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正我们后来见了一面，真的是书面意义上的见了一面。他六点准时到我楼下，我又磨蹭了二十分钟下楼见他。他没有什么变化，两手空空，穿着一件旧衬衫。一时没什么可说的，他便说我们走走吧。便开始步行。从一个地铁站走到下一个地铁站，走得很慢，所以花了大概二十分钟。”
“你们聊了些什么？”
“没什么特别的，工作啊，奶奶的身体状况啊。他告诉我说晚上他还有其他饭局，但是我觉得他其实没什么地方要去。不过我们还是在地铁站门口告别了，临走的时候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公交卡来，郑重其事地交给我。我后来坐地铁的时候用了，里面有两百块钱。”
说完她松了口气，喝了一口啤酒，然后鼓着腮帮子慢慢地望向远处。这种时候该说些什么呢，我也不知道。小元总是可以在叙述中找到分寸和边界，她始终有能力消解一切严肃悲伤的话题，连带听者和她一起，站在旁观者的角度，轻松理智地审视。偶尔她会流露出一些零星的情绪，却如同微弱的火花，轻盈的，还没有来得及落地便已经被空气扑灭。
临走的时候，雨还是没有停。小元撑着伞在路边陪我喊车。接近傍晚，天提前擦黑，沿街都是绝望的等车的人。小元把伞塞进我手里，两三次冲进雨里替我拦车，又徒劳地折返回来。最终我们都放弃了努力，挨得紧紧的，站在雨伞下。
“好怀念那天吃的沸腾鱼呀，配上一大碗白米饭。”她说。
“下回我可以去北京找你。”
“姐姐，你真的觉得人和人之间的距离就是一座山头和另外一座山头吗？”
“是啊。”
“那我和你之间呢，是两座很远很远的山头？”
“倒也无所谓远近，谁会爬下自己的山头呢。不过就是站在各自的山头上挥挥手吧。”
“果然所有人都这样想啊。”她说。
“嗯？”
“我大概就是想要打破这种时代的无聊。想要站在一个山头，站在界限的一侧。”
我扭头看她。她朗朗说完，侧着脑袋，刘海上的雨水顺着额头淌到了鼻尖，像是在认真地确认某件事情。
这时一辆出租车溅着水花停在我们两三步之外，亮起顶灯，小元灵巧地跃过去，我跟在她身后，从黑色的雨伞底下，看到周围三三两两等车的人也焦躁地涌来。小元拉开车门，几乎推搡着把我塞进车里，对着司机嚷嚷了句什么，砰地关上车门。司机低声咒骂着，慌乱地踩下油门，踉跄着摆脱了连同小元在内的人群。
小元站在下街沿，探着身体，大概想要说句告别的话。
我也是，谢谢，再见，保持联系。但是其实，我只是轻轻地，动了动手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