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看一组世界卫生组织（WHO）的数据。截至2015年6月25日，2014年埃博拉疫情在西非爆发以来，死亡人数已经超过1.1万人，感染人数超过2.7万人。截至6月29日，韩国确诊的MERS患者为182人，死亡人数32人；至6月25日，全球MERS病例为1353例，其中481例死亡。
再看另一组数据。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导致全球2000万～5000万人死亡，14世纪席卷欧洲的黑死病杀死了欧洲的一半人口，约2500万人。
这样一比，埃博拉和MERS的危害性几乎是小巫见大巫，但是人们依然对此恐慌不已，忧心忡忡，生怕瘟疫再次降临。我们从书中或者电影里看到的埃博拉就像一场能够毁灭人类的瘟疫，或许这是让人们恐慌的一个原因。新出现的MERS，也勾起了人们关于SARS（非典）的回忆。文学作品所描述的情节全都是科幻吗？人类能击退自然加之我们的危险吗？
科学家研究了影响疾病爆发严重程度的因素，和四个因子有关：致命性，是否容易传染，感染多久出现症状，是否有疫苗和有效的治疗手段。即使疾病只符合其中的一部分特征，也能在人群中肆虐。如果它们满足大多数特征或者全部因素，我们需要非常地加以小心。
从这个角度来看，埃博拉病毒并非传说中的那么可怕。它有很高的致死率，近半数感染者死亡，但是其他两个因素的得分并不高：它不容易传播，只通过体液接触传播；感染者显示症状之后才会传染，所以他们能在把疾病传播给他人之前被发现，从而进行隔离。
剑桥大学的科学家德雷克·史密斯（Derek Smith）认为，在富裕国家，埃博拉不太可能会失去控制，它此次能感染这么多人是因为不健全的医疗状况，而且一开始人们也不知道如何阻止它传播。
如果埃博拉病毒能变异成通过空气传播的微小颗粒，它会变得更具威胁。大多数病毒学家认为这样的改变是不可能的，病毒必须经过很大的变化才会获得这样的必杀技，去感染人类的上呼吸道细胞。
就算疾病可以通过空气传播，也不一定能引起大范围的瘟疫。拿中国人熟悉的SARS来说，它能够通过空气传播，传染率高于埃博拉，短短几个月内就达到几十个国家，全球感染8000人，致死率约10%。但是SARS的第三项因素得分较低：症状出现在传播给其他人之前，所以患者能够在开始传播病毒之前就被隔离。随着人类快速发现病毒，进行检测，研究其传播规律，SARS的突然爆发在一年内就停止了。大多数病毒学家认为现代科学和公共卫生措施相结合，阻止了全球非常严重的“非典”疫情继续蔓延。
艾滋病是三个因素得分很高的疾病，虽然艾滋病人际间传播的概率不算高，但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很多年才会出现症状，这使得病毒悄无声息地传播到世界各地，杀死约3600万人。如果HIV这样的病毒能够通过空气传播，很可能你我已经不在人世了。
相比之下，甲型流感（H1N1）传播起来非常容易。它在出现症状前大约一天开始传染，2009年第一次全球肆虐时没有疫苗，当时研究人员预测第一年全球超过一半人口可能会感染。值得庆幸的是，该菌株并不比普通流感更致命，仅仅更容易祸害年轻人。
所以，目前看来自然界并没有制造出符合这四个条件的病原体，人类依然得以遍布全球。人类只是幸运儿吗？以后会有如此凶煞的病原体出现吗？
虽然疾病的爆发无法预测，但是很多业内人士认为，最有可能进化成符合这四个条件的病原体是流感。人类流感病毒很容易在人际间传播，至少在症状出现一天前就开始传染，人类需要6至12个月来制造新的疫苗，但幸运的是它们没有很强的致命性。
相比之下，一些流感的动物品系，比如1996年出现的H5N1型禽流感感染人类时非常致命，不过很少在人际间传播。如果你感染了H5N1，很可能会死亡，但是除非是亲自屠宰感染了的禽类，否则你不太可能会得禽流感。
流感病毒不仅有较高的突变率，它们也有一个漂亮的绝招——重配。流感基因由8个RNA片段组成，当两个不同的流感病毒毒株感染同一细胞，它们的后代可以获得来自两个菌株的混合RNA。
因此，关键的问题是基因突变、重配，或者二者都有，以此创建新的流感病毒，可能会结合禽流感毒株的致命性以及人流感毒株的传染性。这种病毒将会是一个巨大的威胁，能够杀死相当大数量的人群。
病原体如何获得这样的适应能力？基因变异是个随机的过程，是个看运气的游戏。但是如果机会足够多，就可能增加病毒达到目的的机会。也就是说，基于能够提高进化所带来的改变，变化的机会越多，成功的概率越大。
2011年，荷兰鹿特丹伊拉斯姆斯大学医学中心的研究人员罗恩·弗切尔（Ron Fouchier）在实验室里成功地通过对H5N1病毒进行基因改造，让它们变得容易在哺乳动物雪貂之间传播。在他们的研究里，病毒基因只要经过五次变异，便可达到最终效果，而这些变异此前已经分别在自然界中独立观察到。2014年，他又发表论文称，五个突变中，有两个突变提高了病毒与哺乳动物上呼吸道细胞的结合性，另外两个突变使得病毒能够更有效地复制，还有一个突变提高了病毒的稳定性。
大多数病毒，比如埃博拉，如果想和人类呼吸道上皮细胞的受体结合非常困难，而禽流感病毒只需要轻微的调整即可。此外，禽流感病毒在鸟的肠道中生长旺盛，鸟肠道的温度在40摄氏度左右，而人类上呼吸道的温度大约是33摄氏度左右，不利于病毒的复制。科学家的研究表明，这一切都可以会因为病毒的突变而改变。
这真的会在自然界中发生吗？史密斯的团队研究了这种病毒变异的难易程度，发现有这种可能性。这听起来惊人，但有两个巨大的“但是”像山一样横亘在禽流感面前。首先，虽然住院的H5N1感染者中有60%的人死亡，但是许多轻度感染并没有检测到，意味着它并不像看起来那样致命；其次，虽然它可能会通过突变使H5N1更具传染性，但是突变也可能让菌株不那么致命。原因在于致命菌株倾向于感染下呼吸道，破坏肺泡，它们从下呼吸道出来再感染其他人相对比较困难，传染性会相对变弱；相比之下，季节性流感病毒一般只感染上呼吸道而不损害肺，这使得它们致命性较低却更容易传染，因为它们更容易从上呼吸道出来去感染别的人，到达下一个人的呼吸道时，也不需要特别深入就可以造成感染。
所以，当禽流感病毒发生针对上呼吸道的变异，它们可能不会那么致命，即便这样它也可能很危险，如果它能造成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流行的规模，即便在200人中杀死1人，死亡人数也会相当可观。
这就是科学家目前所知道的事实。虽然禽流感在爆发季之外很少成为头条，但是它们的威胁并没有消失，还在变得更糟。H5N1至今仍然在野鸟和家禽中流行，2013年又出现了新的H7N9毒株。弗切尔认为，它只需要一点调整，就能获得空气传播的能力。
如果真的发生了，如何才能阻止1918大流感那样规模的全球大流行发生？2009年，H1N1猪流感发生时，疫苗在第一波疫情爆发半年之后出现，弗切尔认为我们下一次会做得更好。“如果我们能非常早地识别威胁，就有很好的机会来保护高危人群，也能在第二波疫情中保护所有的人。”
弗切尔和史密斯持乐观态度，认为1918年大流行的悲剧再也不会重演。科学界也有人唱反调，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的科学家克里斯托弗·弗雷泽（Christophe Fraser）认为：“我们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将来不会出现具有类似特性的病毒，没有证据说明我们能有效地控制这种疾病在全球传播。”
死亡数量只是故事的一部分。埃博拉疫情可能只杀死1万人，但是对主要爆发国家的影响却是毁灭性的。封闭边界，建立隔离区，关闭学校，取消航班，人们无法赚到购买食物的钱，与此同时食物价格还在上涨……发达国家的社会结构更复杂，相互依存性更强，更容易被这样的事情影响。
病毒是无法预测的，总会在人们没有想到的时候冒出新成员。弗雷泽说，我们不仅需要担心野生病毒，还要担心人造病毒。弗切尔改造H5N1在学界引发了诸多争议：如果基因工程改造的病毒溜出实验室，在人类中造成流行怎么办？发表研究工作是否等同于公布一个制造生化武器的配方？
由弗切尔实验引发的争议，导致科学家禁止从事针对流感的此类研究，但流感并不是唯一的威胁。2001年，英国《新科学家》杂志透露，生物学家无意中制造了一个无比致命的兔病毒。2003年，美国生物防御研究人员故意以此种方式改变鼠痘病毒，研制出致命版本。传染性强的致命病毒会不会被科学家意外或者故意制造出来，并以某种方式逃离实验室？希望这样的事情永远不要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