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回到1965年，我小学毕业后，考上了县立完全中学，那一年我十二岁。在那个年代，能考上中学，对于生长在大山深处的农村孩子来说，无疑是一场梦。
大家都替我高兴，可是父母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距离开学的日子越来越近了，我上学的学费和学习用具，还有衣服被褥，没有一点儿着落，家里连一块钱也没有，父亲愁得总是蹲在窗台底下，“吧嗒、吧嗒”不停地抽着旱烟。
那时候，我们村子里有一家裁缝铺，裁缝师傅是布匠，用棉花纺成线自己织布，这种用手工织出来的布我们那儿叫家织布。母亲把这几年纺出来的棉线拿出来，求布匠师傅织两块家织布，给我做衣服和被褥，布匠听说给我上县城中学穿和盖，特意加工，织的很细致，还免收了手工钱。母亲把织回来的家织布拿回家里，用饭米汤一遍又一遍地浆洗后，再用棒槌叮叮咣咣地再三锤打，最后用清水洗干净后，用燃料把它染成藏蓝色和青色花布，这种做法就像浙江桐乡乌镇里的洗染作坊工艺一样。藏蓝色的用来做夹袄和夹裤，青色花布做被褥。布料染好，在太阳底下晒干平整后，母亲便开始一针一线地给我缝了一套秋天上学穿的新夹袄和夹裤，又精心地赶制了一套新被褥。
明天，我就要去县城上中学了，交通工具成了一个大难题。我家距离县城要走30多里的土路，村里和公社所在地到县城都不通公共汽车，不要说拖拉机，就是马车和自行车也都没有，我还要带着行李、包裹什么的，步行去是不可能的。怎么把我送到县城里去呢？一家人愁得一时想不出好的办法来。
后来，还是父亲想出了一个办法。父亲当时在生产队做饲养员，他灵机一动，要用毛驴送我去县城上中学。
夜，已经很深了，母亲还没有睡下。朦胧中，我看到母亲坐在煤油灯下，不停地忙碌着，睁眼一看，母亲是为我缝制新书包，书包的布料也是家织布的。
母亲那张带着满脸皱纹的脸，映在微弱的煤油灯光下，显得更加灰白和消瘦。一针一针穿梭着，不时的把针尖在头发中间划了几下，划掉粘在针尖上的线茸茸。线断了，母亲把两只手送到煤油灯下，一只手捏着针，一只手捏着线头，一连穿了几次也没有把线头穿进针眼里，对于眼睛不好的母亲来说，穿针引线真难。
我在一旁看到母亲穿线这么难，便爬出被窝，接过母亲手里的针和线，一下子就穿进针眼里去了，递给了母亲。
“还是小孩子眼睛尖，不行了，老了，”母亲自然自语，看了我一眼：“快睡吧，明早还要赶路呢。”
我穿进被窝，慢慢地又进入了梦香。等到母亲把新书包缝制完成后，已经到了二更天了。母亲一夜没有睡觉，又收拾收拾其他物品，便下地开始到外屋的灶台打火烧水做饭了。
天还没亮，住在生产队队部喂牲口的父亲，老早就把借用的毛驴喂饱了，与提前接班的另一位饲养员交接了一下后，带了一些草料，把毛驴牵到家里来了。
母亲把早饭做好后，把我叫醒。我坐起身来，揉了揉眼睛，站起身，把母亲早已放在我枕边的一套新衣服穿上，正合身。母亲的眼睛视力不好，总是淌眼泪，但是做的针线活很好，一针一线不比缝纫机做得差。尽管不是制服衣服和制服裤子，但穿在身上，霎时感到一股暖流涌向了我的胸膛。
那时候，已经过了“困难时期”了，虽然平时吃不到白米饭，但是也很少吃稀糊糊了。父亲在窗外整理毛驴吃的草料，哥哥也早早起来了，只有弟弟还躲在被窝里。母亲把一小盆高粱米干饭，我们那儿叫熟米干饭端上来。母亲炒了一盘土豆丝，还炖了一碗鸡蛋糕，我好久没有吃到这样可口的饭菜了。
父亲把母亲缝制的一套新行李整理好，放到毛驴背上。母亲把一个用红布包了一层又一层的小包，装到上衣里边贴身的衣兜里，嘱咐说：“这里有五块钱，是给你的学费和伙食费，在路上别往外掏，到县城后就交给学校。”
我问母亲：“妈，家里不是没有钱了吗？”
“别问了，”母亲有些哽咽，揉了揉眼睛，把煮熟了的几个鸡蛋装到新书包里，背到我的肩上：“路上饿了和你爹一起吃。”
就要离开我生活十二年的大山，去县城上中学了，我的心，好久不能平静。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去县城，而且还要在那里长年吃住、学习和生活，我的心一直蹦蹦地跳着。
父亲把行李和草料垫在驴背上后，把我抱起来放到驴背上骑好，说了声：“走吧，”牵着毛驴向大门外走去，母亲一直把我送到村头。
山里的天，总是亮的晚，我骑在驴背上，只能看清在前边牵着毛驴的父亲的轮廓。走出村外，我们沿着一条小河边的石头路向县城方向走去，这也是出村唯一一条通往县城的路，两边是大山，寂静得很，除了路边小河里的水哗哗地流淌声外，剩余的声音就是毛驴的四只脚踏着石头路发出的“咔吱、咔吱”地响声了。
大概走了8里多路，东方见到了鱼肚白。父亲把拴在毛驴笼头上的缰绳缠绕起来，让毛驴自己沿着路向前走，我仍骑在驴背上。父亲时而跟在毛驴的身后，时而到毛驴的旁边一路小跑，不停地吆喝着：“驾、喔、吁！”
约摸又走了十几里路，毛驴开始“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父亲是生产队的饲养员，对这些牲畜非常有感情，看样子有些心疼，便不再吆喝它了，随后，毛驴便放慢了脚步。
父亲也有些累了，掏出别在腰带里的烟袋锅子和烟袋口袋，把眼袋锅子送进烟袋口袋里装满旱烟后，用火柴点着，深深地吸了一大口，旱烟便在烟袋锅子里燃烧起来。
父亲一边跟在毛驴后边一大步一大步往前走，一边“吧嗒、吧嗒”地抽起旱烟来，这是父亲的习惯，大概用这种办法来解除一些劳累吧。
辽西地区九月的天气渐渐的凉了，特别是日出前就更凉了。我骑在驴背上，穿着母亲做的新夹袄，虽然是里外两层，一开始感觉还不算凉，但时间久了就感觉一股股凉风从后背钻了进来，不由自主地打起哆嗦。父亲赶紧把他穿的外套，也是一件夹袄，脱下来递给我，让我穿上。父亲多年劳累，气管不好，体瘦怕冷，就是在夏天也穿上这件夹袄。
“我不穿，爹，把我抱下来，你骑驴，我自个儿下地跑一会儿就暖和了，”我有些心疼父亲。
父亲说什么也不让我下来：“你骑着吧，爹不累也不冷，跑一会就暖和了。”后来我说要下地撒尿，父亲这才把我从毛驴背上抱下来，但父亲无论如何也不会去骑上他那心爱的毛驴背上去的，且执意把夹袄给我披上继续赶路。
天色已经大亮了，红红的太阳在东边的山坳里慢慢地升起来，露出了半个脸，山涧、河流在早霞的映照下五光十射，格外漂亮。
马路渐渐的宽了，路两旁的庄稼地清晰可见：昂着头、挺着腰的红高粱，垂着头、弯着腰的谷穗子，一片片长满胡须棒子的苞米地——，这一切我是那么熟悉。路旁，一队队生产队社员开始下地出工了，一辆辆马车的铃声不时的在我的身边掠过。
我照常骑上毛驴，父亲仍旧跟在毛驴后边小步快跑。大约到中午时分，父亲说快到县城了，便选在一座小桥边停下休息。父亲把毛驴拴在一棵小树上，把草料放在一个事先准备好的布口袋里，敞开口，让毛驴吃草料。我和父亲便拿出早上母亲给我们特意烙的糖饼，就着两个煮鸡蛋，开始了我们的午餐。父亲没有吃糖饼和鸡蛋，我怎么让他吃，他只是说一句：“你吃吧，吃饱饱的，”在另一个挎包里掏出一块苞米面饼子，一个咸菜疙瘩，大口大口地啃起来，不时地喝一口用空罐头盒子在家里灌满的白开水。
“天头还早，吃饱了在这睡一小会儿再赶路，”父亲把驴背的行李搬下来，让我睡下，便牵着毛驴到小河边去饮水。毛驴吃饱喝足后，也趴在了地下。父亲坐在我和毛驴身边，又“吧嗒、吧嗒”地抽起旱烟袋。大约过了一个时辰，我醒了，父亲让我到小河边洗了一把脸，又把我抱上毛驴后背，开始向县城走去。
县立完中在县城的近郊，这条路正好通到这所学校大门。快到学校大门口了，一幅横挂在学校大门“欢迎新同学入校”的大幅标语映入我的眼帘，大门内外人流熙熙攘攘。
父亲把毛驴拴在门外不远处的一个小树上，他看着毛驴，叮嘱我拿出录取通知书，按照通知书上写的班级，找大学生打听在哪办手续，父亲约好在小树旁等我。我按照通知书的说明打听到一年八班的报到地点，填写完报到手续，交了伙学费、伙食费和粮票后，便回到父亲这里，告诉父亲把手续办好了。
父亲拉着毛驴，随着我穿过人群去找我们的宿舍。骑着毛驴上中学，在报到的同学中可能我是第一个，他们都用好奇的眼光看着我们爷俩。
到了宿舍门口，父亲把行李、包裹物品等搬了下来，几个先报到的大同学虽然不熟悉，看见我们爷俩这么艰难，都纷纷上前帮助搬东西，有的还围着毛驴转，感到好玩。父亲进宿舍看了看铺好的被褥，说了句：“我走了”，便出门拉着毛驴向校门外走去。
我急忙追了出去，依依不舍地拉着父亲那双瘦弱又长满老茧的手，久久不愿松开。
“好好念，等放寒假爹来接你。”父亲那双凹陷、深邃的眼窝有些湿润，急忙扭过身去，沿着来路头也不回地走了。
望着父亲那步履蹒跚、渐渐远去的背影，我的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
父亲已经走远了，我仍然站在那里，向着父亲远去的方向一动不动，父亲那句简短而质朴的话语又在我的耳边萦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