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 天
1966年夏天,与以往不一样。一天,吃完晚饭,街坊邻居都在门口铺上席子聊天。西天是晚霞,对门老李家的指着坡下说:“那不是你家老四吗?”四姐穿军衣,扎袖标,腰间还系着武装带,短发齐耳,都认不出来了。
父亲问她:“你的大辫儿呢?”四姐说:“剪了。”
四姐是第一批红卫兵,马上要去北京。
二哥回来,没有红袖标,也要去北京。
四姐十七岁,马上初三毕业。二哥十四岁,过了秋天上初二。
没有几天,母亲下班,我们发现她那个很厚的发髻也给剪了。
父亲说:“都这么大岁数了,还嘚瑟个甚。”
母亲说:“都剪,你不剪,行吗?”
父亲问:“那个银簪子呢?”
母亲说:“给扔了,谁还兴那个。”
第二天父亲去找,在一堆标语里把银簪子扒拉出来了。
后来父母不在了,三姐把这银簪子传给了我妻子。不值什么钱,却是我现在唯一可以触摸到的父母的物件。我也渐老,才认识到,我们都比不上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