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南方人物周刊 14年第32期
2014年，各大卫视扎堆出现喜剧类综艺节目，那些成名已久的喜剧明星以各种角色重回舞台中心，且身价不断上涨。这个队伍里，没有看到陈佩斯的身影。
自从1998年告别央视春晚，他就很少出现在公众视线中。16年来，他只专注一件事–研究和实践喜剧的种种可能性。
2001年，自导自演的《托儿》获得巨大的商业成功后，他接连导演了6部话剧，将事业重心放在了舞台剧上；
2004年，陈佩斯开始试着把自己的喜剧理论融入话剧《阳台》的创作中。随后，《阳台》被上海戏剧学院选为教学案例；
2014年7月，陈佩斯的大道喜剧院开办了“第四期喜剧表演培训班”。这批学员中的某些人，可能有机会成为他话剧中的某个角色，走上舞台。
在有些人眼里，陈佩斯似乎不在意外部世界的节奏。主旋律电影盛行时，他拍喜剧；春晚流行相声时，他搞小品；在剧场黑着灯的时代，他开始做起了话剧。他的入场和退场，从不看时代的脸色。
陈佩斯绝少接受采访，用他的话说，没多大意义，他想讲的喜剧理论，媒体和老百姓都不感兴趣。他自己也没想到，当初的无奈选择，最终会成为自己终身的事业。他的愿望，是把他探索出的喜剧理论传播出去，这是他三十多年创作的总结。直到今天，这份探索仍在继续。
=人物周刊 =陈佩斯
变味儿了，所以不愿意去了
人物周刊：你最后一次上春晚是1998年初，和朱时茂合演小品《王爷与邮差》，你似乎并不满意那次的演出。
陈佩斯：那是97年春晚，上台前，工作人员给朱时茂别麦克风，因为穿的长袍，挂麦很麻烦，图省事儿，他们把麦就给挂在了衣服外面，俩人一做动作，麦就给刮掉了，都不知道是谁刮掉的，弄不好是我给刮掉的，所以我一直也觉得特内疚，等于连责任都查不出来。那已经不是创作的氛围，每个部门都在互相掣肘，所有能在那里工作的人都以老大自居，都是“爷”。你别看他就是一个普通的助理，你惹不起他，不知道他哪条线上有什么根儿。所以，谁和谁多说一句话都不敢，工作就这么粗糙。每年春节晚会后台比农村的自由市场还乱、还热闹。
人物周刊：最后一次在春晚舞台上的表现并不圆满，现在心里还有遗憾吗？
陈佩斯：没有，过去就过去了。因为有很多无奈，不是说你努力就能够解决的。这种低级错误在《王爷与邮差》里发生了很多，包括我们声效的声音没了，剧情需要一个发令枪声儿、万众欢腾的声音，没了。彩排的时候都有，都在光盘上……当时有人提醒过我们，“多跟人家沟通沟通”，“潜规则”都得用上。我跟朱时茂觉得作品第一，由作品说话，我们不做那些乌七八糟的事情，我们就谈业务，别的免谈……那个地方变味儿了，所以我们就不愿意去了。
春晚的事儿不提，因为春晚是一个挺讨厌的事儿，它不只是一台晚会，它是一个体制，一个体系。
人物周刊：你愿意谈什么？
陈佩斯：谈我们这个小喜剧院，这关乎一个特别重要的事情，一个民族的文化市场是怎么建立的。
人物周刊：从你这儿能看出来？
陈佩斯：对，这是实打实的东西。2001年我们制作的话剧《托儿》成功，当时我们整个舞台的文化市场已经完全凋敝，中国的舞台文化是近代史上最凋敝的一个时期。我们出现，而且完全以市场运作的形态出现，这在当时是没有或者很少的，一般人不敢。我那时候很有成就感，很得意。
有一次参加一个会议，正好介绍浙江的文化产业状态，把我震撼了。他们民间的舞台艺术活动，几乎每个县每天都有两到三台这种小的文艺演出，不是文化局宣扬的文化产业，也不是宣传部宣传的那个文化产业，完全是民间自发的，这是真正的文化市场，因为需要而去促成的艺术活动，而且它用货币直接交换，来证明他的劳动，这些人靠它赖以为生。我当时特别感动，我没想到，我其实就是他们中的一份子，而且我突然感觉到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生生不息，它那种顽强的生命力，那种草根的力量，无论外部环境有多大的压强、多么严酷，它都能够排斥掉，能够在这个环境里顽强生存。那个时候才感觉到我不孤单，我只是在北京做了一件在文化市场上开拓性的事，让这个文化市场的不毛之地终于有了一个良性循环的例子。
人物周刊：你做《托儿》的时候，应该有不少反对的声音吧？
陈佩斯：没人说我，最关键的是也没人允许我。那时我们的政策是不允许民间自己演出，这个禁令才开了5年，5年前不允许。
人物周刊：但你的声势很大。
陈佩斯：有方法可以绕过这些。你的创作权是《宪法》里的，现在也没有法律说你不可以，只是规定说不可以。我们和剧场联合出品，剧场是国有单位，它来向文化管理部门申报，就把我们这个作品通过它的手释放出去了。我前几部戏都是这么出品的，我们那时候的电影也都是这么出品的。
人物周刊：这是在冒险吗？
陈佩斯：是冒险。不冒险，你就连做都不要做了。
人物周刊：做这件事的意义是什么？
陈佩斯：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所以我愿意冒这个险。
人物周刊：你的人生目标是什么？
陈佩斯：出作品，一个艺人就是要出作品。
他们随便对我说“No”，
我也对他们说一次“No”
人物周刊：你曾说，因为拍电影举债100万。
陈佩斯：对，每个电影最少100万，3个电影一积累，就是300万，还100万，还有200万的包袱。
人物周刊：200万，对2001年前的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陈佩斯：反正把我卖了不够，肯定的。因为我半年要拿去给春晚，还有半年要去做电影、做剧本。中间就抽一点很少的时间，和老茂去走走穴。
人物周刊：挣生活费？
陈佩斯：比生活费要富余很多。一开始挣生活费，到后来能够很富余了，但是没时间，那个时候我们大量的时间都花在两件事上，一是电影，一是春晚。等于我一直没有这笔钱来自己投资做电影，只能举债。
人物周刊：收入问题是你不上春晚的原因之一吗？
陈佩斯：不是。各种问题，版权是第一位。
人物周刊：1999年，你们告央视侵权的时候，很多中国人还没意识到这个问题，其实，直到现在，关于版权，有些人还是会选择无奈接受或者漠视。1999年的你们，怎么对这个问题那么重视？
陈佩斯：我不知道，就是觉得不可以。尤其是他们不承认我们的著作权，这是非常让人气愤的。
人物周刊：这种情况在当时的中国好像屡见不鲜。
陈佩斯：对，屡见不鲜，但在我这就是不行。他们随便对我说“No”，我也对他们说一次“No”。当然，代价很大了。（笑）
人物周刊：后悔吗？
陈佩斯：不后悔。你终于可以对他说“No”了，这不是一般人能说得出口的，也不是一般人敢说的。
人物周刊：听着好像已经忍了很久。
陈佩斯：我们被电视侵权盗版已经很多年。我有很多作品演出完后被电视台拿去卖钱了，很多小电视台经常这么干，有时候你在台上演出呢，观众席后面就开始录像了。我们在台上演着，就停下来问，“谁让你来的？”“我们自己要来的！”他一拍胸脯，“我是电视台的。”他们以为我们不可能中断演出来管他，但我们是，你不把镜头扭过去，我就不演。
这种东西每个人都知道不应该，其实他（电视台的人）也知道，但是，他们有一个面子的问题，他不习惯被别人要求说你要怎么着。
人物周刊：你们不顾面子吗？
陈佩斯：不能顾。
人物周刊：这不是成人世界的游戏吗？
陈佩斯：不是，这个世界应该是有规矩的世界，这样我们每个人能生活得更好。如果都这么没规矩，我也能凑合，但是不能永远这样，我们在这么烂的社会里已经生活几十年了，还要再把余生烂下去吗？多没劲啊！咱换个好日子行吗？可以商量着来嘛，我又不是用暴力手段强迫你，咱们商量嘛，只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商量而已。
人物周刊：十几年过去了，有改变吗？
陈佩斯：没什么改变，今天盗版盘还在卖着。
人物周刊：那你所做的这一切，意义在哪儿？
陈佩斯：就是必须有人发声，告诉他们：“你们是在侵权，我是在被侵权。”必须要有人站出来说话，否则，50年、100年后，子孙们看他们的祖先是这么生存的，他们会愤怒。他不是愤怒强权，而是愤怒每一个接受强权的人，我的后代一定会为我感到丢脸。所以，我争取不要让后人嘲笑我。
人物周刊：你是个战士？
陈佩斯：也不是，我不喜欢战斗，我特别讨厌跟谁盯着、跟谁抗着，平时我不愿意跟人家吵啊争啊，不愿意。我这人有点毛病，喜欢较真。
人物周刊：维权之后，损失大吗？
陈佩斯：我没有任何损失。
人物周刊：后来的生活比在春晚之前的生活好吗？
陈佩斯：从哪个角度都好，我很安静，能安安稳稳地生活。
人物周刊：以前的生活怎么不安稳？
陈佩斯：一到后半年，整个要为这一件事情焦虑，那种生活状态很狼狈。你不知道，为了这一晚上的演出，要用多少个晚上去打磨这个节目，去慰问、去联欢，不断地修改。整个后半年都在为台上这15分钟去生活，家人都很少陪。
人物周刊：你后来看过春晚吗？
陈佩斯：不看，我从来没看过。
人物周刊：有你自己节目那会儿看吗？
陈佩斯：偶尔看。
人物周刊：满意吗？
陈佩斯：满意。
人物周刊：哪怕被限制了，也觉得满意？
陈佩斯：是有遗憾，但作品本身还是不错的，有遗憾就骂会儿街。
人物周刊：春晚也为你带来了很大的名气。这个名气，会不会是你在2001年话剧市场不好的时候做话剧还能够赚得钵满盆满的主要原因？
陈佩斯：这个原因是第二位的，因为同时代也有很多非常红的艺人去做话剧，但都不可能持久地做下去。你的明星效应5场、10场可以，再长恐怕就很难支撑了。在市场上一定要以作品说话，作品不结实，5场之后可能就要见底儿了，除非你是老戏骨，特别地有人缘，可能能支撑到10场，再长了也挺困难的。
我是一个非常干净的人
人物周刊：演话剧之前，你拍的电影赔了那么多钱，是不是可以说，你之前的电影可能没那么好？
陈佩斯：可以。
人物周刊：现在回看那些电影，你会怎么评价？
陈佩斯：有很多问题，当时喜剧还在摸索中，对喜剧的认识还不全面。
人物周刊：不成熟吗？
陈佩斯：不成熟，不深入，因此，他的作品也就不完整，观众觉得不那么过瘾是必然的。但是不代表观众不喜欢。我们当时的电影票房永远是前三位，第一、第二基本是港台片，港台片的投资一定高于我们10倍以上，它可能比我们票房多，之后就是我们。尽管今天我从学术上看它还不成熟，但那个时候也只能看它了。（笑）
人物周刊：属于退而求其次的选择吗？
陈佩斯：不是，因为你没有别的选择，中国的喜剧没有选择。
人物周刊：你获过国家级的奖吗？
陈佩斯：没有。
人物周刊：无论小品，或者喜剧、话剧？
陈佩斯：都没有。我是一个非常干净的人。我真的没拿奖，而且我的东西我也不去送评。当然，人家也不要你的。做电影的时候，我没有做电影的资格，那是买的人家的厂标，没厂标根本不让你发行，花钱买厂标很不道德的，文化个体户用了些不道德的手段，就这一点上你还想评什么奖？这是一。二是，买的人家的厂标，人家为什么不拿自己真正的“亲儿子”去评奖呢？为什么拿你的作品呢？做话剧这些年呢，这已经都参透了，很多都已经无所谓了。
人物周刊：这么多年，有没有盼望得奖的时候？
陈佩斯：真没有。我跟别人不太一样，我父辈（陈强）就做这个，拿过奖，曾经是当时说的“十大明星”，后来是“二十二大影星”，得“百花奖”那年是票数最多的男演员，因为演的是反派，于是单设了一个奖，最佳配角奖，那是1963年或1964年。几年之后什么样儿？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一夜之间成了众矢之的，破鼓万人捶，那是要踏上千万只脚让你永世不得翻身啊，那个唾沫就像下雨一样啊！我父亲从批斗场上回来的时候，那个白汗衫上全是一道道的血迹，一片片的血，打得皮肉模糊的。几年前，万人瞩目的一个明星，一夜之间就成了敌人，就要把你置于死地。所以你想，这种荣誉，有什么价值？我从心里头对它非常地厌恶。
人物周刊：那会儿你就有这样的感受？
陈佩斯：那会儿没有，大了以后再回想这些事情，都明白了。
人物周刊：父亲跟你沟通过这方面的事情吗？
陈佩斯：没有，作为父母，还是希望儿子有各种荣誉，能活得容易一些。他也不希望我那么各色。
人物周刊：1998年，在小品、喜剧电影兴盛的时候，你退出了；那会儿的话剧没有市场，你却开始进入；现在依然没太多人关注话剧，你还在坚持，这还不够各色吗？
陈佩斯：不是，其实我也是在寻找最适合我的生存空间。我最适合做这个，不适合做电视、不适合做电影，也不适合做小品、晚会。命运推着我往前走，也不是我自己想怎么着。
人物周刊：大家以为你是被迫走到这条路上的。
陈佩斯：是被命运推着走到这上面，同时我也有自己的选择。比如说小品，如果再去跟老茂两人商量，一个月、两个月创作出一个小品，然后放到市场上去演出，一年半年，赚到盆满钵满还有意义吗？没有意义了，无非是证实你的生存价值。做电影的环境到今天我觉得也不是好环境，所以我也不愿意去，另外它的投入现在太大，我们承受不了，我就做舞台剧吧。
人物周刊：以你的面子还拉不来投资吗？
陈佩斯：我拿人家的钱来做这个风险，有什么意义吗？
人物周刊：投资是要承担风险，但赚钱不也是一起吗？
陈佩斯：因为我知道这里的风险很大，生存的几率很小。
人物周刊：你不愿意承担这种风险？
陈佩斯：不是，我也不愿意抱着人家一块儿跳河。他出钱，他赔了，他死，我还能游上来，挣个面子，明星不会死啊。这是多可恶的一件事儿啊！
人物周刊：至于这么悲观吗？好多喜剧票房都不错啊。
陈佩斯：你真是不了解，从我们做电影那时候，这社会投资有多少啊，伤了多少投资人的心哪，到现在已经五六轮投资热潮，大部分是有去无回的。咱就说今天，你们都认为赚钱的那个人，自己到最后不是也一翻底儿，“其实我没挣什么钱”，对不对？最著名的电影制作人，大家都觉得他已经high了去了，其实到最后一翻牌，什么都没有。其实真正的投资人挣不着什么钱，因为这里头灰色空间太多了。
现在看什么都顺眼极了
人物周刊：你说你经过特别多的坎儿，一个又一个咬牙过去了，最难的坎儿什么样？
陈佩斯：说那有什么意义呢？（笑）谁不难啊？
人物周刊：但是陈佩斯的难和普通老百姓的难是不一样的。
陈佩斯：不，你看看凤凰卫视的《冷暖人生》，我有时候看那个看得涕泗滂沱，“人怎么这么难哪？”那才叫难呢，我跟人家比起来已经很是“上帝的宠儿”了。所以我没资格叫难，我能撑过去，每次都能，你看人家真撑不过去的那些人怎么办？那有卖肾的呀。
人物周刊：你很关注当下的社会新闻？
陈佩斯：你不关注也没别的看啊。（笑）我也老想看喜剧，没有，这种苦情的东西特别多。
人物周刊：现在是你艺术生命的黄金时期吗？
陈佩斯：还不是，可能还得过几年。
人物周刊：大概什么时候？那会是什么样儿？
陈佩斯：六七年后吧。喜剧这个专业我做的时间特别长，特别专注，下的功夫比别人多，对它的认识也深，所以我做的很多东西一时半会儿今天很多业内人理解不了。可能六七年后，慢慢能被业界理解，明白里面的东西。
人物周刊：你曾说，《托儿》和《阳台》是你对当时的时代不吐不快的产物，现在，对这个时代还有什么不吐不快的吗？
陈佩斯：没有，年纪大了，激素水平低了，自然你的冲劲儿就不足了，看到逆流来的时候，咱先躲躲吧。一躲，一年、两年、三年、五年，十年八年就过去了，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所以说，现在的一切都是我自己的选择。我现在看什么都顺眼极了。（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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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记者 易立竞 发自北京/编辑 翁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