的廊屋在90年代时是外村个体户的小商品柜台，现在已变成建村史展览馆。从来没有村民在村里搞个体户，被某种约定高度整合的村庄入夜后非常安宁，在“共同富裕”的图景下，看起来什么都不缺，但吴协恩知道还是得革一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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