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三战三捷
陕军三个警备旅惨遭失败
1935年，红二十五军在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期间，在石塔寺、九间房、袁家沟口战斗中，对陕军警备第二旅、第三旅、第一旅以沉重打击。时任第十七路军总指挥兼西安绥靖公署主任的杨虎城将军，对此一直耿耿于怀，念念不忘他的三个警备旅……
1935年3月初，红二十五军为配合红四方面军发动的陕南战役，由湖北郧西挥师西进，途中连克宁陕、佛坪两座县城。3月10日，红军在华阳镇石塔寺附近设伏，将紧紧尾追而来的陕军警备第二旅两个团全部打垮，毙伤敌旅长以下官兵200余名，俘敌团长以下官兵400余名。敌旅长张飞生负伤后，见情势危急，难以躲避，即以手血涂面，倒伏在路旁沟内尸体之中，假装死去。直到夜晚，张飞生才摸上大路，遇见从山上退下来的士兵，扶持一路，返回茅坪。
1935年3月下旬，红二十五军从华阳地区东返商洛，经柞水、蔡玉窑、曹家坪、九间房等地，于4月7日抵达蓝田葛牌镇。途中，陕军警备第三旅在镇安、柞水堵击，并紧紧跟踪尾追红军而来。4月9日，红二十五军在九间房将警三旅两个团一举打垮，俘虏官兵1000余名。旅长张汉民被红军所俘。
1935年7月2日，红二十五军在山阳县袁家沟口将追击红军的急先锋———陕军警备第一旅两个团一举全歼，毙伤敌团长以下官兵300余名，俘敌旅长唐嗣桐以下官兵1400余名。战后，红二十五军乘胜北出终南山，威逼省城西安。在引驾回、子午镇等地，红军宣传队员押着“陕军旅长唐嗣桐”一路上游乡示众，呼喊口号，大造声势。两天后，即将敌旅长唐嗣桐首级斩下，悬挂在子午镇西门外面，给西安绥署以嘴脸相看。此一举动，的确骇人听闻，消息即刻轰动了省城。红军走后，西安方面还举行了收殓和悼念仪式，杨虎城将军不无感慨地说：“不成功，则成仁，你可真的成仁了！”杨虎城深知唐嗣桐刚愎自用，也特别骄横，此人在警二、警三旅遭受失败后，仍想冒险“立功”。他曾在一次军事会议上立过军令状：“我是蒋委员长的忠实信徒，与共产主义势不两立，愿为三民主义献身牺牲。我是不畏强敌的，此次征剿赤匪，不成功，则成仁。你们不敢摸徐海东，我摸！你们不追二十五军，我追！”结果追入红军的伏击圈，做了红军的刀下鬼。唐嗣桐死心塌地与红军为敌，罪有应得。然而，对于红军把陕军一个高级战俘斩首示众的做法，杨虎城却感到不可思议：两军交战，竟做出这等事来……这也叫打仗吗？他由此而产生一些很不理解的恼恨。无独有偶，九间房战斗后，红军居然还枪杀了警三旅旅长张汉民，这更使杨虎城感到恼火。对这件事，杨虎城一直耿耿于怀，百思不得其解。张汉民本是共产党员，红军怎么也杀了他？对杨虎城来说，这其中确有不少难言之隐……
历史的不幸事
红军杀了共产党员张汉民
张汉民，山西省稷山县人，生于1903年，曾就读于新绛县中学。1924年投笔从戎，西渡黄河，入杨虎城部基层军官教导队学习军事，毕业后历任排长、副营长。1925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曾一度被解除军职，以乡村教员作掩护从事革命活动。1929年春，他又一次投身于杨虎城部，继续在该部从事党的兵运工作。1930年，杨虎城就任陕西省政府主席，张汉民被任命为省政府卫士营营长。1931年该营扩编为警卫团，张汉民升任团长。1932年冬，红四方面军经由关中转入四川时，警卫团奉命“尾追”红军到达汉中地区，驻防长达两年之久。
杨虎城即将警卫团留在商洛，加入到“进剿”红二十五军的战斗序列。警卫团拥有3个步兵营和4个直属连，全团官兵达2000人之多。其中，共产党员约200名，多数连队建有党的组织，营长、连长、排长大都由共产党员担任。警卫团这支武装力量，时已牢靠地掌握在党的领导之下。1935年春节期间，张汉民即派地下党负责人张明远、马宗仁与红二十五军接头联系。双方订立了互不侵犯的协定。红二十五军当时没有电台，无法与党中央取得联系，医药器材和军用地图也很缺乏，因此提出让对方设法供应这些急需物品。张汉民当时派人送去几张军用地图，并答应可以派人去上海、西安等地购买电台、药品和医疗器械。
杨虎城于1935年2月27日决定将警卫团扩编为警备第三旅，下辖七、八、九团，张汉民升任旅长。红二十五军在东返商洛的途中，警三旅奉命在镇安、柞水进行堵截。该部中共地下党组织也曾作出决定，如果与红军遭遇，共产党员要枪口朝天打空弹。4月初，红二十五军抵达营盘街时，张汉民一面派出两名党员与红军接头联系，送交西安绥署有关堵截红军的军事情报；一面率领第七、九团由镇安、柞水石嘴子出发，“尾随”红二十五军。4月6日“尾随”到财神庙，7日到蔡玉窑，8日到曹家坪，9日到九间房。当部队到达蔡玉窑时，曾有地下党员同志提出：派往红二十五军联系的两名同志至今未归，这事很值得注意，并建议等待派出同志归来后再行“尾随”。然而，张汉民却认为已和红二十五军有过联系，双方订有互不侵犯条约，“尾随”并非一日，亦未违约开火，不会有什么问题，于是，仍按计划“尾随”前进。9月到达九间房附近时，第九团团长阎揆要报告：红军已坚壁清野，沟内似有埋伏，部队可在九间房以西村庄宿营，以免发生误会。而张汉民却固执己见，毫无戒备，仍命令部队向九间房开进。结果，就发生了那么一场不该发生的战斗。
与此同时，在红二十五军方面，却是另外一番截然不同的景况，原来，张汉民第一次派人联系时，中共鄂豫陕省委和红二十五军领导持有怀疑态度，认为是刺探红军情况。当时提出索要无线电台、医药器械和军用地图，既出于红军的迫切需要，同时也带有试探和考验性质。之后不久，红二十五军审查出一名“来当红军”的人，此人名叫崔正山，曾在张汉民警卫团当过传令兵。审讯中有无严刑逼供，或被审者是否别有用心、施行离间之计都很难确定，可此人居然供认“系法西斯党及法西斯党首领张汉民所派”，打入到红二十五军内部。由此种下了不可信任的根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