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牧野之战中，陕西的周部落灭亡了商朝，建立了周朝。
这场战争如此重要，参战的周军却少得可怜。《尚书》记载，周武王带着三百辆战车，三百名虎贲参战。后来孟子觉得三百人少了，怀疑是抄写错误，改成了三千虎贲。这个改动还是合理的，因为按照惯例，一辆战车大致应该配十个战士。那么说起来，周武王投入战斗的主力军就是：三百辆战车，几千战士。
大家把这个数字抄来抄去，最后轮到司马迁。司马迁是个顶级史家，但他有个毛病：贪多喜功，迷恋大数字。所以他写牧野之战的时候，出手豪阔，在“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后面又有整有零地加上“甲士四万五千人”。反正四万五千人也不用司马迁养活，他就很大方地给周武王派去了一支生力军。
但是这四万五千人其实要不得。现代历史学家仔细考证周部落的人口，认为周武王治下的子民，男女老少加在一起，也就是在5-10万之间。他哪来的“甲士四万五千人”？当时真正的情况很可能是：几千人围着几百辆车，站在一个叫牧野的平原上，准备推翻一个有六百年历史的王朝。一个叫姬发的人在大喊大叫，给他们打气。一个叫姜尚的人站在战车里，阴险地策划进攻。
二
在他们对面，是一个据说坏得淌水的人——殷纣王。
说起来，殷纣王简直坏得离奇。他的太太妲己也和他一样坏。翻遍中国历史，找不出比他们俩更坏的一对夫妻。他们简直是禽兽中的比翼鸟，恶棍中的双截棍。
但是纣王并不是一开始就那么坏。他变坏有个过程。比如，出兵前周武王特地召开动员大会，声讨殷纣王。但在大会上，周武王也没列出什么像样的罪状，说的相当含糊，重点渲染的是纣王听女人的话、不重用亲戚、祭祀活动搞得不频繁（见《尚书·牧誓》）。光靠这些罪状，很难勾勒出一个暴君的形象。
后来的作家读了这些罪状，也觉得不过瘾。周武王是圣君的典范，那他的对手也该是暴君的楷模！所以，殷纣王的罪行必须丰富多彩。作家们开始发挥自己的想象力，不断添砖加瓦。到了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殷纣王的罪行已经颇为可观了。
司马迁津津有味地写道：纣王修鹿台、设炮烙、挖比干的心看是不是有七窍；有位妃子有点性冷淡，他就杀了这位妃子，还顺便把她爸爸也做成了肉酱；周文王听见这事叹了口气，就被纣王抓起来敲诈钱财。又据说，殷纣王往大池子里灌满酒，往林子里挂满了肉，然后“男女倮相逐其间”，逐累了就喝酒吃肉。当然，这个娱乐方式听上去相当土鳖。
顾颉刚先生写过一篇考证文章《纣恶七十事的发生次第》。他发现殷纣王共有70条罪状，都是各朝各代陆续加上去的。比如战国增加20项，西汉增加21项，东晋增加13项，而且这些罪状越写越夸张。就像司马迁说纣王修建了鹿台，刘向就补充说：鹿台高达一千尺！晋朝的皇甫谧一使劲，鹿台又变成了高一千丈！商周时候一丈大约折合两米。纣王为了淫乐，要爬上两公里高的鹿台。这时，我们已经搞不清楚这是一个残暴的君主呢，还是一个优秀的登山运动员？
在牧野，纣王一败涂地。
大战前夕，司马迁慷慨地赏给了纣王七十万军队。但考虑到当时的人口规模，纣王怕是消费不起这么奢华的一支军队。据估计，纣王的军队最多也只有几万人。几千周军（还要加上一些同盟军）和几万商军展开决战。据说战斗过程非常惨烈，血流得把木棒子都飘起来了。这些木棒子引起了孟子的忧虑。他觉得这个说法政治上不正确：“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这里的确有矛盾因素。首先大家一口咬定：周武王是仁慈的；但是反过来说，这么一场大战不多死些人也确实不过瘾。因此，大家想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周军刚发起冲锋，商朝前面的军队就反戈一击。于是前队和后队自相残杀自相践踏，结果，“血流漂杵”。因此，虽然士兵死得很壮观，但都不是周武王杀的。
书上就是这么记载的。
据说，商纣王逃走，登上鹿台，自焚而死。周武王尾随而至，向烧焦的尸体射了三箭，砍下了他的脑袋，挂在太白旗上。商王朝就此终结。
选自《各界》20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