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1904年6月16日，诺拉答应了乔伊斯的求婚，因此，小说《尤利西斯》里的故事全在这一天发生–如今，6月16日成了闻名全球的“布卢姆日”。乔伊斯的家乡都柏林，有过乔治王朝的旖旎，受过战争饥荒的侵袭，穿越了时空的悲欢。此刻，传世文学犹在，甘美黑啤正好，“诗酒趁年华”。
乔伊斯的小说给了我一个模糊印象：都柏林是灰色的，旧城落日，街头晃荡着忧郁的面庞。
“我觉得这座城市处于瘫痪的中心。”1906年，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
《都柏林人》开篇《姊妹们》中，年轻的主人公沿着利菲河以北的大不列颠街（今天的帕奈尔大街）慢慢前行，想起昨晚听闻神父去世后所做的梦。梦中，他感觉自己漂到遥远东方的某个地方，那里的风土人情很陌生。
今天的帕奈尔大街，是都柏林现代复兴和重建的标志之一，也是城中最具东方色彩的街道之一。在这里，你会发现川菜馆、中国理发店、手机店、网吧和熟食店……在“毛街”（当地中国人对Moore Street的昵称）拐角，你可以看到中文版《Cosmo》和《Vogue》，或是都柏林三份中文报纸中的一种，里头有社区周边新建的豪华商业建筑的广告：有关旅行社、保险公司，或是在都柏林经营的、规模不断扩大的300家中国餐馆中的某几家……
“嗨，你从哪里来？”
好几次，都柏林人见到我这黑眼睛黄皮肤的东方人，便“搭讪”起来。和乔式小说里孤寂的人们不一样，他们开放、健谈（甚至话痨）、爱开玩笑，满脸友善。
“中国。你去过中国吗？”
他们的回答几乎都一样–“哦，从来没有，太遥远了！”
一排彩色积木，两条通衢大道
在我们眼里，爱尔兰也同样“遥远”。
早在数千年前，它远在中心地带之外，作为地球的一个偏角深深戳进大西洋里。后来好长一段时间，它变得神秘，甚至有点儿“遥不可及”。
1920年代，捷克作家恰佩克游英时想来爱尔兰，却苦于买不到导游手册，英国人告诉他：“那里不安宁”，“火车开过来时，他们炸毁桥梁。”只有爱尔兰人萧伯纳好心推荐了南端某小岛，但又不无遗憾道，“现在可能也登不上去。”
恰佩克没能如愿，只好“常常怀着亲切和喜悦的心情，凝视着爱尔兰地图”。
现在大不同了，从伦敦飞抵都柏林，海关扫了眼英国签证，两秒钟就放行，笑吟吟道：“来度假吧？”你能觉出，他每天招呼着无数来自英国的全球旅客。
乔治·莫尔1901年给伦敦朋友写信，说都柏林是他见过最美的城镇：“傍山倚海，狭长小路蜿蜒伸向郊野；它和乡村之间没有突兀分界，移步换景，美不胜收。”
都柏林不是那种攀高爬低的山城，一百多年过去了，它也没变成摩天楼耸立的都会。机场到市区一路上，我享受着它的平铺直叙：老树昏鸦，抬头可见；流水人家，尽收眼底。
这里的楼房平平切齐，颜色丰富，淡绿、鹅黄、浅紫、粉红、天蓝……不是南欧的浓烈调调，却自有一股清新，远远看去，好似一排彩色积木。
他们的老房子不是蓬头垢面的。当地人勤于粉刷（头回听说Paint，我还以为全家人都爱“画画”），而且，他们不喜欢跟邻居撞色，尤其是门。有趣闻道，这里有天下最聪明的妻子，把自家门涂成不同颜色，以防男人夜里醉酒后走错门睡错床。
又有人说，伊丽莎白女王过世后，英国曾命爱尔兰人把家门都涂黑，但这里的人民偏偏不从，反将各自的门漆得五颜六色。再后来，一幅由红蓝白绿黄等各色都柏林门组成的拼贴画在全球流传开来，如今已是这里的城市名片了。
最精致斑斓的门在南部的菲兹威廉姆街，红褐色乔治风格建筑下，每扇门造型、花纹、颜色都不同。U2那首《最甜美的事》MV就在此取景，据说那年Bono忘了结婚纪念日，最后用这部作品向妻子道歉献礼。如今，那排艳丽的门俨然一道经典风景线，主人若想改换门面，恐怕还得经地方议会特批。
关于这些18世纪老楼，窗户也是个话题。当年，乔治王强征“日光税”，老百姓为此设计出了那种细长的窄窗，一二楼窗户都较大，顶楼窗户则较小。街道转角建筑窗户多、面积大，都柏林人便想出更绝的怪招。曾是议会大楼的爱尔兰银行，当年为了抵制交税，用石砖砌死了所有窗户。现在去看，那些密不透风的“灰砖窗”依然拉着死气沉沉的脸，仿佛对那桩“抢劫阳光”的历史冤案耿耿于怀。
“都柏林城是个椭圆形，大直径有3英里，利菲河从城西流入，从城东流出，将全城分割为近乎相等的两部分。入城河口连接着两条环城运河–城北皇家运河，沿着内陆一东部大铁路；城南大运河，一直延伸到戈尔弗，将大西洋和爱尔兰海沟通了。”
摊开今天的都柏林地图，全城格局仍能对应儒勒·凡尔纳两百多年前的文字，地名也没变。小而集中的市中心以利菲河为界，北部多居住工人阶层，南部则是中上阶层聚集地。两岸不乏通衢大道，北有奥康奈尔大街，路面宏阔，胜过北京“王府井”；南有格拉夫顿步行街，品牌林立，神似上海“南京路”。
这里的人，靠雕像“指”路。
奥康奈尔大街上的青铜和大理石族，有自治运动领袖帕奈尔、提倡禁酒的马修神父、社会主义倡导者拉肯、“青年爱尔兰运动”领导者欧布赖恩，以及“伟大的解放者”丹尼尔·奥康奈尔。这些立在台座上的人，连同邮政总局大楼那样的“革命舞台”，默默叙述着爱尔兰动荡的独立史。
双手举向天的“大杰姆”（Big Jim，指拉肯，上世纪发动爱尔兰最大规模的工会运动）作呼喊状–“‘伟人’之所以伟大，只因我们都跪着：让我们站起来！”
“伟人”们的雕像下，常有普通人歇脚，他们就那么坐着，呷咖啡、抽烟、发呆……思绪随车水马龙而游走。在都柏林街头，总能见到几个倚门的“闲人”，他们站在风里，缓缓地东张、西望，瞟一眼行人，或街对面的商铺。眼神里没啥鬼主意，更像是在寻觅写诗素材？这里的人好像意识不到时间会溜走，他们常说：“当上帝创造时间时，他已经留出了足够的富余。”
奥康奈尔大街中段立有高120米的擎天巨柱，直插云霄。2003年建成的“尖顶”（The Spire）耗资440万欧元，替代1966年被炸毁的纳尔逊纪念柱。避雷针一样的新地标，还有个比本名更响亮的绰号–“贫民窟的大针头”（讽刺利菲河北岸部分地区的吸毒现象）。
调皮的都柏林人，爱给地标起绰号。昔日，利菲河边有座安娜·利菲小喷泉，被当地人使坏地唤作“大浴缸里的小荡妇”；格拉夫顿街口竖起莫莉·玛隆雕像后，很快又得昵称“推小车的花街姑娘”。17世纪末的玛隆，传说因生计所迫，白天卖鱼，晚上卖身，过早死于伤寒。谜样的姑娘被写进了爱尔兰民谣，传唱至今。在南部，“玛隆”是个地标。东面是恢宏悠久的圣三一学院，向东南走，可达乔治风格的梅瑞恩广场，北角有座史上最不“正经”的名人雕像：粉领、绿西装的“王尔德”，一脸玩世不恭地斜倚在大石坡上，被都柏林人唤作“石坡上的苦工”（维多利亚时代，王尔德因同性恋问题被囚禁狱为苦工），雕像对面是其故居。
“玛隆”的西边，穿过潮人云集的酒吧区，拐个弯，便是典雅、冷凝的都柏林堡，再向西，即全城最古老的基督大教堂。如此走马观花一圈，都柏林历史建筑的大致也掌握了。
傍晚转回格拉夫顿步行街，花花绿绿的橱窗，撩拨你的神经。街头乐人已各就各位。这边厢，戴黑呢帽的老绅士，竖起萨克斯，吹出一曲“When I fall in love”；那边厢，年轻小伙子抱着吉他，扯开嗓子模仿电影《曾经》的开场；远处，莫名传来悠扬的风笛……
音乐绵延至深夜，圣三一学院的情人们正依依惜别，在树下拥吻；穿迷你裙的俏女郎高跟鞋踩得踢踏响；从酒吧归来的半醉的年轻人疯狂吹着口哨，在夜色中呼啸而过……走累了，可在街角搭乘三轮车，单程约5欧元，车夫二十来岁，大多来自东欧、非洲和南美，一巴西小伙子告诉我，整条街上约有40辆三轮车。
“我猜，它们都是从你们国家买来的。”
大教堂与酒吧区：《偷情的乐趣》在“圣殿”
清晨在都柏林醒来，乔伊斯笔下的“辚辚”马车声是听不到了，唯闻有轨电车的“叮铃，叮铃”声。这种悦耳的城市背景音，节奏舒缓，甚至能融入梦境。
从凌晨到深夜两点，这些体态轻盈的银紫“小龙”穿梭于城乡之间，从寻常百姓家门口驶过，高速、便捷、造型摩登，给整座老城增添了几分时尚气息。
“那，都柏林没有地铁（Subway）咯？”我问当地私驾导游Ciarán。
“我们不用地铁，但赛百味（Subway）倒有几家。”他左眼眨了下，“你懂的。”
Ciarán带过不少东方游客，最后发现，“与日本人的古板相比，中国人很能领会我们爱尔兰人的幽默。”
都柏林没有“赛百味”，“Hop on-Hop off（跳上跳下）”双层观光巴士倒很多，绿油油的模样煞是可爱。
阳光晴好，坐上敞篷二层，城市便在眼前横向打开，行至利菲河南岸西侧，圣帕特里克大教堂的哥特式尖顶迎面立起，肃穆昂然。
这神秘的凯尔特民族，自身受过好几次外族的掠夺，却从未派出过占领军；它派出的，只有牧师、僧侣和传教士，他们跋山涉水，绕着弯路穿越爱尔兰，把希腊底比斯苦行僧的精神带给欧洲，甚至更远的地方……
圣帕特里克大教堂是爱尔兰最大的教堂，历史可追溯至5世纪半神化人物圣帕特里克生活的时代。教堂大木门上黑铁铸成的纹样颇似三叶草，据说，他曾用三叶草向异教徒阐释三位一体，并在教堂旁公园内的古井边为信徒施洗。1901年，人们发现了刻有凯尔特十字的古老大理石板（曾作“井盖”用），传说得到证实。
步入大教堂，侧廊有多座名人雕像，仿佛一场精英集会。海德（爱尔兰首任总统）在前，奇尔德斯（爱尔兰第四任总统）紧随其后，总统、主教、公爵贵胄、演说家、游吟诗人……某角落、某面墙，似乎都有个人，嘴唇闭得紧紧，摆出倾听架势，但看上去要准备发言。
1713年至1745年间，《格列佛游记》的作者斯威夫特曾在此任教长。1950年代，德国作家伯尔造访时曾留有日记。“在斯威夫特的墓旁我感到心里发冷，圣帕特里克大教堂如此干净，如此空旷，而又满是爱国者的大理石雕像。重病的教长深深地躺在冰冷的石头下面，他身旁是斯泰拉（斯威夫特的伴侣）；两块长方形的铜板，光洁得宛若经过德国家庭主妇的手擦拭。”
大教堂干净、空旷，但，并不冷。灯光打在唱诗班席位上，通往圣坛的长长的中堂，地砖呈暖色调，老妇和小女孩趴在地上，铺开半透明纸片，虔诚地描摹宗教纹饰；圣母礼拜堂内坐满了小学生，在老师指导下，他们饶有兴致地涂涂画画，看样子，这里就是他们的教室了。
教堂里洋溢着生命的响声，外面墓地则一片寂静。朴素的花在凯尔特十字架下点缀着，风在石碑上叹息，轻轻摇动着草茎，傍晚时分，年迈的乞丐会把纸袋里的食屑撒给鸽子分享……这里该是全城最安宁的地方了。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河边的Temple Bar游人如织、夜夜笙歌。即使是白天，酒吧窗边的鲜绿霓虹也在暧昧地闪烁着。从东边舰队街走进这里，你就能嗅到几分“海盗”野气：文身店门口的骷髅、小巷里满墙光怪的涂鸦、旅馆楼上斜出脑袋的鲜艳旗帜……
尽管位处都柏林心脏，1990年代之前，利菲河南岸与戴姆街之间这块狭长地带并不受人关注，只有卵石铺就的古旧小道述说着它颇有年头的历史。西边菲希安伯尔街是全城最古老的街道，可追溯至维京人登陆都柏林的时代，1742年4月13日，亨德尔的清唱剧《弥赛亚》首演于这条老街上的音乐厅。
公元841年至842年冬，一帮海盗在利菲河边安营扎寨，据说那一段水质很差，他们称其Dubh Linn（意为“黑池”），都柏林由此得名。海盗的原始性情在凯尔特人血管里沉淀下来，18世纪，大批妓院和酒吧兴起，这些“通俗”副产业曾是出海者昂扬前进的动力，鱼龙混杂其间的，还有猖獗的罪犯……那些诱人的老故事，滋养了爱尔兰代代相传的民间文学。
商贾和手艺人涌入，令Temple Bar成为当时的商贸中心，1707年竖起的海关大楼便是昔日繁荣的明证。时移世易，当码头渐渐移往下游，这座建筑失去原初的功能，如今已改头换面为名流云集的The Clarence酒店，美国前总统克林顿访爱时曾下榻于斯。当然，慕名者都是冲着老板Bono而来。
Temple Bar一直是U2乐队的生活地；未成名前，他们曾在这里的酒吧表演；专辑《Achtung Baby》录制期间，Bono和Gavin Friday在Chameleon餐厅8号桌聊了一下午，最后敲定歌词。
1980年代，Temple Bar许多房屋被廉价租售给穷困的波西米亚艺术家们。1991年，政府将其发展成时尚地标。此后十多年间，破旧不堪的逼仄街道变化翻天覆地，酒吧、餐厅、画廊、剧院……占地仅28英亩的Temple Bar竟林立了大小五十多处场所，成了高密度的文艺荟萃之地，被西方人评为都柏林的“左岸”。若要作比，我倒觉得Temple Bar更似都柏林的“三里屯”。
此前国人依据Temple Bar字面意思译作“圣殿酒吧区”，但事实上，1673年地图上首次出现地名时，取名依据当年居住在此的地主、德高望重的圣三一学院院长威廉·坦普尔（William Temple），Bar则指河边地带。将“圣殿”和“酒吧”合二为一的译名，算是国人创举，或许也能道出在此一醉方休之快感。
Temple Bar的变化，是都柏林的缩影，近二十年，这座城的性格和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和欧洲其他国家首都相比，她不是伦敦、巴黎那样世故的贵妇，更像充满无限可能的青春期少女，活力四射，并有一种振奋、向上之气。
今天的都柏林，似乎甩掉了一些历史包袱，突然变得轻盈起来，就像当地人管女孩、女友叫“Bird”那样跳跃、欢乐。当你和这里的年轻人对话，他们的回应也总是很积极–“人生很短，要Happy！”
也是在Temple Bar的商贾拱廊，《尤利西斯》主人公、广告推销员布卢姆逗留了好一会儿，想到妻子莫莉的出轨，他就开始生闷气。
在今天这片“圣殿区”，他唯一要做的，却是在小贩独轮车上翻找黄色书籍。
“布卢姆先生漫不经心地翻着《玛丽亚·蒙克的骇人秘闻》（一部揭露加拿大天主教修女院内幕的书，1836年纽约出版，内容纯属捏造），然后又拿起亚里士多德的《杰作》（假托亚里士多德之名谈性的伪科学书，17、18世纪流行于英国）。歪歪扭扭、乱七八糟的印刷。插图：胎儿蜷缩在一个个血红的子宫里，恰似从屠宰后的母牛身上刚取下的肝脏。”
最后，布卢姆为他那花心妻子选了本《偷情的乐趣》，“控制住自己略感恶心的呼吸困难，说–我就要这本。”
书香氤氲百年
在都柏林，除了海风气息和啤酒味，还有浓郁的、甚至积存了几个世纪的书香。
走入16世纪末建造的圣三一学院“长室”（这是欧洲最长的图书馆），你会被黑压压一片的书的气场给震住，上面罩着威严的拱形穹顶，恢弘的木柱隔出一间间书房。这里卷帙浩繁，约425万册，拥有爱尔兰史上最多的珍贵手稿和藏书。自1801年以来，该馆开始享有免费接收所有爱尔兰和英国出版物的特权。
许多人来这里是为了瞻仰《凯尔经》。这本世上最久远的手抄本新约《圣经》，据传由凯尔特僧侣于公元9世纪绘制而成，线条繁奢，色彩浓烈，令人惊叹。
如果你对古远的手抄本感兴趣，还可去切斯特·比特图书馆，那里藏有9世纪至19世纪各种插图本《古兰经》、大量写有古埃及情歌的莎草纸。这座图书馆是一个拥有两万多册手稿、珍本、微型绘画、泥版、服饰等文物的博物馆，其中还包括中国清朝的龙袍和玉册。
若对三百多年前的学者图书馆感兴趣，可去爱尔兰最古老的公立图书馆–马什图书馆，由当时大主教纳西索斯·马什贡献私人藏书而建，如今与圣帕特里克大教堂毗邻而居，这里也是斯威夫特任教长时的住所旧址。然而，两人生前却是对头。
早在圣三一学院上学时，斯威夫特就认识了时任教务长马什。在治学严谨的马什看来，不爱学习的斯威夫特“既无礼又无知”，曾极力阻挠他担任圣职。而斯威夫特也在作品中讽刺马什：“盛名在外，人们普遍认为他学识渊博……但就像钱庄里生锈的旧钱柜，装满金子，打不开也搬不动。”
要是马什活着，看到如今馆藏中这么多斯威夫特的著作，连他创作《格列佛游记》时所用的书桌也摆在这里，真不知会作何感想。
马什图书馆的红色小楼掩映于樱花丛中。一位花甲老人为我开门，地板“咔吱”响，长廊两侧排满黑橡木书架，上面以礼冠形装饰盖顶，架上揽着古旧的绳子，旁边倚着同样古旧的梯子。这里有25000册16至18世纪早期的藏书，其中还包括若干15世纪珍本。听闻我来自中国，馆长Jason爬上木梯，松绑线绳，用小白枕头垫起17世纪出版的针灸书、“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和西方传教士带回的彩色中国地图等，足见馆内收藏之特别。
向里走，你会看到3个由金属网封闭的“小笼子”。最初，为了防偷书贼，书籍是用很特殊的方法锁住的：每本都有个金属小钩子，连着锁链尾段的圆环，而圆环又被套在书架的标杆上。三百多年来，这些陈设依然保持原样。正对窗户的架上，竖着几本遭战火破坏的书，那是1916年4月13日英军用机关枪扫射所致。约一周后，爱尔兰爆发了复活节起义。
若觉图书馆气氛过沉，也可去逛书店。利菲河北边，奥蒙德堤岸路上就有一家雅趣小店：旋梯。1970年代，这家得名于叶芝诗作的书店开始走红；别样选书、怀旧氛围，受到当地作家和学生的青睐，遂成都柏林小众文艺圈地标。
推开黄色老楼的绿木门，枝形吊灯洒下柔光，店内飘着舒缓的古典乐，几张木桌椅上摆放着诸多旧书，地上小篮里放着可人的企鹅平装本，门口有各种乔伊斯研究集及专业爱尔兰诗歌期刊。和纪念品店那些爱尔兰名家集的花哨封面比，这里讲求的是素雅。最引人的，是“旋梯”的地理位置，透过落地窗，你能欣赏到利菲桥全景。这座优雅的轻便桥1816年开放时曾是惟一横跨利菲河的人行桥，当年曾向行人征收半便士过桥费，因此，人们惯常叫它“半便士桥”。
生命化作诗酒歌
“倚门那女子，她生长的城里有条河；多舛的命途唉，从这河口流入……”
爱尔兰当代女诗人依婉·伯兰德，曾写下长诗《安娜·利菲》，以利菲河暗喻国家命运。在爱尔兰语中，Liffey意为“生命”。
都柏林的“生命”，湍急、跌宕。
它曾拥有18世纪乔治王朝的旖旎辉煌，此后一度“倾圮”，摇摇欲坠；战争、饥荒、政局变换、宗教更替，它都遭受过；异族入侵、民族独立、国民外迁、移民迁入，它都经历过。
无论何种境遇，它都坚韧地“趟”了过来。
古老的城市都曾历经坎坷，但很少有城市像都柏林一样保有如此高的创造性才智，进而将历史化为文学。这个曾经的省会小城，孕育出了斯威夫特、王尔德、萧伯纳、叶芝、乔伊斯、贝克特、希尼等举世瞩目的大师（其中4位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今天，你若想在短时间内了解这里的文学，北部作家博物馆收藏的著作、信件、肖像和私人物品，将为你展现都柏林文学巨匠过去三百年间的骄人成就。
南部“文学酒吧漫游”，则带你体验散布于酒吧中的浓郁文学气息。晚上7点半，The Duke Pub包厢内，两个都柏林人出场，戴上圆顶礼帽，立马变得一脸茫然，进入《等待戈多》的演绎……两个半小时内，他们会带大家串游The Old Stand和O‘Neill’s Pub，时而朗诵布兰登·贝汉的作品，时而来段“脱口秀”，捏着嗓子学王尔德的嘲讽腔，插播一条他痴迷拳击的轶事……轻松的文学之旅后，你会发现，都柏林不乏天生的故事家，哪怕眼前这位扮“戈多”的导游。行程最后一站Davy Byrne’s Pub，就是乔伊斯笔下布卢姆吃饭的地方，小说里那份“戈贡佐拉奶酪三明治，以及一杯布尔戈尼葡萄酒”，是酒吧老板销路最好的招牌菜。
所谓水土养人，都柏林人的水，是利菲河，也是杯中的酒。
在河的两岸，北有昔日詹姆逊威士忌酿酒厂，南有全球闻名的健力士黑啤展馆。“去看看那家啤酒公司该是多么有趣，它本身就是个井然有序的世界，排列着大桶大桶的黑啤酒……”乔伊斯在小说里也写到这家啤酒厂。如今，这里每天生产250万品脱（1品脱约等于568毫升）黑啤，向全世界供应。
对都柏林人而言，每天“A Pint！”（一品脱）的生活，稀松平常。
有人开玩笑说，吃饭睡觉如厕外，都柏林人更多了一项“泡吧”。这里的人，泡吧也都存平常心，并没有那些发展暧昧、借酒消愁、发泄情绪等企图心。全城约有850家执照酒吧，有些酒吧中午开业，未到黄昏，已有人开喝；另一些人，下班后来酒吧晚饭，接着饮黑啤、听音乐、聊天、跳舞……遇上英式橄榄球赛季，酒吧里人满为患，大家凑伴看球、为爱尔兰队加油，赢了比赛，一群人举杯庆祝–“Sláinte（爱尔兰语，干杯）！”
在都柏林，几家大型酒吧提供爱尔兰传统晚宴。你可以就着小羊排、三文鱼、土豆泥及一大杯口感醇厚的黑啤，看两小时“小剧场”式的踢踏舞和传统音乐表演。酒吧版“大河之舞”的舞者技艺同样精湛，若坐得近，你甚至能感到女孩飞起的裙裾，扇起“振翅”之风。舞者还可能邀你上台共舞，拉着你天旋地转，畅然忘忧。
提及“传统”音乐，都柏林人都推荐去O’Donoghue’s Pub，因为那里常有“都柏林人”现场演出。1962年成立的“都柏林人”乐团已有50年历史，起先由乡村教师组建，后借乔伊斯的作品正式更名The Dubliners。乐团名声遍及全爱尔兰及英国北部，尤其是在伦敦的公演，宣告凯尔特民谣被广泛认同。今天，他们可是爱尔兰民谣圈内德高望重的老前辈了。
走进酒吧，吧台边一方小小空间，七八人围坐一圈，三位已是白发皓首的老人：两个大胡子老头，一个敲着传统宝思兰鼓，另一个主吉他，旁有吹笛者；其他乐手，似乎是新加入的年轻人，座椅下似乎还有班卓等秘密武器。那些民谣，时而欢悦，时而哀愁，歌声中，我又听到了Molly Malone ，又听到了Anna Liffey……
静静流淌的利菲河，看着世世代代的都柏林人，来来往往，影踪不断；他们将“生命”之河的水，化作诗，化作酒，化作歌……
本刊记者 李乃清 发自爱尔兰 编辑 郑廷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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