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季的亚热带没有寒意，呼啸的炮火把阵地烤得热腾腾的。侦察排长正带领3名战士对敌方阵地实施抵近侦察时，敌方的炮弹在4人附近爆炸。侦察排长见状，一边向上级报告新发现的敌方阵地坐标，一边急令3名战士立即后撤。
又一轮炮火袭来，侦察排长发现自己的左小腿不见了，右小腿也只有一点皮连着。
刚往后撤的3个战士一见此景，嗷嗷叫着转回身，扑向排长。
两条小腿都炸烂了，带是带不回去了。3个战士在阵地上随手捡了一个饼干桶，把排长的两条腿放进去，刨个坑，就地埋了。
好在通讯工具还在。后方指挥部知道情况后，命令以两个炮兵营、一个基数的炮弹压制住敌炮火。3个战士匍匐着，用绷带和背包带将排长捆住，顺着悬崖壁一点一点往下吊。
侦察排长和他的兵终于都活着回来了。
这不是大片，而是真实的战场。侦察排长是南京军区某集团军的杨仕春。他清楚地记得，失去双腿的那一天是1985年1月15日，离他24岁的生日还差不到一个月。
在后方医院，杨仕春才知道，自己除了两条腿没了，两只手也受了伤：左手肌腱断裂，右手食指少了一截，身上还有20多块无法取出的弹片。
杨仕春成了功臣。可没有双腿的人生路该怎么走？
24岁的杨仕春决定首先重新学习走路。
失去双腿大半年后的1985年9月13日，杨仕春第一次装上假肢。他兴奋不已，觉得自己又有腿了。
站起来，摔倒。挪一步，摔倒。残肢杵在硬梆梆的假肢上，还未长好的伤口被磨破，阵阵剧痛让刚刚乐观起来的杨仕春意识到：这不是自己的腿。
曾经咬破食指，写下“宁可向前一步死，决不后退半步生”的血性汉子岂能就此认输！更关键的是，杨仕春明白，不过走路这一关，他今后的人生路会更难走。
没有任何别的办法，只能咬牙练。
练站立，扶着墙一点点挪，架着双拐学步。流汗流血，忍着。就是不流泪。
8天后，杨仕春可以在没人帮扶的情况下自己站起来；9个月后，他扔掉一根拐杖；13个月后，另一根拐杖变成了手杖；25个月后，不用手杖，他也能穿着假肢，独自缓慢行走了。
学会了走路，杨仕春信心大增，他又学起了骑自行车。
自行车，这个曾被他玩得溜溜转的家什，如今却成了一个完全不听使唤的“怪物”，上不去，上去又骑不稳，一蹬就倒。在抗美援朝战场上负过伤的老父亲看着不断摔倒、又不断爬起来的无腿儿子，默默地流泪。
终于，自行车成了杨仕春的另一双腿。在家乡，他用假肢骑自行车，还带着两个儿子，成了乡亲们夸耀的“超人”。
“这些年来，我不容易，艾丽更不容易。”这是采访中，杨仕春经常重复的话。
杨仕春和妻子艾丽同是福建松溪县人。他失去双腿后，两人经亲戚介绍建立了通信联系。
在那个崇尚英雄的年代，艾丽在杨仕春舅妈家见到了杨仕春的照片，并从舅妈嘴里知道了他的情况。
尽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当见到杨仕春时，“我还是吓了一跳”。
“他坐在轮椅上，一只手吊着绷带，两条裤腿是空的。”艾丽“当时觉得又难受又害怕，事先想好的安慰话一句没说出来”。没想到杨仕春却笑呵呵地招呼她。艾丽一下子觉得这个轮椅上的男人“好坚强”。
结婚的鞭炮声渐渐远去，喜糖的甜味淡了，生活的现实来了。
艾丽说，她和杨仕春结婚是做好了吃苦准备的，知道随后的日子会不容易，可没想到“那么苦”，“那么不容易”。
杨仕春没有腿，但家里没有卫生间，开始是艾丽背着他去公共洗漱间洗澡。后来，杨仕春不愿意去那里，他不想面对那些异样的眼光。于是，艾丽就买来大脚盆，从离家100多米远的水房，一桶一桶提水，烧热，在家里帮他洗澡。洗完之后，个头矮小的艾丽得把杨仕春抱上床去。
有一次，洗完澡的杨仕春又湿又滑又沉，艾丽一下子没抱住，两人一起摔倒在屋中间。看着打翻的澡盆和洒了满地的水，看着哭泣的妻子和自己的残肢，杨仕春无语。
公共厕所离杨仕春家有200多米远，里面还是蹲坑，断了腿的杨仕春蹲不了，就自己用旧凳子改做了一个简易坐便器。每次上厕所，都由艾丽帮他提进去，摆放好，扶他进厕所坐好，自己再到厕所外面等着。儿子长得稍大一点，就替代妈妈，帮爸爸拎坐便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