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他出现在她面前的时候，彼此的好感是强烈的。他性格里有一种温情的东西在，温文尔雅的样子似乎能包容一切，而这恰是她过去没有得到过的。随着交往加深，她觉得他是一个可以信赖的人，内心的爱欲一下子被激起，两个人很快就结合在一起了。
她的儿子老鬼，在《母亲杨沫》里写道：“杨沫很感激他。”
这里的“他”，指的是国学大师张中行——因为杨沫，我才记住了他。虽然后来他们各奔东西，有人指责张对杨不负责任，但张一直不作辩白。再后来，我看到张通过亲身感受，将婚姻分为四等：可意，可过，可忍，不可忍。他说，婚姻是花朵，但并不是所有的花朵都好看。可意的婚姻少，是天上的花朵：可过的婚姻不多，是地上的花朵；可忍的婚姻最多，是尘埃里的花朵；不可忍的婚姻亦多，是地狱里的花朵。
从相关的资料来看，杨沫是个很敏感的女人，热情，好胜，喜欢读文学作品，对芥川龙之介小说的忧郁气氛颇感兴趣。她这种敏锐而泼辣的气质，电光般地打动了张中行。新式的性情，毫无伪态的爱，在那时都是少见的。他正在读西方的书，神往于个性主义的世界。杨沫身上，没有旧式女子的气息，和他的内心是契合的。最初的相处，他们爱意深深。
在他们自己看来，平静的读书生活和两个人恩爱的世界，是非常大的满足。但情况的变化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据她的回忆文字介绍，思想发生变化是在1933年的除夕，她到妹妹白杨的住所，认识了几个激进的左翼青年。他们有的是北平的左联成员，有的是报刊编辑。这几个青年活泼、有趣，给她的印象是深厚的，让她不仅知道了人还可以这样地存活，更让她知道了一些新的名词和著作。
像一粒星火，突然落入干柴里，她的精神被世界烧起来了。此后她对那些左翼作品如饥似渴地阅览，连马克思的著作也开始关注了。苦难感深切的人，倘有敏锐的眼睛和救赎世间的冲动，是很容易走向左翼的。那次除夕的聚会，让她感到一种强烈的召唤：自己不能这样生活啊，世界还有另外一种生活啊。
妻子人生观的变化，张中行不久后就发现了。对杨沫的阅读兴趣他不以为然，以为那些书籍只不过是流行的口号和教条而已，煽情的理论不能解决灵魂的问题。他觉得杨沫还小，没有受过学术训练，容易盲从，便劝她不要轻信。
老鬼描述过这样的场面：
母亲没事的时候，就看各种革命书籍。一次，她因看书，忘了做饭。张中行回来吃午饭，见她还专心看书，不司妇职，他生气地说：“你这么喜欢马克思的书，喜欢无产阶级，为什么不下煤窑去劳作呀，为什么还穿资产阶级的皮大衣呀？”
可以想象，他们彼此思想的矛盾之大。杨沫对张中行的观点也不以为然，相信进步书本里的理论是对的，而张中行所喜欢的那些书，没有一点意义。许多年后，当她写下那本《青春之歌》时，曾描述过两人的隔膜。她借着文学之笔，将当年的心理斗争形象地描摹出来。甚至直到晚年，她对张中行那时的选择还有微词。
回到张所谓的婚姻“四可”：
“可意”，就是称心如意。相貌、人品、职业、家庭，以及学历、才气、性格、爱好都“可意”。这样的“十全十美”，并不太好遇。再说，你对人家“可意”，人家未必对你“可意”。任何事情都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谈恋爱的时候，双方都觉得“可意”，但过了一段日子之后，有一方就可能觉得“不可意”了。所以，婚前“可意”、婚后也一直“可意”的婚姻，实际生活中并不多见。
“可过”，就是虽不十分满意，但可以把日子过下去。张中行评价自己的婚姻，就属于“可过”这一级。张中行幼年时由家庭包办在农村订婚，17岁正式结婚。他在北大读书时，与比自己小5岁的杨沫同居，生下一女儿。最终二人分手，张中行又回到前妻身边。
杨沫创作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轰动一时，有人认为张中行就是小说中余永泽的原型。张中行认为这只是小说，所以未加申辩。此后，张中行与他并不“可意”的发妻共同生活了几十年，其诗中尚有“添衣问老妻”之句。这种婚姻状态，在现实生活中也最为普遍。虽有一些“不可意”，但日子却过得有滋有味。
“可忍”，就是很不满意，但仍处于能够忍受的程度。之所以要忍，是基于以下几种原因：一是另一半的错误，尚有回旋和改正的余地；二是为了孩子和老人，不得不保持家庭的完整；三是如果“不忍”，自己找不到更好的出路。
“不可忍”，就是感情已经彻底破裂，日子没法过了，在一起就是一种煎熬，只有分开才能解脱。
婚姻是鞋，合不合脚，只有自己知道。在张中行眼里，他的婚姻属于哪种花朵，只有他自己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