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读书人颇有“自许”的雅好，但也有“不敢当”的传统。“不敢当”非不敢担当，多是自谦之意。启功先生曾听刘盼遂谈过，王国维对学生所提问题或研究结果，常用三个字为答：“弗晓得”，“弗的确”，“不见得”。这就是“不敢当”的典范。启先生感慨道：“我现在几乎可以说：凡有时肯说或敢说自己有‘不清楚’、‘没懂得’、‘待研究’的人，必定是一位真正的伟大鉴定家。”
晚清名臣张之洞一生勤于政务，无片刻闲暇，在他幕下九年的陈衍曾说他“奏议告教不假手他人，月脱稿数万言。其要者往往闭门谢客，终夜不寝，数易稿，而后成书札。有发行数百里追还易数字者”。某次，曾居张之洞幕十余年的高友棠进京来见，张问他：“外间对余有何议论?”高曰：“人皆谓岑西林(春煊)不学无术，袁项城(世凯)不学有术，老师则有学无术。”之洞笑曰：“项城不但有术，且多术矣;予则不但无术，且不能自谓有学。”实在是谦虚啦。
1924年，印度文豪泰戈尔访问中国，由新诗人徐志摩等陪伴游杭州，并在西湖之畔的净慈寺拜晤了陈三立。两位老诗人通过徐志摩的翻译，各道仰慕之情。泰戈尔以印度诗坛祭酒的身份，赠给陈三立一部自己的诗集，并希望陈三立也同样以中国诗坛盟主的身份，回赠他一部诗集。陈说：“您是世界闻名的大诗人，是足以代表贵国家诗坛的。我则不敢以中国诗人代表自居。”汪辟疆撰《光宣诗坛点将录》，曾将散原老人列为“诗坛都头领”之“天魁星及时雨宋江”，从时人评价来看，这个代表他还是当得的，因此也算是“谦虚啦”。
在中华文化里，“不敢当”是一种教养，谦谦君子，身份的表征。出身旧家族、接受美式“人文教育”、倡导“文化保守主义”的吴宓(号雨僧)先生，是一位“不敢当”的代表。西南联大时，吴宓以讲《红楼梦》闻名，甚至有学生赠他一个“妙玉”的绰号，他含笑回答：“不敢当，不敢当，不敢当。”刘文典在西南联大任教，吴宓常去听讲，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刘文典乃谔谔之士，讲课时闭着眼睛，讲到得意之处，便张开双目，向后排望去，寻着吴宓，问：“雨僧兄以为何如?”吴宓照例起立，恭恭敬敬，一边点头一边说：“高见甚是，高见甚是。”钱锺书上大学时曾口出狂言，说清华大学没人能教得了他：“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此话传入吴宓耳中，吴淡淡地说：“Mr. Qian的狂，并非孔雀亮屏般的个体炫耀，只是文人骨子里的一种高尚的傲慢，这没啥。”
“不敢当”的吴宓也并非自谦到一点脾气没有。发不发脾气，端看其守护的“核心价值”是否受到了侵犯。某年，西南联大新校舍对面有一家湖南人开的馆子，名曰“潇湘馆”。吴宓见后大怒，认为这分明是唐突了林妹妹，兹事体大!非但砸了那家店的碗碟，还勒令其改名。岂知湖南人也是牛脾气，坚持不改。双方争执不下，后来由中间人出面调解，将“潇湘馆”改作“潇湘”了事。
当然也有真“不敢当”者，不仅仅是自谦，“眼前有景道不得”还因为“崔灏题诗在上头”。王国维自沉，梁任公病殁，赵元任又寓居异域，避居西南联大后，当年名震一时的清华国学院四导师就剩下了陈寅恪一个人，因此被刘文典誉为“国粹”。当时，沈从文也在联大中文系讲授语体文习作，但新文学并不受人重视。当沈被联大提升为教授时，刘文典勃然大怒：“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钱，朱自清该拿四块钱。可我不会给沈从文四毛钱!他要是教授，那我是什么?”联大文学院院长冯友兰也已是位大哲学家，在清华也称得上是上乘人物。但每回上《中国哲学史》课时，冯总是恭敬地跟着陈寅恪从教员休息室里出来，一边走一边听陈讲话，直至教室门口，才打个大躬，然后分开，谦恭若此。
后来，随着中华文化的现代转型，以及革命的需要，开始倡言“敢为天下先”，“泰山石敢当”，“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不敢当”日益变得反动、守旧、不合时宜。“敢为天下先”没什么错，但过犹不及，没有“不敢当”的谦虚谨慎，如履薄冰，难免浮躁浇薄，直至荒诞离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