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地球上活了70年，我没有到过一个不以钱挂帅的地方。有趣的是，人们怎样讲是一回事，怎样做是另一回事，讲一套做一套是也。前者是讲钱，后者是为钱，相差可以很大，而论及以钱挂帅，应该是指做而不是指讲。
比方说，美国人很少讲钱。我在那里生活了25年，很少听到美国朋友互相问及收入多少。他们不讲这个，就是房子卖了多少钱也很少谈及。美国的文化是，讲钱不礼貌。然而，与美国朋友到餐馆进膳，餐后大家分摊账单，一分钱也算得分明。不是讲，是行为，为也。这种行为我始终不习惯。也是在美国，子女读大学要向父母借钱，是惯例，我也始终看不惯。
相比之下，我们炎黄子孙要慷慨得多了。过年过节，内地的朋友在送礼上有点发神经，为此我写过月饼盒的故事。新春大吉，给孩子们的红包，动不动是百元钞票;餐馆膳后，互相抢着付钱，几乎大打出手。这是另一种文化。
中国人虽然在行为上不见得格外重视金钱，但我们喜欢讲。从收入比例看，香港的朋友就不及内地的朋友慷慨，而说到讲钱，内地的朋友又一马当先。
为什么内地的朋友较为喜欢讲钱呢？有两个原因。其一是，朋友间不讲钱，其他可讲的题材不多。打开内地与香港的新闻报道比较一下，不难发现，内地的报道远不及香港那样热闹，不及香港那样有争议性。这方面我并非是以香港为上：香港的报道往往多有不实，大肆渲染，争相卖纸，唯恐天下不乱似的。曾经有个“魔鬼警察”的新闻就是个例子。香港的朋友喜欢讲这桩案件，究其原因，是他们没有一个人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媒体说得有声有色，但每家的说法又各有不同。
炎黄子孙的文化背景相若，香港有那么多的热闹题材可以讲，口水就会有那么多，钱于是就讲得少了。到了内地却反过来，如不讲钱，其他题材又觉得不够过瘾。
其二，内地朋友喜欢讲钱，亦是竞争产出的需要。是的，到处问价，论收入、说盈亏，看似“老土兼俗气”，兼有降低信息费用之效。我没有见过产出与市场的竞争有比目前的中国来得更激烈的地方，而这激烈竞争是经济发展快的主要原因。几次提及，内地各地区之间的激烈竞争史无前例，而数之不尽的行业，成行成市的热闹，用粤语说，简直“打崩头”。不是明察就是暗访，要生存，你就要知道行内及行外的各种价格与成本。不是说西方的市场不需要知道，而是说，竞争愈激烈，愈要知道得多，要算得比较详尽。
另一方面，文化有别。在西方，市场的工资或成本信息一般是半秘密性的，暗访多于明察。在中国呢？人们一般是懒得暗访，喜欢明察，说不说由你，是否说谎有待考证，但开口相问是家常便饭。这样，讲钱就成为一种风气、一种习惯了。
在经济学者中，我是讲钱讲得最多的。因为研究的需要，深信不知世事便不能解释世事。于是，数十年来在街头巷尾跑，到处问价、问成本，到处讲钱。不雅的行为有代价，但回报高得很：对市场现象的解释，自问没有谁可以跟我比一手。
（余长生摘自中信出版社《多情应笑我·五常散文选》一书，邝 飚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