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岁的时候，是她让我明白了，我有一个非常致命的弱点。可是那时，我还并不了解，这不是什么好玩的事。
她是我最好的朋友，我是说，在那个时候，因为我们已经不通音信很多年。他们每个人都认为我疯了，他们都认为一个像我这样总是很乖的好孩子，不应该和她那样的坏孩子亲密无间。我固执地认为所有的人都是蠢货，我知道她不是坏孩子，就算她是又怎么样？我喜欢听她给我讲那些坏孩子之间的故事，我知道她需要我，因为只有和我在一起的时候她才敢掉眼泪。所以我忍受着她偶尔乖戾的脾气；我忍受着和她一起逃课的时候心里那份沉甸甸的惊恐——对她而言，逃课是家常便饭，对我而言，那却是在背叛我遵守并尊重的东西；我也忍受她叫我胆小鬼，因为我自己也觉得我的确是。
直到有一天，班里丢了钱，很多，对那个年龄的小孩子来说，是个天文数字。丢了钱的课代表吓得不知所措，我至今记得班主任站在讲台上，深深地，看着鸦雀无声的我们。后来，钱找到了，大人们确实能解决很多事。可是当天晚上，班主任把我妈妈叫去学校，很简单，班主任要我妈妈转告我，钱就是她偷的，她已经承认并且交了出来，老师不当众宣布这个是为了给她留点面子——但是他们要我从此离她远一点。妈妈看着我的眼睛，对我说：“所以你现在知道了，老师是为你好。”我说：“我不相信，她不可能偷钱，不是她，她家里很有钱”妈妈说：“那你告诉我，世界上到底是穷人更多，还是小偷更多？”我说：“应该是穷人更多。”妈妈说：“所以啊，人不是因为穷才要去偷钱。”
妈妈的语气很淡定，毋庸置疑。对我而言，她一向都代表着最正确的东西。在后来的日子里，为了挣脱这种永远正确的审判，我用尽了难以想象的力量。不过那都是后话了。我十四岁的那个夏夜，我只知道，我相信我的妈妈，她是对的。
但我还是做了一件事。第二天我找到她，我们静静地看着彼此的眼睛，居然好久都没有讲话，居然彼此都没有对这突如其来的静默表示惊讶。我问：“是你拿的吗？”她脸色很平静地说：“谁告诉你的？”我说：“你别管，告诉我你拿了没有。”她咬了一下嘴唇，勇敢地说：“我没有。”
我在心里对自己轻轻微笑了一下，狠狠地看了一眼她花瓣一样的嘴唇上那个齿痕，我对她说：“你说没有就没有。我相信你，我只信你。”
这就是我的弱点。我明明知道这个人在撒谎，可是因为眷念，我还是相信她。只是我不知道，这个弱点是很可怕的，更可怕的是，它会一直伴随着我，我改不掉，不管过去多少年，都无济于事。
所以我从来不会拆穿别人的谎话。我觉得就算不拆穿，反正我也知道那是假的；就算拆穿了，我也还是会相信的。我知道这在逻辑上说不通，我也知道一个人不可能同时相信截然相反的两件事。但是我身体里住着两个灵魂——有可能还不止两个，总之一个灵魂原地不动，稳稳地站在真相身边，像个忠实的奴隶；另一个灵魂转身向着幻象头也不回地奔跑，绝尘而去的背影上却倒映着原地不动的灵魂那双惊慌却依然安静的眼睛。我整个人的意识，就挣扎在这两个南辕北辙的灵魂之间，那个越来越遥远的距离里。不过这两个灵魂是永远不会失散的，奔跑的那个最终还是会回来，原地不动地那个偶尔也会去追——他们俩的挣扎厮杀把我的领地搞得一片狼藉，“我早已没了明晰的疆域”。
人生，最终会被我们过成一个破败的旅店。每一个房间都会被占满，被清空，被用旧。每一把钥匙都会被不同的指纹弄得污浊、混沌，发出暧昧不明的光。你们这些满嘴或高明或拙劣的谎言的人，你们这些习惯了被欺骗的人，你们这些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说假话的人，来吧，都来吧，我点燃我店堂里那盏昏黄的煤气灯，给你一个房间的号码。因为我其实和你们一样。
混浊的灯光里我们谁都没有轮廓。那种感觉类似微醺，很美。
你们在骗我吗？你们又在骗我吗？
有什么大不了的？我信了。只是有个小问题——被我明知故犯地相信了，你可要当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