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大地震，很多国内外媒体都想起了一个地方——都江堰，这项建于公元前256年的水利工程在这次地震中未受损伤，而它的建立恰恰是中国与灾难抗争的典型写照。和不知地震为何物的许多欧洲人不同，中国从古至今不断经受灾难洗礼，恶劣的自然环境考验了中国人的智慧，也造就了中国人坚强的性格。
300年来的大灾一半在中国
根据联合国减灾科技委员会公布的统计数字，全世界范围内，在近300年来死亡人数超过10万人的50起自然灾害中，欧洲共有5起，包括1812年冬天的冻害导致法国40万人死亡、1845年至1846年爱尔兰的饥荒导致150万人死亡、1908年意大利地震导致11万人死亡。可如果与中国比较起来，欧洲人其实又是“幸运”的，因为在这些导致了1.51亿人死亡的50起自然灾害中，发生在中国的自然灾害竟然高达26起，累计死亡近1.03亿人，占全部死亡总人数的68％。联合国减灾科技委员会的报告中这样描述中国：“这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严重的少数国家之一，大陆地震的频度和强度居世界之首，占全球地震总量的1/10以上；台风登陆的频率平均每年高达7次；从有人类记录以来，旱涝灾害、山地灾害、海岸带灾害每年都在中国发生。”仅以中国发生的地震灾害为例，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地震就高达8000多次，其中1000多次为6级以上地震。自20世纪初至今，中国占全球因地震死亡人数比例高达50％以上。
中国灾害频发与地形地貌有很大关系，中国地形复杂，山区面积占全国总面积的2/3，且人口密度远远大于欧洲。比如瑞典4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只有900万人口，北部山区很多地方可以用“荒无人烟”来形容，但在中国，哪怕是山村也可能居住着数千人。和中国同处于亚洲的日本国土窄小，也受地震、火山、海啸等大灾的威胁。不过因为被海洋环绕，有人居住的山区不多，而且日本的山也不是很高、很陡。位于山区、地势险恶的夕张市是日本人口密度最低的地区，每平方公里只有15.8人。在这次地震发生之后，日本的电视镜头多次对准四川一些地区险恶的生态环境，高山和随时都可能决堤的河流大坝让日本人很吃惊，连连感叹当地人生活不容易。欧洲只有女巫没有女娲
瑞典乌普萨拉大学历史系教授琳达·巴克特曼对记者说，总体而言，欧洲的自然条件要比亚洲好得多，地震带少，降水比较均匀等，这也形成了欧洲历史上农、牧、渔混合式的经济形态，换句话讲，多数欧洲人是可以靠天吃饭的，所以自然界对欧洲人的威胁多数来自人们的想象而不是自然界本身，比如很多欧洲的民间故事都与巫师有关，而不是火灾、地震等自然灾害。但在中国，很多传说虽然同样出自人们的想象，但反映的却是人与自然界的抗争，比如女娲补天、后羿射日等等，而类似的故事在欧洲很难找到。
而中国幅员辽阔、地形复杂，几千年来水、旱、震、蝗、瘟疫，各种灾祸肆虐，中国的历史从某个角度说，也是一部与灾难抗争的历史。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有确切地震记录的国家，西晋时出土的《竹书纪年》，记载了距今3800多年中国最早朝代——夏代帝发七年的“泰山地震”。《吕氏春秋》里记录的周文王八年地震“地动东南西北，不出国郊”，是第一次记录地震危害范围。而《诗经·小雅·十月之交》翔实、生动地记述了周幽王时期关中的特大地震——“烨烨震电，不宁不令。百川沸腾，山雾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这次地震是世界上最早的有精确记录的地震，比西方同类记录(1755年葡萄牙里斯本大地震)早2500多年。
水灾也是威胁中国先民的重大自然灾害。早在史前的舜帝时代，就有“九州皆水惠”的说法。据记载，自公元前602年至1938年的2540年间，黄河下游决口泛滥达1590余次，较大的改道有26次，平均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沉重的水患甚至间接导致了元朝的覆灭。此外，旱灾、蝗虫、瘟疫在几千年中华文明史上也给中国人带来惨痛的损失。
然而另一方面，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实行有组织、大规模甚至全国性抗灾防灾，并制定缜密法则规定的国家。与西方崇尚挥舞刀剑、征战四方的恺撒大帝式英雄不同，在中国历史上，很多人是因为抗灾被铭记或歌颂的。中国第一个朝代——夏朝的建立，正是由于大禹率领民众制服水患，积累了崇高威望；春秋五霸之首齐桓公“九合诸侯”，约法三章，第一条就是“无曲防”(不许截断邻国水源或把本国水患引向邻国)，体现了集体防灾意识。清代帝王更重视治水，康熙亲自批阅水经，主持河工现场会议，六次南巡均首先视察黄河工地。
中国赈灾经验有千年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所长夏明方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中国几千年的传统社会，在通常被人忽视的救灾减灾及环境保护问题上所取得的理论、制度和实践上的成就，是西方中世纪文明所远远不及的，以致法国著名的汉学家魏丕信将18世纪中国集权体制下的荒政体系等同于近代西方的国家福利主义。
汉朝元帝灾后即把全部库存粮食、衣物用来赈济灾民；自周代开始，政府就有在灾后组织灾民移居富裕地区的计划，《周礼》记载“若食不能人二辅(300斤)，则令邦国移民就谷”，《孟子》也有“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反映了灾后国家机器对人口和粮食进行区域间调剂的情况。
和古代中国相比，欧洲各国因普遍采取分权制，无法动员强大的政府力量应对灾情，因此在诸如大鼠疫等灾难面前显得十分虚弱；而在南美和亚洲其他一些地方，也曾有政府组织抗灾防灾的记载，如印加帝国的梯田抗旱，日本中世纪武田信玄的水利建设等，但这些地方或生产力低下，或幅员狭小，统治者对境内的统治力有限，均无法取得如古代中国那样的成绩。
琳达·巴克特曼教授说，人们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可以归纳为物资救援能力、社会动员能力和民众心理承受能力三个方面。就物资救援能力来说，经济发达的欧洲似乎是非常强大的，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在一些自然灾害面前，并不是高科技或是有钱就管用，比如地震救援就是如此，因为地震后房屋结构受损，大型设备在这个时候往往派不上用场，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人力救助；在政府动员能力方面，欧洲各国也不弱，但因自然灾害较少发生，经验缺乏是主要的问题；在民众心理承受能力方面，欧洲人则差得很远，像曾经发生在瑞典的酸雨，当时竟有一些人因为恐惧而自杀，还有2002年欧洲的洪水，也有很多人以为是世界末日来临而出现了心理疾病。
谈到此次中国汶川地震，琳达·巴克特曼说，从以上三方面抗灾能力出发，中国政府和人民在此次救灾中的表现堪称典范——物资救援已是倾尽所能，社会动员能力之高更让世界各国惊叹，但更令人钦佩的，还是中国人在这次地震面前的心理承受能力，人们的恐慌程度被信息的及时披露、救援的努力和各界的支持降到了最低。能看到的，多是救灾过程中的指挥若定，受灾民众的勇敢坚强。仅凭这一点，中国人在自然灾害的考验面前，便已经给出了最出色的答卷。
选自《环球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