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乡长嗯嗯着，突然切入新的话题：“听说你们在来的途中碰到刁民堵路，差点过不来？”
朱副局长看了看熊雄一眼，说：“是遇到一点麻烦，不过很快解决了。”
熊雄从贺乡长口气里听出了一种不好的倾向。
他避开锋芒说：“贺乡长，这件事情容我调查后拿个解决办法，再专题向您汇报。”
把朱副局长送走后，熊雄朝派出所办公区走。他发现那个男人还堵在所长办公室门口。男人身边放着一副木制双拐，双拐顶部的布包磨得陈旧发黑。不等熊所长发问，男人就撑着双拐站起来，声称要找新来的所长。张教导员对瘸腿男人说：“老袁，我说过多次，你那事属自诉案件，要上法院打官司，派出所不好管，怎么老往这儿跑？”
因为房子紧张，熊雄的所长室内并排放两张办公桌，教导员张言喜坐对面。张教导五十四岁了，是全局资历最老的教导员。他是大帽山本土人，妻儿老小就住在大帽山村。每年到了年底，在大山里干久了的警察都向局里递报告，申请往县城里调，只有张教导认为井里鱼儿井里好，一直鱼不动水不跳。
张教导可能是不想让熊雄在上任头一天遇到糟心的事情，所以想出面将瘸腿男人挡住。熊雄却有点烦他了：人家点名找所长，关你什么事呢？他心里这么想，只是嘴里没说出来。
吃了闭门羹的瘸腿男人并不气馁。他不理睬张教导，也不问熊雄是不是新来的所长，只管往所长办公室内走，最后在墙边沙发上坐下来。男人看上去五十多岁，黄铜色的脸上皮吊吊的，额上几道抬头纹像刀刻似的有棱有角，岁月沧桑的意味很重。他穿一身整齐的旧军装，左脚上的解放鞋破了一个小洞，能看见露在外面的半截拇趾。熊所长从饮水机里放出一杯水递给男人，自报家门说：“我是新来的所长，姓熊，你找我有什么事请讲。”
男人一看就是那种老上访户。他不慌不忙地掏出一个塑料袋，在里面扒拉半天，拿出份皱巴巴的材料，欠身要呈给熊雄。熊所长趋前一步接过材料看起来。原来，瘸腿男人叫袁世佳，和张教导住一个村。十多年前在大帽山煤矿下洞子挖煤时，让洞壁掉下的石块砸了腰，住院治好后在家休息了两年。可是，髋关节一直疼痛。袁世佳硬挺了几年，撑不住了，才到县医院拍片检查，结果诊断为滑膜炎。关于滑膜炎的成因，医生说应该是曾经受到外力伤害所致。袁世佳想来想去，所谓的外力伤害只有煤矿那场事故。至于滑膜炎的医治，专家说要采取封闭治疗、理疗或者卧床休息配合牵引及药物治疗。说到底，滑膜炎这种病是个终身享受的富贵病，凭现有的医疗技术想完全治好，希望十分渺茫。袁世佳一个平头百姓，怎么患得起这么高贵的病？他只好去找煤矿要钱治病。可是，老袁受伤时煤矿还是乡里的集体企业，后来改制卖给了私人老板，而且先后转卖了三个主，谁也不愿站出来埋单。再说，你袁世佳离开煤矿多年后，查出个滑膜炎的毛病，又怎么能一口咬定就是那次事故落下的后遗症呢？未必在家几年，你就不整出点事来伤着自己？事情推来推去，煤矿老板最后把责任推到乡政府头上。可对袁世佳来说，找乡政府等于是拿竹竿捅天，他够得着吗？所以，袁世佳拄着双拐，在煤矿、乡政府、司法所和派出所之间讨说法，结果谁也给不了什么说法。他就像一只无家可归的流浪狗，在人家的肉案下被撵来撵去，除了落下一肚子怄气，连块骨头都没啃上。
熊雄干办公室形成了习惯，看着看着，很自然地从包内拿出笔记本，开始摘录材料上的情况。他发现坐对桌的张教导在窃笑。熊雄把张教导的笑读懂了———自己原来一直趴在局机关办公桌上写八股文章，从没接触基层工作。现在初学剃头，偏偏碰上个络腮胡子。张教导肯定是笑话自己书生气太重，干了件狗拿耗子的事情。
可在熊雄看来，袁世佳的事情是应该管一管的。他有足够的自信，如果连这么简单的事情都搞不定，自己的所长就没什么当头了，不如早点卷铺盖走人。
所以，熊雄对袁世佳说：“老袁，你反映的情况我知道了，派出所需要做些调查，再给领导汇报研究处理办法。总之，你这件事情派出所管定了，我是这里的所长。”熊雄最后的强调是冲袁世佳说的，也是故意说给张教导听的。
“熊所长，你要做调查，还要汇报研究，估计要好长时间？我等不起了。”
熊雄说：“ 具体时间表我还说不死，但我会尽力。”
“你不会跟前任向所长一样吧，许了我三年，最后拍屁股走了，让我白等了三年。”
张言喜听不下去了，他呵责袁世佳说：“老袁，你说话放客气点好不好，又想人家帮你，又要嘴巴臭。换成你，你舒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