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汉儒，后来的人首先想到的，就是马融和郑玄。但是，在他们活着的时候，风头却远没有另外一些人劲。至少，跟张俭、李膺比不了。时人能入这二人的厅堂，视为登龙，接谈一语，三天睡不着觉。那时不兴握手，如果握手，估计也几天不会洗。当时所谓的八骏、八及之流风云排名，也轮不到马、郑二位。那个时代，名流和名儒是一回事，但像马融郑玄这样潜心着述者，却偏排不上。尽管按后世清儒的尺度，马、郑二人的经注，不大对路，但在当时，人们对他们的学问还是很钦佩的。坊间传闻，连郑康成（玄）家的小婢，都出口成章，一张嘴，就是《庄子》和《诗经》里的句子。学问归学问，当年求学之人，其实求的是功名，这些东西，马融和郑玄给不了他们。
更不幸的是，郑玄生不逢时，赶上了乱世。东汉末年的大乱，即使你学富五车，命运也未必会好。碰上农民起义的黄巾贼，也许还好，碰上蛮族的军阀，说不定就会倒霉。不过，郑玄不是书呆子，有一套混世的招法。后世的儒者，一般都不会算命，尽管周易是学过的，但着眼点都在人生哲理上了。会算命的，都是江湖术士。但当年儒者，如郑玄郑康成之辈，却天文历算，阴阳八卦都明白。最早郑康成进马融的门，就是靠了推演天象，才得到马融器重的。很年轻的时候，就会给人推算凶吉。不用说，这样的本事，在乱世特别吃香，需求特大。算不准的时候，没人说什么，万一算准了一回，传得满世界都是，人人争说活神仙。
只是，普通人中的口碑，并没有给郑玄带来大富贵。因为，到了大人物那里，他不推阴阳，改说大道了。大将军何进聘他，在府上没待几日走人，袁绍聘他，也待不了多久，还是走人。从袁绍那儿走的时候，袁绍这个世家恶少，恶作剧地开宴为之饯行，安心要出大儒的洋相，席上三百余人，轮番给郑玄敬酒，从上午灌到晚上，众谋士和清客都不行了，郑大儒像没事人一样。要知道，此时的郑康成，已经年过七十了。如此酒量酒勇，后辈武松什么的，就不算什么了。
在民间说唱里，只要提到文人出身的谋士，说唱者必定说这些人“阴阳有准”，能掐会算。在他们看来，所谓出谋划策，运筹帷幄，就是算卦。他们实在弄不清，这些文人进了军帐，能干点什么。因为，这些说唱者多半没有文化，他们理解不了，知识有什么用处，由学习而来的分析、推理和判断能力，是怎么回事。即使是文人写的《三国演义》，也难免受说唱文学的影响，把个诸葛亮写成了妖道，其实，现实中的诸葛亮，只是个讲求实际、很能办事的能臣而已。不过话又说回来，尽管东汉末年的军阀们，大都为读书人，但他们对于谋士的要求，恐怕也是“阴阳有准”，如果不能推算八卦，也得对某些事情做出预测。从汉末到三国，得宠的谋臣，基本上都有这两下子。不会算卦，也得会预测。
郑康成是大儒，自然不能跟一班儿谋士论长短，他要发挥他的优势，所以，进了谁家的门，都得讲大道，做长远规划。一来，他那点八卦推算的本事，不一定回回都灵，跟普通人打交道不要紧，碰上军国大事，当不得儿戏。如果玩含糊的把戏，主人肯定不干。所以，进了大人物的帐下，这一套就只能收了。二来，他多年埋首学问，皓首穷经，没有那些谋士们经世致用的学问，那里的山川形势如何，那里的风土人情怎样，他并不清楚，分析判断，无从下手，预测就更谈不上了。所以，只好扬长避短，欣然讲经了。然而，在军阀混战的之际，哪个有这份耐心，听他讲经呢？不消说，名头很响的郑大儒，就只好做高阳酒徒了，好在，当年的儒者，酒徒本色，由来已久。多喝几杯，又算得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