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奥斯卡大热的电影《模仿游戏》改编自安德鲁·霍奇斯所写的《艾伦·图灵传：如谜的解谜者》，一个数学家为另一个数学家所写的传记，两个人都是天才，两个人都是同性恋者。
看完电影之后好几天我没法从那种说不清是生理还是心理的不适中走出来，《模仿游戏》的片尾字幕上清清楚楚写着图灵对人类的贡献：“历史学家认为，英格玛密码的破解使二战至少缩短了两年，拯救了1400万人的生命。”但在战后不到十年，仅仅因为是同性恋者，图灵就被指控犯有“明显的猥亵和性颠倒行为”罪，而被迫接受化学阉割治疗，最后在屈辱和挫败中吞下浸透氰化物的毒苹果（由于苹果没有被化验，这一点事后没能完全确认），年仅41岁。
在拥有大屠杀、大清洗和大饥荒的20世纪，图灵的死很难在残酷与残酷的竞争中脱颖而出。有什么大不了的呢？没有进毒气室洗澡，没有当众被斩首脑袋咕噜落地，没有吃过观音土饿成一张皮。不过是被注射了雌性激素，不过是影响了思考，长出了乳房。没有人要图灵死，但他只能一死。这个故事带给我最大的痛苦在于，它发生于20世纪后半叶的英国，一个我以为早已经进入文明时代的国家，一个一百年前约翰·密尔就写出《论自由》的国家。自1885年英国刑法修正案将男性间性行为定义为犯罪，至1967年，大约有4.9万名同性恋者依照英国法律被判有罪。这份冗长的名单中包括王尔德，他入狱两年，出狱当晚便前往法国，从此再没有回到故土。他的情人道格拉斯写过一首诗，名为《赞美羞耻》：“……我是羞耻，与爱同行……”
图灵喜欢王尔德。在二战中的一封信里，他引用了王尔德的诗：“人必毁灭他之所爱……懦夫献上轻轻一吻，勇者挥出锋利的剑！”图灵的剑就是如此，他以死亡换取尊严，在死亡中他表达了自己真正的内心：一个彻底的个人主义者。谁能说他不是一个勇敢的人？在众生昏迷了几十年后，一直到2009年英国首相布朗才对图灵案发表致歉声明，说“我们错了”。2013年，伊丽莎白女王为图灵赦免，以此对他前所未有的贡献表达敬意。
但这又怎样？图灵不见得需要来自权力的傲慢歉意。逮捕他的警察后来说过：“他是一个真正的异端……他真的相信他的行为无罪。”在被审讯的时候，图灵认真地向警察们指出，英国皇家委员会理应“将它（同性恋）合法化”，在给弟弟的信里，他也提到自己将要进行无罪辩护。在法庭上，和他一起在二战中为破解德军密码立下汗马功劳的休·亚历山大说，希望法庭释放图灵，因为他是英国国宝级科学家，曾获得大英帝国勋章。但我不认为图灵会喜欢这样的辩护，就像安德鲁·霍奇斯在图灵一百周年诞辰时所写的纪念文章中所言：“必须成为一个伟大的人，才能被赦免身为同性恋者的罪孽吗？如果是这样，那多伟大才够资格？”我想图灵会说，我的无罪基于我理应无罪，而不是基于我的伟大。何况在当时，没有多少英国人意识到他们失去了一个怎样伟大的人，对他案件的报道远远多于对他死亡的关注，因为人们关心他人的私生活多过关心他人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