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2月,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正式合编,共11个纵队,鲁中军区部队合编为8纵,4师改称22师,9师改称23师,鲁中军区警备旅编为24师,全纵队3.3万人,8纵司令员为王建安,向明为政委。胶东部队整编为9纵,许世友为9纵司令员。王建安、许世友号称“山东两雄”。
“山东两雄”是毛泽东的两大虎将,却有着“历史恩怨”,毛泽东巧妙地导演了一场“将相和”,让他们联手在齐鲁大地上谱写了一曲同仇敌忾的英雄壮举。
一
王建安和许世友一个是湖北人一个是河南人,同是黄麻起义的参加者,又是红四方面军的战友和搭档。
王建安原名王见安,湖北黄安县桃花沙河村人,家境贫寒,幼年以乞讨为生,14岁时给地主王少山放牛,1924年10月,17岁的他又挨了王少山一顿打后,一怒之下,一把火烧了王少山的住宅,去武汉投军,更名建安。当兵吃粮两年,因不满旧军队的恶习,他逃回老家,召集60个穷兄弟,自己拉起一支武装,不久与中共黄安县地下党取得联系,1927年入党后,参加黄麻起义,成为中国工农革命鄂东军的一员。
许世友是河南新县许家洼人,家里也是穷得揭不开锅。8岁时,他跑到少林寺当了杂役,结果学得一身好武艺。一次回乡探母,杀了欺负堂弟的小财主,在逃亡途中又杀了抢钱的土匪,最后在军阀吴佩孚的部队里当了童子军。1926年10月10日,北伐军攻克武昌,他所在的北洋军起义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他被任命为连长。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他离开部队,以招兵的名义回到大别山,投身家乡风起云涌的农民运动,被选为乡农民义勇队大队长兼炮队队长,随后也参加了黄麻起义,不久汇入中国工农革命鄂东军之中。
许世友和王建安同在一个部队,开始是在不同的连队,但两人都英勇善战,从战士到副班长、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副团长、团长,几仗一升,到1932年12月,王建安已是红10师30团政委,而许世友则为红12师34团团长。1934年秋,王建安为红4军政委,两年后,许世友调任红4军军长,从此两人成为军政搭档。一个是虎胆英雄,一个是军中儒将,红4军在他们两人的率领下,每次战役都是红四方面军的主力,也是战功最大的部队,以善打硬仗和恶仗闻名。
1935年夏,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会师后,他们作为红四方面军的将领,曾率部再度随分裂红军和党中央的张国焘南下,再次爬雪山、过草地,给红四方面军造成较大损失。到达陕北后,1936年,两人又一起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
二
1937年3月,党中央做出了《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抗大也进行批判张国焘分裂主义活动。一次在批判会上,有些人揭批张国焘时,不加区别地把红四方面军的干部都扯了进来,且扣上“逃跑主义”、“军阀主义”帽子。生性耿直的许世友按捺不住跳了起来,大声地说:“有话直说,指着秃子骂光头算啥好汉?我不同意把四方面军从苏区撤出来叫逃跑主义。中央就没有逃跑主义?中央红军不也从中央苏区撤出来了吗?如果说逃跑,应该都叫逃跑!”许世友边跳边骂,气得口吐血,住进了医院。
谁知他在病床上躺了几天,突然有了一个想法:哪里不能革命,非要留在延安?不如回老根据地打游击去!结果,经他一串连,几十个原红四方面军高级将领都同意与他一起回川陕老区去“打游击”。他们定于4月4日夜里“统一走”。这批人中也包括王建安。
4月4日,一切准备好了,就只等夜色降临。在这关键时刻,政委出身的王建安突然醒悟了:这是严重违反纪律的行为,不能由着性子来!他立即报告抗大保卫处。保卫处长大惊失色,立即报告校长林彪。随即,林彪带部队进驻抗大,命令全校师生紧急集合。抗大政治部副主任傅钟走上讲台,按照王建安交代的名单点名,许世友听到点自己的名字,一个鲤鱼打挺翻身上了房顶,大声喊道:“有种的上来,你们上来一个,老子一脚扫一个。”
警卫战士看着许世友飞檐走壁,没一点办法。他不下屋顶咋办?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闻讯匆匆赶来,和颜悦色地喊道:“世友,下来嘛,有问题下来讲,呆在屋顶上,总不是个事啊。”
在刘伯承的循循善诱下,许世友才勉强地从屋顶上跳了下来,然后气呼呼地任保卫人员五花大绑,被关进了窑洞。
进窑洞后,许世友才“醒”过神来,大骂王建安和林彪。这件事报告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决定冷静处理这件事,指示成立高级军事法庭,对涉案人员宽大处理,多数人释放,少数几人判了几个月的刑期,带头闹事的许世友被开除党籍,撤销军长职务,判刑最重:一年。随后,毛泽东两次去抗大与许世友谈话,终于把这位倔将感化了,许世友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后,对毛泽东佩服不已,从此一生对他忠心耿耿。
尽管他认识了自己的错误,但还是与“告密”的王建安翻了脸,两人多年的老交情也戛然而止。抗战爆发后,戏剧性的是,两人都到了山东,一个在胶东,一个在鲁中,所统领的部队是山东抗战最有力量的武装。可他们即使在山东军区一个院子里开会,许世友也是把头扭得高高的,从不和王建安搭腔,冷不丁还冷言冷语地蹦出句:“关键时刻做叛徒,在战场抓住了就会叛变。”据说王建安好几次有意和他消除“间隙”,但他就是“没理睬他”。两人之间虽然“不说话”,但在齐鲁大地上,同为山东八路军的两员大将,鬼子闻风丧胆,称为“俩克星”,老百姓则称他们为“山东双雄”。
三
两人都是毛泽东的手下大将,他们的“不团结”势必对工作产生影响。毛泽东看在眼中,暗暗决定让两员扭头瞪眼睛的虎将消除隔阂,和好如初。
1948年8月,党中央决定解放山东首府济南,由谁来主帅呢?毛泽东“起用”山东“两虎”——许世友和王建安,让他们在共同的战斗中自己去“解铃儿”。在战役筹划阶段,他首先在西柏坡专门召见山东兵团副司令员王建安。此时王建安已率部在华北作战,8纵司令员于1948年3月由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张仁初接任了。王建安匆匆赶到西柏坡,毛泽东说:“千里请你来,就是要交给你一个重要任务,攻下济南!”
攻克济南,是王建安在山东作战时“多年的梦想”,现在自己已在华北,毛泽东竟把这重任交给自己,无疑是对自己的极大信任,立即回答:“我没意见,服从军委的决定!”
毛泽东说:“攻克济南将是我军作战史上的一次大城市攻坚战,这一仗只能打赢,不能失误。你回山东去,到山东兵团,许世友任兵团司令员,你任副司令员。许世友在胶东部队很有威望,你在鲁中、鲁南也很有名气,你们是‘山东两虎’,人言‘两虎难并立’,我说‘孤掌难鸣’。你们二人的手击得响,同心协力,那战士们就会跟随你们去赴汤蹈火!”
毛泽东没说“团结”二字,也没说要他们去学“将相和”,但王建安却明白他的意思,回答说:“请主席放心,我一定协助许世友同志打好这一仗!”王建安领命后,立即马不停蹄奔赴山东。
在王建安赶赴山东时,许世友正在艾山汤养病呢。中央军委越过华东野战军司令部,直接发报通知许世友:即刻赶赴济南前线。中央军委越级发报调将,几乎没有先例。许世友接到电报,得知是毛泽东亲自“点名”叫他去指挥攻打济南时,欣喜若狂。虽说腿伤还没养好,且已是傍晚天就要黑了,可他全然不顾,满脸兴奋地对妻子田普说:“快,快,收拾衣服走。”吉普车一夜狂奔240里,第二天拂晓到达了泰安兵团司令部。毛泽东得知许世友“到位”后,亲笔写了一份给许世友的电报,电文开头就是:“你已到前方,甚慰。”同时他也得知毛泽东派来的“副手”王建安正在急急赶来山东呢!也顾不上以前的什么恩恩怨怨了,说:“我许和尚打不下济南府,就等于砸了毛主席的场子!老王来了,一定要齐心协力!”
结果,当王建安到达华野攻城指挥部后,已在等候他的许世友立即迎了出来,主动握手问候,接着又摆酒为王建安“接风”。两瓶山东高粱酒,他们一人面前摆一瓶,许世友举着酒瓶对王建安说:“老王,自从延安分手,我俩这是第一次喝酒,酒到意到,过去的都过去了,谁也不再提。我先干了再说。”说罢,他就仰脖把一瓶酒全部喝了下去。
王建安也被他的真诚和豪爽所感动,跟着来了个“感情深一口闷”,把瓶中的酒喝得一滴不剩,说:“打下济南后,再来一次仰脖喝。”
结果,两个虎将再次联手指挥,仅8天时间就打下了济南,活捉了王耀武。战后,齐鲁大地流传一句话:“虎啸济南府,活捉王耀武。”“虎”就是许世友和王建安。而知情人谭震林则说:“两只虎,一个是廉颇,一个是蔺相如,毛主席让他们在济南城下演了出‘将相和’。”
选自《十大常胜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