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三联生活周刊 14年第40期
一个人
1938年9月，萧红在冯乃超夫人李声韵的陪伴下，离开武汉去重庆。经宜昌时，她在码头上跌了一跤，半天没能起来。当时她怀有九个月身孕。“她躺在那里，那是她从来没有感到过的一种平静，四周围是没有什么人的，她坦静地望着天上的稀疏的星星”，想挣扎着起来，又一次次失败。“算了吧，死掉又有什么呢？生命又算什么呢！死掉了也未见得世界上就缺少我一个人吧……”生命最后阶段的萧红回忆这一段时又对骆宾基说，“然而就这样死掉，心里有些不甘似的，总像我和世界上还有一点什么牵连似的，我还有些东西没有拿出来。”最后，她借着一个赶船人的扶助站了起来。
9月中旬，到了重庆。一见面她就向梅林说：“我总是一个人走路。以前在东北，到了上海以后去日本，又从日本回来，现在到重庆，都是我自己一个人走；我好像命定要一个人走似的……”语气说不出是悲凉还是悲愤。
他们在重庆先住在歌乐山的云顶寺，端木后来回忆，“山上有清风，楼下有莲池，倒也安静”。不久，萧红又和端木搬到沙坪坝复旦大学的临时校舍。北碚是重庆一带风景优美的地方，此后数月成了萧红写作生涯中创作最丰富的时期之一，她写了好几篇自传体裁的小说，《呼兰河传》的初稿也是在重庆完成的。
1939年冬，萧红和端木蕻良搬到黄桷树镇上名秉庄，住在靳以楼下。端木有点不讨这群人的喜欢。在重庆时的邻居靳以在《悼萧红》里，毫不掩饰这种情绪。“有一个时节她和那个叫作D的人同住在一间小房子里。窗口都用纸糊住了，那个叫作D的人，全是艺术家的风度，拖着长头发，入晚便睡，早晨十二点钟起床，吃过饭，还要睡一大觉。在炎阳下跑东跑西的是她，在那不平的山城中走上走下拜访朋友的也是她，烧饭做衣裳是她，早晨因为他没起来，拖着饿肚子等候的也是她。”
在靳以的回忆中，萧红似乎仍然没有改变她与男人之间作为被轻贱者的地位。“我极少到他们的房里去，去的时候总看到他蜷缩在床上睡着。萧红也许在看书，或是写些什么。”靳以回忆，有一次他进去时萧红正在写文章，为了不吵醒端木，他低声问萧红在写些什么，萧红一边脸红地把原稿纸掩上，一边也低低回答：“我在写回忆鲁迅先生的文章。”不想这轻微的声音引起了端木的注意，他一边起来，“一面略带一点轻蔑的语气说：‘你又写这样的文章，我看看，我看看……’”扫了几眼后，“便又鄙夷地笑起来：‘这也值得写，这有什么好写？’……”靳以回忆，他不顾萧红的难堪，继续发出那种笑。萧红只有尴尬地红着脸反驳。
在重庆，胡风的夫人梅志又见到了萧红，像这个阵营里的其他成员一样，她也没有直接提端木的名字。“男的穿着他常穿的咖啡色夹克，像过去一样斜着肩低着脑袋，在街上走着，相隔两米远的后面萧红也低着头尾随着。不知道他们关系的人，只当是两个路人呢。知道的也可以认为他们不和刚吵了架，都低着头不高兴和人打招呼。”梅志有一天接到萧军从兰州寄来的信，得知他已结婚。萧军还寄了一张他与新娘的照片。萧红正好来探望她，她顺手把萧军的来信拿给萧红看。看完后，“她手里拿着照片一声不响，脸上也毫无表情，刚才的红潮早已退了，现出白里透青的颜色，像石雕似的呆坐着”。
不知何种原因，端木在胡风、聂绀弩、骆宾基等人的记忆里一直是不受欢迎的角色，他们在后来的各种回忆里，都避谈他的名字。以字母D、T等代替甚至像萧军那样只有“那个人”来代称，现在读来，总难脱狭獈之感。丁玲晚年的一番话，琢磨起来也颇有意味：“我对端木是有一定看法的，端木蕻良和我们是说不到一起，我们没有共同语言……端木蕻良一个人孤僻、冷漠，特别是对政治冷冰冰的……整天东逛逛西荡荡，自由主义的样子。看到那副穿着打扮，端木蕻良就不是和我们一路子。”
同萧军分手时，萧红已有身孕。梅志回忆：她曾经想打胎，萧红知道后要同她一道去。可是一听打胎要花不少的钱，又打消了这个念头。后来大腹便便的萧红又搬到江津，住在罗烽与白朗家里待产。产前的萧红看上去心情很好，不但细心地做了自己的衣服，还给孩子做了小衣服，“她是沉醉在做妈妈的幸福中”。
这第二个小生命的命运没有比第一个更好。罗烽的女儿玉良回忆：两个月后，白朗把即将临盆的萧红送进医院。在这家私人小妇产医院里萧红顺利生下一个白白胖胖的男婴，孩子有张圆圆的和萧军一模一样的脸。白朗早早晚晚去医院送汤送水照顾萧红母子。一天，萧红对白朗说牙疼，要吃止痛片。白朗给她送去德国拜尔产的“加当片”，这是比阿司匹林厉害得多的镇痛药。第二天一早，白朗照旧去医院，萧红告诉她孩子夜里抽风死了。白朗听到这突然的消息，马上急了，说：昨晚孩子还好好的，怎么说死就死？她要找大夫理论。而萧红死活阻拦不让找大夫，并说在这里一个人住害怕，急着当天出院。
梅志回忆，在重庆时，她又见到萧红问：“孩子怎么样了？”萧红神色凄然地说：“生下三天就死了。”“是男孩。唉！死了也好，我怎拖得起呀……”停了一会儿她又接着说，“我一个人到码头上赶船就跌了一跤，当时我心想，孩子呀，孩子呀！你就跌出来吧！我实在拖不起了，我一个人怎么把你拖大！可是他啥事也没有……”梅志文中说，陪萧红待产的P女士（注：应为白朗）后来告诉她，“孩子生得很顺利，低额头四方脸，看去就像萧军。谁知产后三天我们傍晚从医院看了她出来，第二天再去她就告诉我们，孩子死了！医生、护士和我们都很吃惊，都说要追查原因，她本人倒反而表示冷淡，没多大的悲伤，只说死了就死了吧！这么小一个孩子要活下去也真不容易！”
去年11月，靳以的女儿章小东又在一家报纸上提及此事，指责萧红只把改变个人生活的愿望寄托在一个又一个男人身上，为此竟不惜两次放弃做母亲的权利，语锋颇为严厉。大概也可以看出，这个孩子的夭折当年在一些朋友圈里曾引起了一些猜测。
终点
虽然萧红苦苦追寻和平与安定，但是她好像命中注定与漂泊和动荡为伴。重庆短暂的安定很快被日机的轰炸击得粉碎。无奈之下，她不得不寻找另一个庇护所，开始又一次逃离。
1940年1月，萧红与端木由重庆来到香港，住在九龙尖沙咀的乐道（Look Road）。这其实也是她最后一次的逃离。而这一次离开，也曾引起了一个小风波。《我的婶婶萧红》一书里提到，因为离开重庆时比较匆忙，他们走前未来得及跟朋友们解释。不久，他们得知胡风在给许广平的信里说，萧红和端木“秘密飞港，行止诡秘”，萧红非常气愤。端木在晚年接受葛浩文采访时曾提及，他们到了香港后，胡风给艾青写信，说随着汪精卫去香港，端木也去了香港。后来胡风发表的信中，说端木在香港安下一个“香窝”。这在抗战大背景下，无疑是个大污点，让端木回忆起来仍然很气愤。萧红当年和胡风一度断了联系，而胡风在《悼萧红》一文里，还提及此事，说萧红没有告诉任何人，离开抗日的大后方。
对萧红来说，她的选择很简单，就像她一直期望的那样“只想安静地好好写作”。
香港的环境很好，但萧红仍然摆脱不了内心的孤寂。她给白朗的信里先是描绘了身边景物的“恬静和幽美”，“这一切不都正是我往日所梦想的写作的佳境吗？然而呵，如今我却只感到寂寞！”周鲸文是留港的东北民主运动领袖，他邀请端木为《时代文学》当主编。在香港与他们见过面的周鲸文回忆：“端木身体很弱，中国文人的气质很重，说话慢腾腾的，但很聪明。萧红面貌清秀，性格爽朗。有人说她孤僻，我对她倒没这种印象。”
对于萧红与端木的关系，周鲸文是这样评价的：“两人的感情并不虚假。端木是文人气质，身体又弱，小时是母亲最小的儿子，养成了‘娇’的习性，先天有懦弱的成分。而萧红小时没得到母爱，很年轻就跑出了家，她是具有坚强的性格，而处处又需求支持和爱。这两性格凑在一起，都在有所需求，而彼此在动荡的时代，都得不到对方给予的满足。”也许萧红在端木身上没有实现她要一直寻求的那种强有力的感情，但是客观说来，萧红与端木结婚后，生活变得很平静，再没有家庭暴力出现，也很少争吵，两个人在写作上也可相互扶持。萧红最有名的一部长篇《呼兰河传》就是在这一时完成的。
这样一部充满个性化与自由化叙事的作品，依然逃不过掌握革命话语者的审视。有评论说：“萧红的《呼兰河传》乃至她后期的全部创作由于偏离了左翼文学的政治化的轨道，义无反顾地走上了个人性、自我化之路。”而茅盾的批评甚至严厉：“在这里，我们看不见封建的剥削和压迫，也看不见日本帝国主义那血腥的侵略。而这两重的铁枷，在呼兰河人民生活的比重上，该也不会轻于他们自身的愚昧保守罢？”据此，他进一步批评萧红：“这位感情富于理智的女诗人，被自己狭小的私生活圈子所束缚（而这圈子尽管是她咒诅的，却又拘于惰性，不能毅然决然自拔），和广阔的进行着生死搏斗的大天地完全隔绝了。”他责备萧红“不能投身到农工劳苦的群中，把生活彻底改变一下”，并深深为她这无边的“苦闷而寂寞”的暗影而惋惜。这种审视甚至延续到萧红死后。据葛浩文的《萧红评传》里说，据孙陵回忆，追悼会上，胡风曾批评萧红爱穿华丽服装。“此种论调在追悼词中出现，实不寻常。”
多年的颠沛流离，让萧红的身体已接近崩溃边缘。1941年春，史沫特莱前往探望四年未见的萧红，她被眼前看到的萧红羸弱的身体和简陋的斗室震惊了。她立即把萧红带到她自己住所并劝萧红离港。史沫特莱将她送到香港玛丽皇后医院，并且不断地供应她衣服金钱。“萧红本想借史的好心只要门诊、打针、吃药就可，但自此她即病入膏肓。”在医院里，萧红的病起初有所好转。茅盾、巴人、杨刚等人也来探望过她。
在端木的回忆里，重病中的萧红仍然乐观开朗。有一次刮十二级台风，端木忽然在家里接到一个电话，说萧红病危。端木坐了船冒着风浪和生命危险，过海去看她。结果一到玛丽皇后医院，萧红睡得挺好，而且一见他来了还很高兴。端木告诉她护士给他打电话说她不好了，萧红就咯咯咯地笑。其实端木不知道这个电话是萧红自己打的。
1941年圣诞节，香港沦陷。萧红在沦陷前两天旧病复发，再度入院。次年1月13日，医生怀疑萧红患喉瘤，所以在跑马地养和医院开刀，事后证明她并无此病。
萧红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是由同样来自东北的作家骆宾基陪伴的。时年25岁的骆宾基是从桂林来香港找工作，先找茅盾未果，后来找端木才谋得一席之地。因为端木忙于编辑工作，又考虑到骆宾基同为东北老乡，于是委托骆宾基一同照顾萧红。
手术后，萧红平静地靠在病床上跟端木与骆宾基聊天。她说：“我本来还想写些东西，可是我知道我就要离开你们了，留着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去了……你们难过什么呢？人，谁有不死的呢？总要有死的那一天，你们能活到八十岁么？生活得这样，身体又这样虚，死，算什么呢！我很坦然的。”她一边安慰C君（骆宾基）不要哭；一边却又低声说：“这样死，我不甘心……”端木站在床侧“哀哭”，“我们一定挽救你”。
1月18日中午，在端木和骆宾基陪伴下，萧红转放玛丽皇后医院，此时她已不能言语，只好以纸笔与他们交谈。19日夜半时分，按骆宾基的记录，萧红见他醒来，示意要写字，她在纸上写道：“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得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过了一会儿，她又留下这样一些字：“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并掷笔微笑。
骆宾基回忆：1月21日早晨，萧红和端木及我谈话的时候，脸色红润，神情愉快。她喉部伤口周围发炎，但此时已无人可救她了，医院中所有外籍医生都被拘禁于日军集中营里，其他医生和修女不是逃走就是被抓。当晚端木留在医院陪她；骆宾基回到九龙的住处；次日黎明时分，他手里捧着一大盒面包和罐头来到医院时，却看到医院门口站着日军哨兵，门上挂着：“大日本陆军战地医院”的牌子，所有病人都被迁走。9点钟端木与他一同到红十字会设在学校中的临时医院，端木告诉骆宾基，萧红在早晨6点左右就昏迷不醒了。
1942年1月22日11点，刚刚走完30个春夏秋冬的萧红死在他乡。1月24日，萧红遗体在跑马地后面日本火葬场火化。“在送萧红遗体去火化的过程中，端木看到露在毯子外面的头发，他几乎没用大脑地取出挂在钥匙链上的小剪子，剪了一小撮萧红的头发，放在他西服里边的小口袋里。他天真地感到萧红没有完全离他而去……”端木的夫人钟耀群写道。1992年，呼兰县政府决定重修萧红墓时，正是从端木蕻良那里收集了他珍藏的萧红的一缕青丝，葬在萧红故居附近的西岗公园。
火化后，端木跑到有关机构，用英语和工作人员沟通，说自己的妻子生前遗言是要葬在海边，希望能实现这个遗愿。那个日本人听端木说的是英语，还比较客气，同意了端木提出的葬在浅水湾的要求。
1月25日，端木在骆宾基的陪同下，进入日军军事封锁区，将一半骨灰葬于浅水湾畔的丽都花园附近。步行到丽都酒店花园。端木蕻良看中了一个面向大海的小花坛，四周是大石用水泥裹砌的围圈。他手握石块挖掘出一个坑，将萧红的部分骨灰埋进去。封上土后，又搬来石块堆起一个坟包，中间压住一块木牌，上面是端木蕻良亲手写下的“萧红之墓”。因为担心浅水湾的墓地保存不了，第二天，端木在中文大学一个学生的陪同下，将另一半骨灰秘密埋在了圣士提反女校东北向的一棵树下。
1946年，骆宾基出版了《萧红小传》，曾巨细无遗地记录了与萧红相处的日子，成为后人研究萧红的重要史料。骆宾基在《萧红小传》行文中，对T君多有贬义，相反对萧军评价是相对正面的。按骆宾基的说法，他在战乱中与萧红厮守44天，“谱写着纯真深挚、为俗人永远不得理解的文坛佳话”。萧红在炮弹声中的病榻上，曾向他表示过：“我们死在一起好了！”这段感情虽短暂，却深刻，并促使骆宾基后来写了单行本《萧红小传》。
萧红在自己的版权遗嘱里，是这样分配的：散文集《商市街》归弟弟，小说《生死场》归萧军，小说《呼兰河传》归骆宾基。而当时身为萧红丈夫的端木蕻良，什么也没有。
骆宾基记录，葬了萧红，他与端木转道澳门前往桂林，投靠孙陵。据孙陵回忆，在此期间骆宾基与端木动手打了架，结果是骆占了上风。打完架后，骆拿出一封萧红痛骂端木的信。然后又拿出她临终前笔谈所写的“我恨端木”的小纸条，“最后骆宾基还透露一件更令人吃惊的消息：原来骆获得了萧红的爱，答应等她康复后共结秦晋之好”。
骆宾基的儿子张书泰对媒体否认了种种传说。他说骆宾基照顾萧红，“完全是一种心态耿直的朋友之谊”，不是外界揣测的“姐弟恋”。张书泰也否认骆宾基与萧红有感情上的交往。他说，骆宾基与端木的公开翻脸不是因为争夺萧红的情感归属，而是因为他认为端木没有尽到责任。有意思的是，他说：“实际上，我父亲和萧军后来一直作为挚友来往，我们两家的后代也一直延续着这种友谊。”
而钟耀群在《端木与萧红》里说，这个时候，端木一直在外面为萧红张罗医疗费，寻找安全的地方。至于萧红没有留版权给他，端木是这样解释的：当年萧红手术之前，就与端木蕻良交代了后事。一是要端木蕻良保护她的作品，将来不要让人随意删改她的作品，版权都由端木负责。她亲笔立一个字据，被端木蕻良当面撕掉了。“他认为自己是她的丈夫，妻子的版权理应由丈夫继承，而且突然立个字据岂不是表明萧红不久于人世吗？”萧红还要端木蕻良答应，将来有条件时，一定要去哈尔滨，把她与汪恩甲生的孩子寻找回来。另外，她与端木商量多次怎么酬谢骆宾基，后来萧红提出，不如把自己某本书的版税赠送他更有意义些。而端木蕻良则认为，《生死场》已再版多次，篇幅又不大，加起来版税不会有多少，不如把《呼兰河传》将来出书的版税送他，这是本新书，再版机会多，篇幅也长。萧红同意了，于是把骆宾基找来，当面告诉了他。孰是孰非，也永远是一场看不清的戏了。
端木生前对外间议论他与萧红感情，基本上保持缄默的态度。端木在萧红去世18年后才续娶钟耀群为妻，由此可见他对萧红的感情还是很深的，他不仅一直保存着一缕萧红的遗发，而且经常写诗怀念萧红，这些诗都不是为了发表，只是表示他心底里对萧红的感情。当有人问起端木与萧红的关系时，端木答道：“关于有人肆意歪曲事实，其实也很容易理解。一对夫妇天天吵架，不可能和他们的创作成正比例。或者说，夫妇不和绝不是创作的动力。排比一下我们的创作产量质量，这个问题就会迎刃而解的。”
后来端木的侄子曹革成、一些学者和夫人钟耀群都曾撰文为他辩护。曹革成认为，端木先生是个具有大师风范的人物，他之所以少写萧红的回忆文章，恰恰是对萧红的感情很深。“他不敢用情用脑，因为患脑血栓和心肌梗塞。”曹革成对后来大量涌现的丑化端木的文字非常痛心，他说，萧红死于战争期间，也是战争的牺牲品，“然而一些人不去声讨敌人，反而极力丑化萧红的丈夫端木蕻良，把萧红的死算到另一位反日爱国的作家身上”。他说意在强化那个所谓的“寂寞论”，实在是可悲的。1996年10月，端木蕻良病逝。1997年5月，端木蕻良后来的夫人钟耀群带着端木的一小盒骨灰专程来到香港，撒在葬着萧红部分骨灰的圣士提反女校内。
按骆宾基的叙述，萧红在病重弥留之际，曾经热切地盼望道：如果萧军在重庆我给他拍电报，他还会像当年在哈尔滨那样来救我吧……在《萧军延安日记》中，他1942年4月8日得到萧红死讯当天的日记留下这样的话：“下午听萧红死了的消息。芬哭了。”芬是王德芬，1938年6月与萧军登报结婚时她才19岁，跟萧军正式认识也不过一个月零几天。1942年4月，她也才23岁。
共同生活了六年的情侣没有掉泪，倒是他的妻子王德芬，这个与萧红从未谋面的善良的女人，为同性命运饮泣。细细品味，竟有点凄凉。
不知道萧军心中是否还残余着一点恨意。虽然一再表示“君子绝交不出恶言”，但是还是能看出萧军些许情绪甚至怨言。到了1978年，萧军写了这样一段话：“作为一个六年文学上的伙伴和战友，我怀念她；作为一个有才能、有成绩、有影响……的作家，不幸短命而死，我惋惜她；如果从‘妻子’意义来衡量，她离开我，我并没什么‘遗憾’之情！”“也可以这样说：在文学事业上，她是个胜利者！在个人生活意志上，她是个软弱者、失败者、悲剧者！……”“萧红就是个没有‘妻性’的人，我也从来没向她要求过这一‘妻性’。”
对于萧军在萧红生命中扮演的角色，葛浩文是这样形容的：“在这些年来的艰苦岁月中，萧红的心里产生了三种变化：一是强烈的女权思想的倾向；二是显著的自怜情绪；三是性情的更加内向。不可否认萧红自己的性情是她那时期或日后一切忧愁不幸的源泉。她和萧军的结合，对她那短暂的一生也有着很大的影响，萧红此后大部分所受的折磨和所享的欢乐，如不是直接由萧军所造成的，就是受到萧军的影响。”
1986年，旅欧的东北女作家赵淑侠回国开会时，遇到了许多作家。会议结束时，赵淑侠要求与萧军合影，萧军欣然同意。骆宾基见状也说：“淑侠远道回来一趟也不容易，咱们应该合影留念。”赵淑侠趁势又对端木说：“端木乡长，坐下来一起照相嘛！”于是就有了这张难得的合影。1997年3月20日的《澳门日报》上刊登了这张照片，报纸调侃他们是世纪情敌，吃的是百年老醋。后来当萧军一病不起时，端木还到医院去看望他。至此，东北文坛三老之间的恩恩怨怨终于有了一个令人欣慰的结局，可是关于他们以及那个年代的话题，却仍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