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时期的商贸据点也发现于黄支国故地康契普拉姆（Conjetveram）附近的阿里卡梅杜遗址（Arikamedu）。这里发现了直接由罗马或叙利亚、埃及等地中海东岸商人经营的货栈商行和染制木棉的染坑，从中发掘出20件带纪年铭文的陶器，铭文用婆罗米文拼写泰米尔语，年代约在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世纪。其他出土文物有：安弗拉罐、产自意大利阿莱佐（Arezzo）的陶器、罗马玻璃器、绿釉陶片和罗马钱币等，还有印度中部或南部各地的香料、宝石、珍珠和薄棉轻纱。
此外，同样在上世纪40年代，湄公河三角洲南端沃奥（Oc Eo）地区发现大片古代遗址，越南半岛在汉代是外国使臣登陆的地方。经发掘，在这里发现了罗马皇帝安东尼（Antonin，138～161）、马克·奥略留斯（Marc-Aurèle，161～180）两位皇帝的钱币；许多罗马玻璃珠和玻璃残片，其中一片是罗马搅胎玻璃，属于公元前1世纪产品；典型的罗马印章。这就清楚地说明公元2～4世纪确实有罗马商人在湄公河三角洲从事国际贸易。
三、葡萄美酒夜光杯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国内陷入分裂对峙局面，西边的大秦（罗马）和安息（帕提亚）等国境内也都发生了比较大的动荡和变化，拜占庭帝国与萨珊波斯崛起，陆上交通兴盛，相比而言北朝的对外交流更盛。南朝的海外交往对象在东北亚、东南亚和南亚有一定的发展，但总的来说盛况不及北朝。这一时期的重点是以佛教为主的多种宗教的传入与发展，南朝佛教与东南亚和南亚之间的关系相当密切，可惜保存至今的实证不多。
隋唐时期对外交流呈现海陆并重的局面，东至日本、西到大食（阿拉伯帝国）都出现了比较成熟稳定的航线。尤其是“安史之乱”以后，北方受战争影响增大，吐蕃势力崛起，陆上交通受阻，海上交通达到前所未有的鼎盛局面，出现了稳定的从中国经马六甲海峡、印度洋到波斯湾和东非的航线：“广州通海夷道。”东边日本的遣隋使、遣唐使活动亦趋活跃，在政治、经济、宗教等领域都展开了频繁交流，现在日本仍能见到许多早至唐代的中国文物。
唐朝政府在广州设置市舶使，同时扬州、明州（宁波）、泉州等港口城市也逐步兴起，海外贸易获得的巨大利润引起了商人集团的重视，再也不仅仅是猎奇性质的纳贡进献。这个格局被其后五代的南汉、吴越和闽承接并大力发展。唐代后期，许多波斯、阿拉伯人来华经商，广州即其聚集地之一。鉴真和尚第五次东渡失败，旅经广州时，见到“不计其数”的婆罗门、波斯和昆仑商船。当时的广州可谓是各国商贾云集的国际化都市。
唐代晚期开始，陶瓷成为对外贸易的大宗商品，从海底沉船中大量出水的陶瓷产品可窥一斑。以著名的“黑石号”沉船为例，此船1998年发现于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东南海域勿里洞岛（Belitung Island）附近，根据发现地点命名为“黑石号”（Batu Hitam），其中出水中国瓷器和金银器多达6万余件。据调查，沉船多数文物的年代集中在9世纪中期，有纪年铭文的瓷器皆晚唐之物。其中瓷器约占90%，包括湖南长沙窑、浙江越窑、河北邢窑、河南巩县窑和广东窑系等相关窑口产品，还有粟特和阿拉伯风格的金银器等，有学者认为这条船从扬州起航，经广州等地驶往波斯湾，目的地可能是波斯著名国际贸易港——西拉甫（Siraf）。
印度尼西亚爪哇岛北岸海域出水的“井里汶号”沉船也是震惊国际的重大发现，船中出水完整器约15万件，中国晚唐五代瓷器占全部船货的75%，以越窑青瓷为主，此外还包括中国青铜器、中东玻璃瓶、玻璃原料、金属器、印度佛教饰件、马来群岛锡质刀具、棱锥等（可能来自马来群岛），阿富汗青金石、印度红宝石、蓝宝石、珊瑚珠、红石、象牙、象牙制品等；一同出水的“乾亨通宝”款铅钱表明了这艘沉船的沉没年代，“乾亨”是公元917年南汉的年号。鉴于货物种类的多样性和数量之巨，学者们推测这是一艘在印尼岛屿之间游弋的接驳船，来自中国的贸易船只一般在沿岸的小岛停泊，以换取食物、水以及其他配给，同时也进行商品贸易，船中的中国瓷器也许要运送到中东等地，而玻璃器和原料的目的地可能是中国。而这种辗转接驳的方式是明初郑和大宝船下西洋以前海外贸易的主要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