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到县文化馆去参加一个写作讲座，看到了文化馆富丽堂皇，图书室里各种各样的书籍，供读者免费阅读，这不禁想起了当年的老文化馆。 1966年，也是文化大革命开始的第一年，我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博兴一中，在初中十五级就读，那时候，人人都参加了红卫兵，整天除了开会，就是游行，每天举着毛主席语录本，高喊着口号，今天批斗这个，明天批斗那个，谁不参加，就会被扣上保皇派的帽子，谁敢不去参加！ 在这种情况下，我以家庭困难为借口，休学一年在家，可是，刚过了一个多月，一位老师来到了我家，又把我叫回了学校，说是复课闹革命。 那时候，没有课本，我记得语文是一位叫费素兰的老师给我们讲读毛主席诗词，数学只有一本代数，虽然每天只有一节语文和一节数学，但也总算是安定下来了。 可是好景不长，又是反逆流，反复旧什么的，从此再也没有上课，又是天天游行，开批斗会。我想休学，但没有通过，我不是天天躲在宿舍里睡大觉，就是四下里游逛，成了学校的逍遥派。 我来到文化馆玩耍，听朋友说，只要学校写上介绍信，就可以办理借书证，来这里借书看。我听了非常高兴，很快我办理了一个借书证，经常到文化馆去借书看。从此便和文化馆结下了不解之缘。 当时图书管理员是位女的，她姓史，高高的身材，圆圆的脸蛋，年龄约在五十岁左右，脸上从没有笑容，一看到她，就令人生畏。我每次去借书都小心翼翼，恐怕惹怒了这位“女阎王。” 我每次借了书后，拿回家都要用一张纸把封面包好，看到有损坏的书页和封皮，我都把它重新粘贴好，时间长了，她对我也另眼看待，我倒觉得她和蔼可亲，既像一位大姐，又像一位母亲。 那时候，图书室里的书少得可怜，原来许许多多优秀的小说，都成了毒草，下了书架，连四大名著也成了毒草，只有《野火春风斗古城》，《铁道游击队》等很少的几本小说，这些小说都成了抢手货，很难借到。 有一回，我到图书馆借书，她正和丈夫在吃饭，看到我来了，连忙放下饭碗，把我带进了图书室，从下面的抽屉里面拿出一本《林海雪原》交给了我，她说：“我知道你喜欢小说，我特意给你留了一本，下次来，有好的小说，我会给你留着，现在的年轻人，这样安分守己的读书的很少，每次看到你把书封面包的整整齐齐，这样爱惜书籍，我就特别的注意了你。” 我感动的说：“谢谢你，阿姨。” 当时叫了她一声阿姨，她脸上笑开了花，说真的，这是我看到她第一次脸上的笑容。 以后每次来借书，我都是一个人，趁着没有人的时候，一大早悄悄地的来到图书馆。这一天，天上飘着雪花，我来得特别早，文化馆还没有开大门，我站在风雪中，等了大半个小时，大门才打开，我走进文化馆，看到她正在打扫着院子里的雪，看到我来了，连忙放下扫帚，要到图书室给我借书，我笑了笑说：“不忙，阿姨，我来帮你打扫。” 我接过她手中的扫帚，把里面的雪打扫干净，她拿起一把铁锨，把雪堆成一堆一堆的。打扫完后，她领我进了图书室，她拿出《水浒传》的上下集，对我说，这是《水浒传》，你看不看？” 我喜出望外，我把双手在衣服上擦了擦，接过来，仔细地看了看，这是一套七十一回的水浒传，也是我梦寐以求想看的小说。 我笑着说：“谢谢你阿姨，谢谢你，我太喜欢了。” 当时那种高兴的心情难以言表。 她看了看我，严肃的说：“不过，像这样的禁书，只准你自己看，不准借给别人，特别是在学校里，不准看，你做得到么？” 我看了看她那严肃的表情，点了一下头，他拿出一张卡片，写上了，毛泽东选集一、二卷后又说：“千万千万，来送还的时候，这里不准有任何人。” 我又点了一下头。 现在想起来有点儿可笑，就像是做地下工作的，偷偷摸摸。可是，那个时候，她是冒着巨大风险的。从此，她又给了我《三国演义》和《西游记》两本书，四大名著中，只有红楼梦没有看。 最后一次，是我毕业前夕，借了一本《森严壁垒》的长篇小说，我放在我的抽屉里面，不知道是谁拿去看，一直没有还我，我问过许多人，都说没有看到，一直到毕业，也没有找到，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我到新华书店又买了两本书，到文化馆送还，史阿姨看到后对我说：“图书丢失了，只要还一本同等价格的就可以。”她留下了一本，另一本又还给了我。 毕业后没有时间再到图书馆借书，很想瞅机会当面道谢，但一直没有去，总觉得对不住史阿姨。 时间已经过去了四十多年，但是现在回想起来就像在眼前，就是在那个时候，我阅读了大量的书籍，也奠定了我的写作基础，也许像这样的事情她也不会记住，现在也不知道她是不是还健在，但在我的心里，她的形象却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