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前门大街改造、大栅栏更新计划之后，前门这一具有独特历史、地理、文化及商业意蕴的北京老城区核心地带“都更”的车轮开始碾向与上述片区相邻的前门东区。如何以最小的代价换取区域的复兴，同时最大限度地兼顾旧城的肌理和文脉？如何平衡经济发展、民生保障与环境需求间的关系？2014年末在天安时间当代艺术中心玉河新址举办的“城南计划——前门东区2014”展及同期在北京建筑规划馆举行的相关论坛试图给出自己的答案。
这一被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周榕称为“可能是近年来北京非常重要的一次展览，也是重要的论坛”的活动由北京天街集团，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天安时间当代艺术中心联合主办。一向相信“艺术、设计与跨界协作是改变社会的另一种强大力量”的“天安时间”艺术总监翁菱以项目联合发起人的身份解释道，想象理想的旧城重生首先要建立在贯通不同学科的思考与实践的基础之上，这是为什么展览和论坛不仅有像朱小地、刘家琨、孟岩、胡如珊、马岩松、隈研吾、Winy Maas、Terence Riley、史建这样在建筑界具代表性的建筑师、学者专门就前门东区的旧城重生乃至“北京的新生”论述自己的研究心得和方案，而且还有类似徐晋涛、陈嘉映、沈伟、翁菱、Murry Moss、David Chu、Nicolai Peiterson这样专注于城市发展、哲学、艺术、设计、生活方式等多个领域的专家学者也共同参与讨论，“描摹”各自内心深处的“那一个北京”的重要原因。
尽管周榕认为，真正美好的城市，不可能通过单一的手段规划出来。“尤其是传统城市、旧城，更是不可规划的。”但他仍然认为这一论坛所涉及的话题十分重要——“这个话题实际上是贯穿北京过去百年的一个主题，即这个具有非常悠久历史的城市，如何走向现代化，如何在现代化的语境中，很好地适应、生存、发展。这是百年的话题，非常沉重，也极为重要。”
有“正阳门”别称的前门，位居明清北京城内城九门之首。前门外，早已成为老北京建筑文化、商贾文化、梨园文化、会馆文化、民俗文化叠加的汇集之地。前门东区或鲜鱼口，明代唤正东坊，承载泄洪、漕运之责，长巷（一至五条）与草场（一至十条）诸胡同多南北向而曲折，潜隐区域曾经的自规划密码貌不惊人却肌理独异。历经了600年的风雨沧桑，如今的前门东区却成为都市核心的衰落区域，其残旧的街巷院落与周边现代化的城区景观形成了剧烈反差。
“前门东区的四合院并非典型，原物保护的意义不太明显，但也恰恰由于这个原因，一种新的保护、延续传统文化的方式更有被研究探索的可能。在过去的城市改造中，大规划垄断了城市发展的方向和不同的城市区域多元生长的可能。我们谈的‘城南计划’不是规划，它是各个领域的专家、意见领袖坐在一起，进行的不同于传统自上而下、宏大叙事式城市规划的一次讨论。以‘设计’的方式替代规划营造城市，融入文化、艺术、科技等更多的元素，才能让城市自觉、智慧地进化，并找到城市自己的身份特质。城南计划，或者可以说是微城市的一种探索。”周榕如此表示。
在翁菱看来，在经过了社会迅猛变迁及几十年都市化进程后的今天、在中国的心脏位置天安门广场的东南角，前门东区这片棚户丛生的历史胡同片区渐被遗忘、命息微弱。将她重新拉回人们的视野，续其命脉、予其新生，是每一个关注中国未来发展与旧城重生命题人士的共识。当然，“旧城重生，尤其是前门东区的都市更新计划注定是一个非常艰巨、困难、敏感的话题，但无疑也是一项值得大家通力协作的浪漫而伟大的事业。”这次对城南展开的“深入、严谨、浪漫、有想象力的”思考，其出发点正是希望通过这种跨界的、充满人文关怀的综合讨论，“让被遗忘的旧城，重焕新生；让北京这座城市的历史与未来，光荣与期待，在此相聚”，进而探索全球化大背景下城市问题的演变趋势与应对城市问题的新方法、新途径，探究未来理想生活的可能性。
“院落肌理”与“民有化”
“与参展建筑师团队针对前门东区的现状做未来更新策略的畅想不同，我们的工作是把这一区域今天的现实情况做一个逐户的、彻底的了解，然后从现实的状态往回逆，试图从目前的状态，一直回逆到清朝、明朝，以找出前门东区院落肌理的演化规律。”以独立研究机构有方空间合伙人的新身份亮相的建筑评论家史建这次和他的团队整整花了四个月时间，由今天的鲜鱼口到明代的正东坊进行了一番“逆向空间梳理”，试图找到北京旧城保护/更新的深层空间策略。他们调研了前门东区现存的31条胡同600余院落，通过把当下现状与1750年的史料叠加，发现“院落肌理”实际上是所谓老北京风貌的密码。
“现在提倡旧城保护往往是保护胡同肌理和建筑风貌。可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大量的胡同肌理和建筑风貌都保护得很完整的旧城，但是你感觉不是‘老北京’了。问题出在什么地方？我们试图通过院落肌理的研究来寻找问题的根源。近代以来，院落肌理走向越来越无序地扩张，更新过程中会把原来的八个院子、五个院子变成一个院子。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你保护了胡同肌理，保护了传统的建筑风貌，但旧城仍然是不在了。”
胡同的生机到底是在什么地方？史建认为，“它可能不是表象上的，过去太过强调胡同的肌理和建筑的风貌了……这次我们从最微观的地方入手，通过大门、入口，分析每一个院落的关系。而院落肌理，过去从来没有被拿出来做一个独立的研究。”
周榕把史建团队倾力梳理院落肌理的研究过程称之为“试图从历史脉络中，找到前门东区这一片城市环境里的历史基因”，与之相呼应的是，“城南计划——前门东区2014”联合主办方、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艺术中心创始人朱小地提出的“民有化”概念。
在北京生活多年，又从事城市建筑方面工作的经历，让朱小地对北京旧城有着更深入的理解。他认为旧城保护应该从历史街区实体保护转向“文化整体保护”：“就是把当地的老百姓留下，让他和他的房子能够形成一个整体。”他质疑政府到底有多大的能力来代替城市市民的生活，“只要把权利给他，他的积极性一定会被调动起来。这才是一个社会发展繁荣的结果。”
在这样的思路下，朱小地提出，政府要转变角色成为公共资源的提供者。“怎么提供呢？就是要开发地下空间。地下的开发要和地上的保护结合在一起，提升这块地的整体价值，由此激起原住民的保护意识，使原住民和政府合作，进而实现我们的目标。地上的部分我们争取能够做到的是街巷空间的保护、院落的保护、传统建筑风貌的保护。”他强调，旧城的保护，“一定要维护它的步行系统，借助地下空间开设城市公共资源。你不能把机动车引入进来，机动车引入地下以后，还要回到这个入口，再进入步行系统。不管是谁，大家都走这样的路，都在一个空间里面，这样才形成一个社会和谐发展的局面。”
这并不意味着建筑师无所作为。“把中国的传统建筑研究归结到单体的建筑上是一件悲哀的事，这只是传统建筑研究的一种形式归纳和结果。中国建筑源远流长、变化万千。所谓变化万千，是说中国地大物博，各个地区都有自己的文化、建筑风貌，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形式的东西。现在我们把这样一个复杂的情况变成了一个形式的教条。而建筑师在对待传统问题上的态度是把这些制式奉为经典，成为这种形式的奴隶，使得中国传统建筑走向现代的可能性几乎被扼杀。”朱小地由此得出结论，没有一个传统北京四合院是在这种形式模型下被建起来的。“它一定是根据场地的环境、主人的条件，因地制宜地形成这么一个环境。当我们把这些图片上曾真实存在的建筑重新建构起来，只能建成一个城市背景或者说布景而已，它并不能真正涵盖一个文化的内容。”
清理－挖掘－移植
出生于高雄、12岁随家人移民美国，如今定居上海的如恩设计研究室（Neri&Hu）共同创始人胡如珊有着对历史遗迹改造的独特经验和思路：从外滩三号的改造开始，无论是老码头的水舍精品酒店，还 是田子坊家宅，抑或是位于江宁路的“设计共和”家具旗舰店……，都让人眼前一亮。怀旧并不是“如恩”在旧房改造时的初心，在她看来，“再生”比“生”重要，要通过做一些适当的改变，重新赋予老建筑新的生命。
比如水舍项目，“政府本意是要拆掉的。业主想要建 造一个精品酒店，他们希望来的客人能感受到上海独有的空间、气氛，我们觉得要是不把这个老楼留下，很难营造出那种气氛。所以在做室内设计的时候有很多空间的关系和感觉，我们是借用上海弄堂的层次关系、通透性，还有穿插的感觉来做室内。”
胡如珊认为，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北京。“林徽因说过，爱一个城市是因为城市里住着某个喜欢的人。我身边很好的朋友，他们恰巧都住在北京，所以我觉得北京最可爱的正是人吧！”至于前门东区改造，“最重要的是探讨不同的可能、寻找不同的方式，保留一些东西”，而“说到保留历史，在上海，可以看到有外滩的保留方式，新天地的保留方式，弄堂的保留方式，每个方式都不同，带给我们的结果，也有巨大差异。”她进一步论述道，需要厘清有哪些价值使它值得保留？“是政府认为它有历史价值所以需要保留？有没有一些可能对我们来说是不值得保留的历史古迹？保留下来的意义是什么？”
针对前门东区，“我们不希望对场地上残存的胡同大做文章，进而虚构出一些并不存在的记忆；也不愿假装眼前是一片空地，于是借建筑之名胡作非为。”如恩名为“GROUNDx3”的解决方案探讨了三种层次的保留方式，“一个是地面，一个是地下，再一个是地上，三个层次结合起来，做一些不同空间上的考虑和探讨。”
“我们决定尊重当下……尝试着在三个不同的层次中设置公共空间，以揭示场地上多样的现实。采用清理、挖掘和移植等考古学的方法，引导公众进入这一领域内部，站在一个新的视角目睹和体验它每时每刻的运转和演化。
清理——我们接受基地已经残破的现实，并且顺势利用这些缺口作为公共空间向城市开放，将胡同正在消失的见证转变为有利于民的设施。
挖掘——基于现有人防工事构成的地下网络，我们在一些空地上挖出下沉的庭院或广场，将原本是住宅室内的空间翻转对外，同时连接了地面和已被遗忘的地下空间。
移植——就像在屋顶违章搭建的‘鸽子棚’一样，我们也在基地现有的建筑顶上放置了一些平台 和走道，将已经支离破碎的肌理重新组织在一 起。”
威尼斯的“悲歌”
胡 如珊反对的是类似威尼斯这样的“活在博物馆”，这点上，来自纽约的策展人、建筑师Terence Riley尤有同感。“20世纪初，兴起保护威尼斯古建的诉求，由此展开了大规模的修复、重建工作。重建本身是非常成功的。如果你去过威尼斯，你会发现那里几乎保持了一个世纪前的风貌。可在那又发生了什么变化呢？威尼斯曾有人口约18万，现在只有6万人常居此地，人口减少了2/3，而且平均年龄达到65岁。更奇怪的是，除了常驻人口外，每天还有5万人都是游客。现在看来，威尼斯在重建中犯下了不可挽回的错误。她依然是一座美丽的城市，建筑风貌被完整地保存下来，远离当代建筑的介入。但她再也不是当初那个人们安居的城市了。不再以旅游业为重或许是这座城市应该做的。对中国、对北京而言，这是一个教训。保护区域的生活形态与生活方式才是保护之本。”
这位曾经担任过长达13年的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建筑和策划部策展人和迈阿密美术馆馆长的学者型建筑师在某个“天气不错”的早上，骑着自行车“上胡同里转了转”。他发现每一条胡同，不管多小，因为建筑较矮，“都有一边可以享受到日照，太阳下晾晒着衣服；如果你凑到门前，甚至能闻到菜香！人们用不着提高嗓门就能在路边轻松地聊天。没有什么车辆，小狗在路边睡得香甜。”心情大好的Riley因此认为，毋庸置疑的，“大家有一点共识，就是需要给予这片区域一定程度的保留。保护古老的建筑非常重要，但我希望可以留下更多的东西，菜汤的香气、路边睡觉的小狗、安静的邻里对话。要把建筑作为一整个社区进行持续性的、功能性的保护，为阳光、宁静留下更多的空间。”
在Riley眼里，威尼斯就是一个在旧城保护上只注意保护空间、肌理和物质环境，却忽视生活上的保存的非常典型的反面案例。Riley 说，旧城改建没有唯一的模式。“最重要的一点在于我们应该持有一种审慎的历史观，我们不应该被历史所奴役。一件事物年代久远并不足以构成它值得被保护的独特性。所谓审慎，就是要求我们学会辨别什么是相对重要的、什么是相对不重要的，如此我们的城市才有可能融入当下的发展。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伦敦和巴黎成为国都时，罗马城几乎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直到Richard Meier在这座历史古城建造起一座现代建筑Ara Pacis。只有审慎地面对历史、审慎地做出选择，历史与现代才有融合的可能。”
作为K/R（基楠莱利事务所）中的“R”，Riley提出的鲜鱼口项目提案是一个线性的城中城，“目的在于两个层次，其一，强化并刺激城市历史的南北轴线；其二，通过聚集整合相邻社区的当前功能和需求来重新界定胡同边界，并提倡通过以最小化的侵介，最大化恢复胡同肌理与文化本身。”
在这个方案里，长度约为1.5公里的鲜鱼口基地将贯穿于周线中并串联成一条紧凑连贯且适宜步行的城市长廊。“这条城市长廊以构筑景观的形式穿过基地，界于前门东侧路与鲜鱼口胡同街区，拟营造出承北启南的城市公共空间。将现代城市功能和社会服务设施融入景观，是把胡同生活过渡为当代城市生活的一种解读。此外，恢复历史水路和步道则为了强化胡同和线型城市长廊的有机关系。
城市住宅、公共空间与服务设施的引入是以最小化改变现有建筑形态为宗旨，保留鲜鱼口地区生活文化现状。通过文化项目和相关联、可延展的景观将胡同与现代都市化北京合为一体。提案接受并呼吁保存胡同完整性，鼓励未来更新，从而使胡同功能继续作用于邻里。”
南城小院的当代生活
“北京一直是比较纠结的城市，一方面要保护传统的机理和风貌；一方面又有大型的现代建筑，永远在纠结中博弈。”
都市实践合伙人孟岩在仔细检视了前门东区的现状后做了富有想象力的畅想：“我们把南城的标准小四合院，放在玉河展场的正中间。你就知道玉河的院子有多大，南城的院子有多小，所以这个方案叫‘院中之院’。很多（南城）的院子小到只有5米的面宽，10多米的径深，跟我们脑子里想的标准四合院非常不一样，是非标准的歪院、散院、杂院。与此同时院落的种类非常丰富，我认为这里面蕴载着巨大的当代生活的潜力。”
他提醒大家注意，“我们面对的南城，有着更加细碎的城市肌理，非常的小，这种小而灵活的院落格局带来城市的多样性，这也是为什么我赞成保持院落机理的原因。在保持每一个院落本身大小的情况下进行更新，可能得到的城市肌理是一个非常不同的结构。”
孟岩设想的改造办法有两种。“一种是保持、恢复原有的一家一户、独门独院的模式，经过改造后的街道往往不是很有生机；另外一种是在杂院的基础上改造。因为院子小，人多，有些活动可以溢出到街面上，因为每一家的房子都非常小，所以人们不得不利用城市的资源来弥补私人空间的不足。南城的小院类型，不一定全都适合传统的封闭式居住，有更多的可能性。如果做一个光谱图，全面的保护是一端、全面的更新是另一端，这中间我们设想了八种可能性：外观、内部保持不动；外观小动、内部大动；外观大动、内部大动……等等。我们这次想解决普遍性的问题，怎么保持最低的及格线。我认为太多的建筑师关注特殊的问题，比如怎么把一个院落做的有趣味。我们的建议是政府、开发商、建筑师一起，研究一个游戏规则，无论是谁来都得按规则来。”
在 孟岩看来，很多时候我们会禁锢于标准四合院的做法，没有标准四合院的时候，每一个院落都 不同的时候，其实会有不同的策略。他特别强调，希望四合院能成为“重建人和居住地之间情感 的联系纽带，希望在改造的过程中，能够达到 空间与社会的同步重构，最终达到共赢的局面。”
“城市的‘主题公园化’是一场悲剧，千篇一律的城市建设使得城市生活日趋单一，新住民仅居住在城中却很少参与城市生活。将这种生活方式强行套用在四合院上，征用四合院拥有的空间资源，会发现很难引入有效群体来建设丰富城市生活。城南是北京最有希望打破这一困境的区域，非典型的四合院拥有的特定的、多元的生活方式下，能够给我们带来更有希望的多样化的未来。”
全世界最棒的胡同区
“目前，这 里还不算是一个有趣丰富的胡同区域，但 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开始。我们需要从历史的 角度，看看应该如何保护它。”荷兰MVRDV建筑事务所合伙人Winy maas的想法大胆而超前：“我们是不是可以提供更多的个性、还有更多的 表现空间”，通过1700多个不同想法、不同项目的叠加融合，Winy意图“形成全世界最好的胡同区”。
Winy Maas设计的汉诺威世博会荷兰馆，令很多人记忆犹新，这次他被前门东区这块“这么靠近中国的中心、北京的中心”的“重要区域”深深吸引，虽然很多东西“已经不是原初的样子了，人们在里面进行了局部的改建和施工；经过每家每户各自有趣的门口，你会发现它们来自不同的年代，你会想去发现它们背后隐藏着什么样的故事。”
他认为，从30年代到现在，可以看到前门东区及周围区域的演变，很多区域已经被现代化的高楼所吞噬，而前门东区是一块仅存的未被开垦的地方。我们到底能做什么？他自问自答：“实际上我们看到一些按照原样修复的胡同，但对我来说，它们看上去更像是一个主题公园或者庙会，以仿古建筑替代原始的古老，请问你对此满意吗？”
在他天马行空般的狂想曲“下一个胡同”计划里，试图引入更多元化的居民和投资者，通过区域切割、多功能配置实现保护与发展共生，将前门东区建成一个拥有更高密度、更多个体可支配空间、更多绿色的社区。
“试想我们把胡同民居建筑全部纵向做高，形成这样的街道；或者进行一些弯曲、折叠，形成胡同山；或者往下发掘，形成完全隐秘的空间，如此我们便可在保留有限空间的同时获得更高的密度；或者干脆打造一个绿色公园；或者邀请1700人设计，使整片区域拥有更多可能性。甚至把这些想法叠加在一起。一些人希望保护院落，我们尊重这样的意愿，保护一些院落；另一些人或许想要通过空间展现个性，把部分空间作成玻璃房，或者其它类型，不妨让他们同时在这个区域里呈现。边缘地区该怎么做？可以用来作展示空间，在胡同的边缘，不见得是非常高的建筑，生活在边缘区域的人们可以通过改变这些空间来展示房间的内部。我们可以制造这样的一些街区，一些纯绿植的庭院，做一些水的项目，比如漂浮在水上的房子，或者流水穿过庭院；还有一些连廊、通道可以直接跨过、贯穿这些四合院；或者在四合院里再盖一个房子，在外部做一个‘罩子’。很多人提到停车的问题，可以在房间里、或者房间下面做，或者把房间折叠，把房子掀起来一些照样可以开进去。热爱自然的朋友可以为社区提供自种蔬果，帮助建设社区内的绿色交通系统、净水以及环保能源体系。这将是1700个不同的项目、不同的业主，是1700个‘设计师’、‘建筑师’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最好的集群，可以让我们拥有全世界最棒的胡同！”
飘浮在胡同里的“高塔”
前门东区对自称“老东城”的建筑师马岩松来说，首先不是一个项目的事，它关乎情感。
“我小时候跟奶奶住，他们家在王府井那边，上学回国后，第一次去那儿已经拆了，变成一个停车场，第二次去变成了一个商场，就没有了。小时候那个院子有树、有四季的变化，银杏掉下来可以烤着吃，下雨有蜗牛，童年的记忆很多在那儿。“以前拆老房，现在谈保护老房，拆了老房又建一个假的老房子，把它变成北京的标签，让游客看，没有真实的生活。我觉得应该谈保护的是什么，我们把这个城市保护起来干什么？这个城市如果要保护，就得思考怎么能把社区关系、人的生态、生活保护住。
“这个地区已经拆了很多，不是保护不保护的问题了。还没有拆的，我们建议先保留，以后慢慢想怎么弄，不用现在决定拆还是不拆，让它自我更新，让它慢慢地去变。已经拆了的是个大问题，现在已经盖了一些假古董、或者变成一个豪宅，一个大会所。怎么办？房子可能是新的，但没有人住，没有真实的生活，我觉得其实没有什么意义。如果老城区里的房价能变成3、4万，我相信很多年轻人、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都会住进来，这片社区就会拥有真实的生活。“已经拆了的怎么弄？增加密度！我们做了几个方案。我受的一个启发就是白塔寺地区。其实老北京不仅仅是四合院，还有天坛、北海、白塔寺、钟鼓楼、景山，他们和四合院形成了一个整体的对话。
白塔寺是宗教建筑，现在成为北京的一张重要的名片。我觉得前门东区可以有一些高密度的建筑，让更多人可以住在这些大的建筑里面。我们做了几个新的‘塔’，变成年轻人的小公寓，让它插在四合院的环境里面。这样可以住进来几百户。还做了一些低矮的带院落的房子，一些立体四合院，总之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人可以住在这个区域。”
这位MAD建筑事务所的创始人解释说，“我做这个‘塔’，是想让更多的人住进来，不要全是富人，要混合人群进来。这个问题解决之后，我还想把自然、把精神放进来，精神当然包括个体的生活，还有公共空间。让这里不只是旅游和商业，而是有更多‘真实的生活’。”
马岩松这种“采用局部的高密度，缓解剩余的低密度区域的问题”的解决策略赢得了不少人的认同。不过马岩松觉得，新的房子应该和老城有一个对话，“不是一个必须要破坏另一个的关系”，“我也不认为盖低层房子就是保护老城区。如果没有生活，城市是死的，如果有生活，关键是看它能不能跟老城有一个协调的关系。”
刘家琨的“连环计”
来自成都的家琨建筑设计事务所创始人刘家琨为前门东区提供的是一整套循序渐进的名为“连环计”的改造方案。这位文人气息浓郁的建筑师认为前门东区目前的状况“很紧急”，相对于天马行空的概念，亟需找到现实的办法。
刘家琨认为，对旧城的保护，“其实并不是专注于它的功能。人是活的，功能可以变通。像历史传承、文化遗产、情感寄托这些不可复制的东西，应该优先于可以变通的功能，完全以现代人的需求来评价这个地方，我觉得是不公平的。全面保护它是值得的，既然谈保护，一个基本的逻辑就是，保护得越多越好。站在北京的角度讲，这是仅存的几块保护区，即便站在中国的角度、世界的角度，也就这么几块。”
“连环计”的第一计叫“壮士断臂”。“现在房地产开发已经深入这个区域，对整个生态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为了保全更重要的群体，需要做一些牺牲，把开发的区域限制在保护区周边。”
第二个计策唤做“借力打力”。“房地产的开发势头不可阻挡。与其阻挡它，不如借助它来进行旧城的保护。面对旧城保护不可避免的资金短缺问题，我想的是沿地块的周边进行高强度开发，通过政策的绑定，使得到的资金能按比例投入到内部的保护，包括市政的改造，房屋修缮，居住环境的优化，房屋功能的完善，按比较残酷的原则来算一笔账，赔付按最高，盖房子按最低，验证下来，基本上是成立的，略有盈余。”
刘家琨补充，被牺牲的地区，应该参照市值，自愿腾退，公平赔付。“说白了就是在周边盖楼，形成一个明确的边界，既可以抵御外部的进一步蚕食，也是限制里面。”这是他的第三计“以攻为守”。
第四计是“亡羊补牢”。保护区内不拆不迁，弱化矛盾；全面保护，渐进修缮；杜绝仿古，保持本真。最后一个计策叫“起死回生”，点状更新，激发活力，扶持传统业态，引入新小产业，老宅新用，重构社会经济网络，重现旧城繁荣。“也许有一点旅游化，但我的看法是，就这么一小块了，旅游化就旅游化。”
那天的论坛上，以“普通市民”身份参加的北京市规划委员会总规划师兼市规划院院长施卫良说了一段有意思的话：“在过去的城市规划中，政府自上而下的力量是我们能够实现快速城市化的优势和动力，取得的成就也被很多国外同行羡慕。但面对快速扩张过程中产生的问题，我们也开始了反思。希望未来能够有更多元的社会力量，如政府、市场、设计师、艺术家、民众等，都能参与到城市的规划与治理中来。另外我们也在思考大数据时代带来的发展契机，希望能有越来越多的力量汇聚在城市规划的‘云平台’上，共同铸就城市生活更美好 的理想。”与会的哲学家陈嘉映则回应道，“在过去的30年中，中国是世界上城市改造最剧烈的国家，所得到的教训多于成绩。文化不是规划而是要润化、培养出来。在政府主导的城市改造中，文化被轻视，民众不再关心城市的变化。只有让区域有生活才能有文化产生，什么样的群体生活构成什么样的文化特质，我希望能够看到错落有致的中国城市构成。”
殊途而同归。
特约撰稿 Article>金敏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