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一介
我的女儿和儿子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入了美国籍，孙子和外孙女都生在美国，自然是美国人了。也就是说，我的下一代和下下一代都是美国人，这使我深感遗憾。
我并不认为美国是什么天堂，它的社会同样存在着种种问题，而且有些问题非常严重。但相对来说，人们比较自由。我的孙子Brady，现在13岁，上初中二年级，他小学五年级时，在全美数学考试中取得第二名，纽约州第一名。他是他们小学中唯一被亨特中学录取的学生。亨特中学是纽约大学的附属中学，是纽约市最好的公立学校。我的外孙女Hedy今年12岁，读初一，她的功课也不错，被选拔参加各种特殊的考试（即用部分大学入学试题考中学生），她喜欢舞蹈，也弹钢琴，会画抽象派的画，还会在电脑上编卡通故事。我女儿常对她说：“你应该像哥哥Brady一样，功课出类拔萃。”Hedy说：“哥哥是天才，我不是，我只做我喜欢的。”很可惜，我的孙子和外孙女中文水平很差，孙子还能听、说，外孙女连听、说都有困难了。这也使我大大地失望了。
我把我的失望说给乐黛云听，她的看法却和我不同，她说：“他们属于新人类，是世界人，没有国家的观念，什么地方对他们发展有利，他们就在什么地方做出贡献。我们不同，受着国家观念的影响。我们总是觉得，为自己的祖国服务是理所当然的。实际上按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最后国家总是要消亡的，进入世界大同。儿孙在美国既可促进文化交流，为人类做出贡献，又可证明中华民族在任何地方都可做出贡献，有什么不好？”她的这番话，从道理上说，我驳不倒她；从感情上说，我却较难接受。特别是我一想到，我的子孙都变成了美国人，就觉得没有让孩子们继承我们的“家风”，有点儿对不起我的祖父和父亲。
我和乐黛云完全可以在20世纪80年代移民美国，但我们总认为我们的事业在中国，儿女们要为我们办绿卡，我们一直没有同意。自1983年起我几乎每年都会到美国开会或讲学。1990年9月，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授予我和乐黛云荣誉文学博士学位，并聘请我们在该校任客座教授4年。我们谢绝了4年客座教授的任期，只答应第二年（1991年）到该校讲学半年。没有移居国外，对此我们不仅不后悔，反而有些庆幸，因为我们在国内多少可以为人民做点事。20年过去了，可以扪心自问，我们为中华民族的学术文化事业，为中外学术交流，做了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我们在国内外学术界有许多朋友，我们是幸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