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三十二年，皇上高烧不退，宫里各色人等彻夜不眠，太子开始监国。恰巧几个欧洲耶稣会传教士溜达到了北京，向宫里人一打听，嘿，这症状好像是疟疾啊，给点儿奎宁不就能好了嘛！
这传教士笔记中的“奎宁”，可不是后来我们熟悉的、西医常用的片剂。“奎宁”本身据说是秘鲁语中“树皮”的意思。17世纪初期，西方人从南美洲印第安人那里学会了用金鸡纳树皮治疗疟疾的本事，随即一发不可收拾，甚至垄断了南美洲金鸡纳树皮的生产。
于是传教士们捧着树皮进皇宫了。
每次只要想想清末朝廷闭关锁国后，满朝文武没几个搞得清啥是“英吉利”啥是“法兰西”的局面，就会觉得康熙年间皇室与耶稣会传教士的这种亲密关系很奇妙了。皇帝端坐在宫廷中，能了解人类文明所有的精华，对几何、天文、地理乃至人体解剖学都有研究。为什么接下来这个国家的走向却会是故步自封，一路落后呢？
在康熙三十二年那个皇帝深为疟疾所困的夜晚，西方文明再一次发挥了它的“神效”。宫里先是找来另外三个发烧的病人，按传教士说的，把树皮研磨成粉，混着酒给他们服下。三个人全都康复了。
但这事儿还没完。太子闻知此事，把那些想着用西药的“冒失轻率”的大臣骂了一通：要是有什么其他看不出来的害处怎么办？于是，高层人士为政治责任纠结了起来。根据传教士的笔记，有四个大臣最后豁出去，为了向太子证明没啥好怕的，以身试药。晚上6点多钟，太子亲手调了药，大臣们喝下就睡觉去了，只有皇帝在病痛折磨中又过了一天。
到第二天凌晨3点，一夜没睡好的康熙打听了一下，那几个大臣还睡得好好的呢！于是他直接就把药吃了。天一亮，病就好了，皇帝还在等再次发烧，等来等去没等到第二次。
“整个皇宫都陷入了巨大的喜悦之中。”传教士得意地记载道。
那一刻，传教士看到了东西方文明交汇的曙光了吗？
西方科技昌明，皇帝对此想必最有切身体会。既然如此了解，那么让他接受上帝，也是指日可待之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