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已经习惯“9月19日凌晨，被统称为“安保法案”的11个与安全保障相关的法案，在日本参议院强行付诸表决，执政同盟以压倒多数通过。一时间，会场大乱，在野党议员与自民党议员发生肢体冲突，抗议声此起彼伏，与日本国会通常的一片西装革履、温文儒雅的形象颇违和，乃至会议记录上只留下“听取不能”四个字。安保法案被通过成为法律，意味着日本战后“专守防卫”的和平主义路线面临改道，理论上，日本已成“能战”的国家。
早在7月16日，安保法案首先在众议院强行过关，就遭到在野党的顽强抵抗。舆论升温，首都和各地群众抗议不断，内阁支持率下滑，安倍政权一时曾陷入被动局面，原本打算采取拖延战术。不承想，9月3日，北京举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后，安倍支持率又有一定回升，他遂铤而走险，决定付诸参院表决。结果，对安倍来说，可谓有惊无险，如愿以偿。
此番达成的结果，确实在相当程度上实现了安倍其人的“悲愿”——改宪诉求是源自家族的政治DNA，是为了继承其外祖父岸信介的遗志。安倍先后两次组阁，加起来的执政时间已超过岸信介，居战后第六位，靠的不是别的，是被称为“安倍经济学”的刺激政策。然而，风声大雨点小，眼瞅着囊中箭一支支射光，除了消费税从原来的5%上调到8%，日经指数有一定程度的上扬之外，宽松货币和有限通胀到底未能有效地激活增长机制。据《日经新闻》2015年4月实施的民调，全国对景气恢复“有实感”者只占16%，而“无实感”者则多达78%。因此，安倍的焦虑感明显加强，遂加快了改宪步伐。因为越往后，经济的表现很可能会越来越恶化，导致支持率进一步下坠。
其次，与此同时，来自美国的压力明显增强。美国由于经历了两场战争（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和金融危机，自身颓势加剧，出于应对“中国崛起”的现实诉求，迫切需要日本重新武装，并一直在水面下不懈推动。而这种诉求，在大方向上，刚好与安倍其人的政治理想一致，于是，构成了安倍锐意推动安保法案和修宪的外部动因。
但安倍深知，即刻修宪尚缺乏社会共识，无异于挑战国家的最大禁忌，等于飞蛾扑火。便改正攻为佯攻——从集体自卫权问题切入：去年7月，以政府行政释法的形式，解禁了集体自卫权——此乃对日本战后历届政府在集体自卫权问题上的“乾坤大翻转”，是赤裸裸的违宪。紧接着，又出台了所谓安保法案，旨在使集体自卫权的行使实操化。
对此，今年6月4日，在众院的宪法审查会上，就连执政党推荐的三名宪法学者，都指出安保法案“违反宪法第九条”。两天后，在东京大学举行的一个宪法论坛上，1400名法学者一致认为安保法案违宪，目前的状况是“立宪主义的危机”。在论坛的基调讲演中，著名宪法学者、京都大学名誉教授佐藤幸治质疑道：“英、德、美都不曾变更过宪法的根干，日本到底想要干什么？”
其后，问题进一步发酵，舆论日益升温。一部分国民意识到“烧掉宪法者，最终将烧掉国家”，遂走出家门，走上街头，愤而抗议。国会议事堂前的广场上，每周五晚的抗议活动，已呈常态化；8月30日晚，12万群众包围国会；9月14日晚，请愿的人群突破警方设置的铁栏，占领国会正门前的大道；全国200个以上的城镇，举行了数以千次的抗议活动，数以百万计的国民对安保法案竖起中指。多家媒体民调结果表明，参院表决后，对安倍内阁的不支持率已然超过支持率。
被称为“和平宪法”的日本现行宪法，投入实施近70年。因历史原因和现实环境的变化，围绕修宪问题，从国民心态到社会舆论，产生一定程度的“松动”。如果安倍政权认为和平宪法的核心条款确已过了“赏味期”，难以适应新的现实需要，无法继续为日本提供恒久安全保障的话，那么首先应该问信于民。如果日本国民真的形成了改宪共识的话，那么尽可本着法定的改宪程序，在宪政框架内寻求正面突破。而不是挟政府的强力和执政党强势，一味谋求以行政释法来偷梁换柱。以安保法案来追认政府对集体自卫权解释的变更，再以改宪来最终追认安保法案的精神，实际上是削足适履。如此作为，乃是对宪政的消解和破坏。
近70年来，日本和平建设的成就为世所瞩目，而所有这一切，可说是拜宪政所赐。重创日本宪政，即是重创日本根本。我们相信日本作为立宪国家和民主社会的成熟，相信日本国民的理性，并为安保法案对日本宪政的伤害感到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