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梦南柯：他在干吗？
安娜：睡了，呼呼呢。
无梦南柯：真想过去看你。
安娜：想我了吧？
无梦南柯：想S了。
安娜：哪儿想了？
无梦南柯：心想，那儿也想，看到你上线就激动，真的，和你一聊它就起来了。
安娜：（一个红唇，一个双颊飞红的头像）我也是，早就湿了，越想你越湿，你过来吧，他在睡午觉，求你了，快来抱抱我……
我是跑出二姐房间的，脸像火烤一样发烫。回到自己屋里深深吐了口气，心怦怦直跳，但还是控制不住好奇，又趴在窗台上向二姐房间窥视。
大约十多分钟，一个修长的身影轻轻推开我家院门，我知道是无梦南柯如约而至。虽然戴着墨镜，我还是一眼认出是南大可。他先是径直往我爸那屋走，走到二姐房间门前时，一侧身，闪了进去。
我很犹豫，不知是应该整出些响动提醒爸妈，还是喊几句轰猫轰狗的话来搅局，或者两眼一闭装作不知，爱谁谁。正瞎琢磨，忽听二姐那边传来含混不清的叫喊声。高岩不知什么时候起床的，站在门口扶着门框支支吾吾地骂着，把我们全家都骂了出来。我们跑出屋时，正好看到南大可甩开高岩无力的拽扯，仓皇溜出院门。高岩说，他……撵家来了……他，王八蛋！我爸搀住高岩，一手在他胸口揉搓着说，王八蛋，王八蛋！高岩呼吸略匀些，终于吐出一句嘎叭脆的完整话：我操你妈！
高岩不是骂我爸，这个可以肯定。也不是骂金玉，守着老丈人不可能骂丈母娘。甚至不是骂南大可，他已经跑了，骂他也听不见，而且也不可能用“你”。我想，他大概是骂狗日的生活，是操生活他妈。
二姐在家躲着也是不得安静，在公司找不到她，那帮人就追到家来。有许多是带着炮筒似的照相机和摄像机进门。我爸把窗户门关得严严实实，进出还用手遮着脸。只有高岩配合，对着摄像机一个劲笑，像轰麻雀似的挥手，像逗八哥一样点头。令人不安的是，法院和公安也频频来，一脸的庄严，做笔录，七年谷子八年糠地问，恨不得从字里行间抠出有价值的信息。这些人得罪不起，即使心里骂他们八辈祖宗，脸上还是要挂着微笑，像看见远房亲戚。这一点金玉做得特别到位，来人刚报出姓名，她就抢着上前握手，多年不见的老友一样，说，你好你好。一拨刚走，一拨又来，金玉一遍遍重复同样的话，同样的表情。我看着都累，可二姐依旧精神饱满，谈笑风生。
我不知我们家院中这份热闹何时是个头。二姐说，快了，明儿个就让他们扑个空。
第二天，我二姐金玉起早走了。没到公司，不知去向。上门的人挺失望，问，我们金经理去了哪里？知道了我们也未必告诉他，何况我们是真不知道。我爸拿着折叠椅坐在院门口，有上门的就提前告诉说，走了，走了，走好几天了。
渐渐地，上门的陌生人变得稀稀拉拉，几天后就恢复了往日的平静。恢复到钳工老金师傅家应有的门可罗雀的安宁。
半个多月后的一天晚上，金玉忽然杀回来，仍然是天下太平豪情满怀的样儿。我清楚记得，她是唱着“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嘹亮”进门的。进门后，把手中的肉馅扔给我妈，说，晚上包饺子，这些日子馋妈包的饺子了。然后走到高岩跟前，像母亲对孩子似的拍拍他的脸，并亲了一口。高岩也真像孩子一样，露出纯真的笑。二姐又冲我招招手，把我叫到她的屋里。二姐把门关好，从包中掏出两串钥匙，递给我，说，二百对过一楼店面，站前广场一楼门市房，每年房租合起来有三十多万，够咱妈咱爸养老了，也够他闹病了。
吃饭的时候，二姐给我爸斟了好几次酒，说，搬回来住给爸妈添麻烦了。嘱咐我爸我妈，年纪大了，注意身体。二姐的温顺，和久违的婆婆妈妈，让我们多少有些不适应。可也没往别处想。
第二天早上，二姐走了。这回是真走了，彻底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一点音讯都没有。直到若干年后我们才接到她远在大洋彼岸打来的电话。那次电话内容就是哭，她在那头哭，我们在这头哭。
每天早晨，农机厂家属区的小花园，都能看到我爸搀着高岩晃晃悠悠地遛弯。时而帮着他抻抻胳臂，时而给他捏捏肩。两个白发人，看上去就像老哥儿俩。晨练的人打招呼，问高岩，你老丈人好不好？高岩咕噜咕噜地说，好，好。并努力伸大拇指。晨练的人说，瞧人家这爷儿俩。
七
关于我大姐金秀的事，我真的不愿意多说，说出来都是眼泪。就在她和工程师几乎身心交融的时候，她的身体也到了娱乐极限，每场舞下来都要喘半天。严重的时候一曲华尔兹要歇上几次。工程师疼她，让她从根上治治。金秀说，先天性心脏病，没法，要去根就要开刀。她说，她害怕，也不愿意离开文化宫，离开给她带来欢乐的舞伴。
但她的身子并不听她的安排，仍然不往好道上走，一天比一天坏。工程师说，保险丝都熔化了，再不抓紧处理，系统肯定出大事故。人争不过命，万般无奈之下，金秀还是决定走上手术台，把先天畸形的心脏矫正过来。可是我们市的外科水平还处于红领巾阶段，拉双眼皮行，拉包皮行，割阑尾也行，就是二心瓣搭桥不行。工程师便给京城的同学打电话，帮着在协和医院挂了专家号。
大姐是乘火车去的。建设公司忙，他正往政协使劲，要成为艺术和工商界别的跨界委员。余发也不能离人，就先让我妈陪着大姐进京，建设缓几天再去。早去晚去终归要去，我们没过于计较。可是，建设连送站也没到场。他有车，而我们却是打车去的火车站。
我、大姐、我妈、余发，乘着出租车往车站赶。车上，大姐怕我们挑老余家的理，一直替建设解释，说公司碰上一笔好生意不易，攒了几年的劲才能做成一单。说好男人就应该是事业型，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我们听了很不是滋味，又不敢挑明大姐是在自欺欺人，不忍心在临别时刻再刺激她。就嗯嗯地附和，说建设是事业型的，是暖水瓶外冷内热。余发好像一下懂事不少，不吵不闹，一句话不说，就那么默默地坐在我姐身边。目光和大姐一样有些发直，有些茫然，邈远而没有焦点。
把大姐送上火车，我们坐在车厢里一时没话，坐着等开车的铃声。半晌，大姐搂着余发对我说，以后，余发的事要多过问，孩子跟啥人学啥人，他是你亲外甥。我点点头，用心应承下来。不管建设如何不是，余发毕竟是大姐身上掉下的肉。
这时，窗外响起轻柔的歌声，“有过多少往事，仿佛就在昨天；有过多少朋友，仿佛就在身边……”不知怎么回事，这歌听得让人揪心。忽然，余发指着窗外说，妈，你看。
我们顺着余发手指方向看去，月台上，我们车厢旁，一群中年男女正在成双成对地翩翩起舞。男的黑西服，女的白纱裙。是平时和金秀朝夕相处的舞伴来送行。他们正踏着舞曲跳着舒缓的布鲁斯。一对对熟悉的身影在大姐的窗口闪过，神情凝重，步履滞涩。惹得站台上的旅客驻足观望，整个列车的窗口都探出了脑袋。
“如今举杯祝愿，好人一生平安……”
大姐幸福地笑了，继而泪水簌簌落下。我也哭了。这是我碰上的最感人的送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