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南宋时期，不但临安朝廷的各种赋税与专卖收入开始用金银折纳，纸币买卖也以金银为结算本位。岳飞之孙岳珂在《鄂国金佗续编》中说，绍兴四年（1134），岳飞所率神武后军所支给的60万贯军费中，有40万贯即由（杭州）榷货务（茶叶专卖机构）以金银形式交付。如此巨大规模的黄金流动必然带动民间金融机构的勃兴，宋代著作《都城纪胜》记载，宁宗时，临安从事金银兑换、制品买卖的金银交引铺多达百家，主要业务为兑换官署发放的“钞引”，即商人领取、运销盐茶等专卖货物的有价证券。此外，业务还包括金银制品订制与鉴定。与唐代相比，宋代作为货币符号的金铤、金牌在尺寸、量与成色上都有相对统一的标准，铭文也将标明金的成色，诸如“十分金”、“赤金”，以及“薛李宅”、“石元铺”等金银铺名，还要附上工匠名与店铺押记。
夕阳下的孤帆——海上丝路的末日辉煌和终结
明代洪武年间，郑和船队七下西洋的壮举，使得明代中国的海外朝贡/宗藩体制影响力达到了顶峰，明代朝廷在波斯湾的忽鲁木斯（今伊朗霍尔木兹），印度古里和马来西亚马喇加（马六甲）设立了集官署贸易站与海运补给中心一体的“官厂”。然而在这种富丽堂皇的表象下，明廷对于海上丝路贸易力图收回官办的举措，以及下达的禁海令，严重影响了唐宋元历代在印度洋上开辟建立的民间海上自由贸易生态。直至今日，在海上丝路西段的各古代港口中，依旧几乎没有永乐、宣德年间的明代私窑瓷器出土，就是当日中国海上贸易骤然遭遇寒冬的证据。
作为对应，自15世纪70年代起至正德四年（1509），大规模的东南沿海走私贸易开始勃兴，最终迫使明廷于隆庆元年开放海禁。2009年，于广东汕头南澳岛附近发现的明代走私沉船“南澳一号”上，发现1.0624万件外销陶瓷，绝大部分为明代漳州青花瓷以及景德镇窑青花瓷，纹饰包括丰富的花卉、花鸟、麒麟、仕女。
有明一代，虽然私人海洋贸易在前期遭遇了禁止，然而官方背景的外交航行使得中国对于周边海洋地理疆域的认知进一步细化，在典籍中，出现了许多全新的海域命名，诸如“细兰海”（孟加拉湾）与“南大洋海”（南太平洋至南印度洋），而最大的海洋地理疆域认知进步，在于产生了“东洋”与“西洋”的概念。“东洋”最早诞生于元代人陈大震的《大德南海志》，而具体疆域的明确划分则要待到明人张燮的《东西洋考》，张氏在“文莱条”中明确指出，西洋即是自福建、广东沿着亚洲东南海岸线南下，直至印度，所经水域与岛屿国度。而“东洋”则是自台湾南下，至吕宋诸岛，沿西太平洋岛链至爪哇海、苏拉威海、苏禄海等疆域，东西两洋以今日之南海为界。
郑和船队所取得的功绩，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阿拉伯天文观测与航海技术的东传，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海上丝绸之路所造就的东西文化交流，促成了这一16世纪东亚最为庞大的海上探险远航。《武备志》中保存的20页郑和海图中，就拥有4幅“过洋牵星图”，海员们所用的观测仪器，称为“牵星板”。明代笔记小说家李诩曾在《戒庵老人漫笔》中描述过这种仪器，是12块边长2～24厘米，带有刻度的乌木板。观测者手持牵星板，使板面与海平面垂直，下边缘与海天交界线垂直，上边缘与所测天体相接，板上引一长绳以固定牵星板与观测者眼睛之间的距离，计算单位为“指”与“角”，一指大约是今天的1.9°，折合四角。在《郑和航海图》中，记载的星名达到18个之多，包括被称为“北辰”的北极星，以及“灯笼骨星”的南十字座。如果云雾遮蔽了这些天上的导航者，郑和的水手们就会转而借助水罗盘来调整航向。根据现存于牛津大学鲍德林图书馆《顺风相送》与《指南正法》两部罗盘针经，我们可以知道在呈圆形的罗盘上刻有8个天干、12个地支和4个卦位组成的24针位，每个针位之间相隔15°，能够方便地实现导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