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灾史贯穿中国五千年

 
抗灾史贯穿中国五千年
2016-12-15 19:21:16 /故事大全

汶川大地震,很多国内外媒体都想起了一个地方——都江堰,这项建于公元前256年的水利工程在这次地震中未受损伤,而它的建立恰恰是中国与灾难抗争的典型写照。和不知地震为何物的许多欧洲人不同,中国从古至今不断经受灾难洗礼,恶劣的自然环境考验了中国人的智慧,也造就了中国人坚强的性格。

300年来的大灾一半在中国

根据联合国减灾科技委员会公布的统计数字,全世界范围内,在近300年来死亡人数超过10万人的50起自然灾害中,欧洲共有5起,包括1812年冬天的冻害导致法国40万人死亡、1845年至1846年爱尔兰的饥荒导致150万人死亡、1908年意大利地震导致11万人死亡。可如果与中国比较起来,欧洲人其实又是“幸运”的,因为在这些导致了1.51亿人死亡的50起自然灾害中,发生在中国的自然灾害竟然高达26起,累计死亡近1.03亿人,占全部死亡总人数的68%。联合国减灾科技委员会的报告中这样描述中国:“这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严重的少数国家之一,大陆地震的频度和强度居世界之首,占全球地震总量的1/10以上;台风登陆的频率平均每年高达7次;从有人类记录以来,旱涝灾害、山地灾害、海岸带灾害每年都在中国发生。”仅以中国发生的地震灾害为例,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地震就高达8000多次,其中1000多次为6级以上地震。自20世纪初至今,中国占全球因地震死亡人数比例高达50%以上。

中国灾害频发与地形地貌有很大关系,中国地形复杂,山区面积占全国总面积的2/3,且人口密度远远大于欧洲。比如瑞典4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只有900万人口,北部山区很多地方可以用“荒无人烟”来形容,但在中国,哪怕是山村也可能居住着数千人。和中国同处于亚洲的日本国土窄小,也受地震、火山、海啸等大灾的威胁。不过因为被海洋环绕,有人居住的山区不多,而且日本的山也不是很高、很陡。位于山区、地势险恶的夕张市是日本人口密度最低的地区,每平方公里只有15.8人。在这次地震发生之后,日本的电视镜头多次对准四川一些地区险恶的生态环境,高山和随时都可能决堤的河流大坝让日本人很吃惊,连连感叹当地人生活不容易。欧洲只有女巫没有女娲

瑞典乌普萨拉大学历史系教授琳达·巴克特曼对记者说,总体而言,欧洲的自然条件要比亚洲好得多,地震带少,降水比较均匀等,这也形成了欧洲历史上农、牧、渔混合式的经济形态,换句话讲,多数欧洲人是可以靠天吃饭的,所以自然界对欧洲人的威胁多数来自人们的想象而不是自然界本身,比如很多欧洲的民间故事都与巫师有关,而不是火灾、地震等自然灾害。但在中国,很多传说虽然同样出自人们的想象,但反映的却是人与自然界的抗争,比如女娲补天、后羿射日等等,而类似的故事在欧洲很难找到。

而中国幅员辽阔、地形复杂,几千年来水、旱、震、蝗、瘟疫,各种灾祸肆虐,中国的历史从某个角度说,也是一部与灾难抗争的历史。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有确切地震记录的国家,西晋时出土的《竹书纪年》,记载了距今3800多年中国最早朝代——夏代帝发七年的“泰山地震”。《吕氏春秋》里记录的周文王八年地震“地动东南西北,不出国郊”,是第一次记录地震危害范围。而《诗经·小雅·十月之交》翔实、生动地记述了周幽王时期关中的特大地震——“烨烨震电,不宁不令。百川沸腾,山雾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这次地震是世界上最早的有精确记录的地震,比西方同类记录(1755年葡萄牙里斯本大地震)早2500多年。

水灾也是威胁中国先民的重大自然灾害。早在史前的舜帝时代,就有“九州皆水惠”的说法。据记载,自公元前602年至1938年的2540年间,黄河下游决口泛滥达1590余次,较大的改道有26次,平均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沉重的水患甚至间接导致了元朝的覆灭。此外,旱灾、蝗虫、瘟疫在几千年中华文明史上也给中国人带来惨痛的损失。

然而另一方面,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实行有组织、大规模甚至全国性抗灾防灾,并制定缜密法则规定的国家。与西方崇尚挥舞刀剑、征战四方的恺撒大帝式英雄不同,在中国历史上,很多人是因为抗灾被铭记或歌颂的。中国第一个朝代——夏朝的建立,正是由于大禹率领民众制服水患,积累了崇高威望;春秋五霸之首齐桓公“九合诸侯”,约法三章,第一条就是“无曲防”(不许截断邻国水源或把本国水患引向邻国),体现了集体防灾意识。清代帝王更重视治水,康熙亲自批阅水经,主持河工现场会议,六次南巡均首先视察黄河工地。

中国赈灾经验有千年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所长夏明方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中国几千年的传统社会,在通常被人忽视的救灾减灾及环境保护问题上所取得的理论、制度和实践上的成就,是西方中世纪文明所远远不及的,以致法国著名的汉学家魏丕信将18世纪中国集权体制下的荒政体系等同于近代西方的国家福利主义。

汉朝元帝灾后即把全部库存粮食、衣物用来赈济灾民;自周代开始,政府就有在灾后组织灾民移居富裕地区的计划,《周礼》记载“若食不能人二辅(300斤),则令邦国移民就谷”,《孟子》也有“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反映了灾后国家机器对人口和粮食进行区域间调剂的情况。

和古代中国相比,欧洲各国因普遍采取分权制,无法动员强大的政府力量应对灾情,因此在诸如大鼠疫等灾难面前显得十分虚弱;而在南美和亚洲其他一些地方,也曾有政府组织抗灾防灾的记载,如印加帝国的梯田抗旱,日本中世纪武田信玄的水利建设等,但这些地方或生产力低下,或幅员狭小,统治者对境内的统治力有限,均无法取得如古代中国那样的成绩。

琳达·巴克特曼教授说,人们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可以归纳为物资救援能力、社会动员能力和民众心理承受能力三个方面。就物资救援能力来说,经济发达的欧洲似乎是非常强大的,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在一些自然灾害面前,并不是高科技或是有钱就管用,比如地震救援就是如此,因为地震后房屋结构受损,大型设备在这个时候往往派不上用场,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人力救助;在政府动员能力方面,欧洲各国也不弱,但因自然灾害较少发生,经验缺乏是主要的问题;在民众心理承受能力方面,欧洲人则差得很远,像曾经发生在瑞典的酸雨,当时竟有一些人因为恐惧而自杀,还有2002年欧洲的洪水,也有很多人以为是世界末日来临而出现了心理疾病。

谈到此次中国汶川地震,琳达·巴克特曼说,从以上三方面抗灾能力出发,中国政府和人民在此次救灾中的表现堪称典范——物资救援已是倾尽所能,社会动员能力之高更让世界各国惊叹,但更令人钦佩的,还是中国人在这次地震面前的心理承受能力,人们的恐慌程度被信息的及时披露、救援的努力和各界的支持降到了最低。能看到的,多是救灾过程中的指挥若定,受灾民众的勇敢坚强。仅凭这一点,中国人在自然灾害的考验面前,便已经给出了最出色的答卷。

选自《环球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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