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2月21日凌晨，66届柏林电影节落下帷幕。最佳影片金熊奖毫无悬念地归属于意大利纪录片《海上火焰》。法国女导演米娅·汉森-洛夫凭《将来的事》获最佳导演。突尼斯演员马吉德·马斯图拉获影帝，丹麦演员崔娜·迪斯霍尔姆获影后。波兰影片《爱情合众国》获最佳编剧奖。丹尼斯·塔诺维奇以新片《萨拉热窝之死》再次获柏林评委会大奖。长达8小时的菲律宾电影《悲伤秘密的摇篮曲》获得阿尔弗雷德·鲍尔奖。中国影片《长江图》获最佳艺术贡献奖。
《海上火焰》
《海上火焰》或者会成为我一生中最难忘的观影经历之一。电影节把这部电影的首映安排在电影宫主会场之外的弗里德里希皇家剧院（Friedrichstadt Palast）， 那是一座千人大剧院。三天前，第66届柏林电影节开幕式上的开幕影片《恺撒万岁》也在这个剧场里首映。阴雨清冷的柏林周日下午，大剧院里座无虚席。《海上火焰》是一部纪录片，观众反应之热烈，却不输于科恩兄弟的全明星喜闹剧，有不约而同的欢笑，也有隐约传来的抽噎，近三小时的时间仿佛转瞬即逝，直到最后一行字幕升起，观众席里也无人起身离场，久久的沉默之后，才是热烈而雷鸣般的掌声。
从电影诞生之初至今过百年，从最初的杂耍，到如今的工业，究竟该不该给予它作为一种艺术门类的尊重，争议也百年，幸而，总有作品可以证明电影作为一门叙事艺术的惊人力量。
《海上火焰》的主人公是12岁男孩的塞缪尔，他住在离意大利南岸200公里外的兰佩杜萨岛（Lampedusa）上。正像是这个年纪的其他男孩子一样，塞缪尔不喜欢上学，却能玩出百种花样，割仙人掌玩弹弓游戏，爬高高的岩石，哪怕是趴在海边朝着天空胡思乱想，也能在脑里津津有味打一仗。地中海小岛上的居民大多是淳朴的渔民、天主教徒，过着日复一日的平静生活。本地人似乎并不关心眼下这座平静小岛正成为索马里、利比亚和苏丹等国非洲难民进入欧洲的通道，欧洲梦想的象征。难民们卷着仅存的家产，忍受窒息烫伤、饥饿干渴，挤上简陋小船，哪怕喝尿，甚至在那样的小船上生产，也愿赌上一切，赢得落脚栖身安宁之地，熬不到终点，就甘愿成为一具具被运上小岛的尸体。
导演吉安弗兰科·罗西（Gianfranco Rosi）花了一整年的时间居住在兰佩杜萨岛，记录下这座有6000多人居住的小岛，和它每周都需面对的数百名非洲、中东难民争抢上岸的迫切状况。少年生活的谐趣童真、平静的家庭生活，以及这座岛屿背后大海上接连涌来的悲剧、困惑。没有妄加丝毫的评论，更没有轻易下任何结论，只是用一部节奏美妙的电影，呈现了惨绝的现实。“你没法阻止那些感受着死亡的人们。”导演说。
2013年，吉安弗兰科就曾凭借本土意识强烈的《环形公路》赢得威尼斯金狮奖，那部电影曾经因话题的地域局限性引起不小的争议。到《海上火焰》，一脉相承的是他作为安静观察者的纪录片导演能力，而在难民潮这样备受瞩目的热点话题上，他则更有力证明了自己作为观察者的自觉、敏锐以及极端审慎冷静的材料选取能力。他的镜头紧紧跟踪和深入岛上居民的日常生活，直到观众都喜欢上那个不怎么协调的青春期男孩塞缪尔，了解了他的母亲、父亲，以及一日三餐、起居坐卧。至于这日复一日生活中间，那些潮水般涌入的难民，导演却很克制地回避了直接猛烈的镜头语言描述，或者声音口述，或者是点到即止的展现。甚至你来不及了解他们其中任何一张面孔，我们明明看到那个孕育着双胞胎婴儿的母亲，在船舱里被燃料烫伤得奄奄一息的男子，黑暗海上绝望呼救、淌下带血的眼泪的男人，但我们却没有时间了解这些人的命运生死，就像是载他们而来的潮水那样永不停息，总有新的一波难民席卷而来。
电影里，片名《海上火焰》也是一首塞缪尔母亲点给丈夫的歌曲，那是一首曲调忧伤的民歌，唱的是“二战”时这片大海所经历的伤痛。昨天与今天，宁静和惨烈，导演将纪录片里无处不在的互文和照应看作是叙事的弧度，它们撑起了《海上火焰》的空间和生命，导演坦言自己也并不是一开始就找准了每一处叙事弧度所在，幸运的是，当他面对着80小时的素材，那些美妙的弧度就鳞次栉比地呈现在眼前。
“从这场冒险的开始，我心中的一个准则是把这座小岛当作一个封闭的小空间来处理，塞缪尔一家人的生活非常适合去描绘这点，当然我也拍了岛上的收容中心、船难、营救。在岛上，当地人和难民之间确实有一条分明的界限，你非常容易感受到这点。但是把这两种生活在纪录片中并置平行，确实是在剪辑阶段完成的重要工作之一。有一天，我意识到塞缪尔的那只‘懒惰的眼睛’（Lazy eye，斜视）就像是对当下西方社会的再好不过的隐喻，面对惊人的惨剧，我们西方社会都（懒惰）回避着表明态度和立场，这是问题所在，但这又跟塞缪尔眼睛的问题一样，有点无可厚非。我丝毫不想消解任何复杂性，但相比从前，我想这已是一个有着更大叙事弧的作品。”
柏林，严肃深沉
《海上火焰》的金熊奖，《萨拉热窝之死》的评委会大奖，还有长达8小时的记录19世纪末菲律宾人民反对西班牙殖民统治的《悲伤秘密的摇篮曲》，篇幅恣意，甚至被外媒斥之为马拉松式闷片，也收获了阿尔弗雷德·鲍尔奖的鼓励。2016年的柏林电影节获奖名单四平八稳，印证了人们对于柏林电影节素来的印象，欧洲三大电影节各有侧重，或者重商业，或者重艺术，而柏林无疑是最强调历史、政治等严肃性话题的地方。
这点在柏林人是引以为傲的，他们很愿意跟你讲起，甚至历史上也不乏因为某一部竞赛影片的政治话题的争议性，导致整个电影节提前落幕的情形出现。1970年的竞赛片《正常》描绘的就是一群美国士兵在越南战争期间对一名越南女性的多番强暴，当时担任评审团主席的是退役美国军官乔治·史蒂文斯，他认为电影带有侮辱性，希望该片退出竞赛单元。但许许多多的导演愿意与《正常》电影的导演保持团结，并纷纷撤回了自己的影片。最后，甚至连审片委员会主席和电影节主席阿尔弗雷德·鲍尔也相继退出。电影节不得不提前落幕。
即便如此，年复一年，至今柏林电影节也从来没有熄灭它对严肃话题的兴趣。如今电影节主会场电影宫在波茨坦广场上。在维姆·门德斯拍摄的《柏林苍穹下》里，天使丹密尔俯瞰人间的地方就是波茨坦广场。《柏林苍穹下》拍摄于1987年，当时电影里的这座广场一片荒凉。事实上波茨坦广场从来不是字面上Piazza（意大利语，广场）的意思，而是一个巨大的十字路口，这里诞生了全世界第一个红绿灯，战后重建的旧址至今矗立在广场中央。柏林墙倒塌后，波茨坦广场一度成为欧洲最大的建筑工地之一，索尼中心、奔驰中心、丽兹·卡尔顿酒店，还有美轮美奂的电影院和购物中心。但今天的波茨坦广场正中央，也还保留着柏林墙的片段遗迹，穿行经过，历史现实之间的巨大张力有如漩涡般呼啸袭来。在柏林，就非常容易理解德国人心中和德国电影中的那些厚重情怀从何而来。
多萝特女士（Ms.Dorothee ）是柏林电影节选片委员会委员，为柏林电影节工作近30年，同时也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印度电影的专家，她是解释柏林电影节选片系统究竟如何运作的再好不过的人选。“我们的选片过程完全是人工，你去问具体的参选作品数字，每一位电影节选片人都能告诉你不一样的数字。这是非常庞杂的工作，以至于我们如今要收取一定的参选费用，以此让这件工作能够更妥善地完成。我负责的东亚和非洲以南地区，这是两个处理方式完全不同的区域，比如印度一个国家，起码我们需要非常努力地看完300部电影，可能300部里，大概只有130部或者120部电影是进入我们的参选系统的。”
柏林电影节自始至终希望做到的是，尽可能地敞开电影节的大门。“比如卢旺达的导演可以说，多萝特这个女人简直就是疯子，没有半点电影常识。好的，那么你可以通过我来帮你送片，你也可以自己向柏林电影节提交申请。你也可以把自己的电影送去你邻近的大城市，在那里找到我们的同事，他们也可以把电影帮你带到柏林来，总之我们想了很多办法来克服这个‘瓶颈’的存在。但实际上这仍旧是非常困难的，尤其当你不为人所知，是这个行业的新人，甚至比如你住在哈萨克斯坦的乡村，那么带你的电影来柏林可能还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我非常心碎在于有时候看到那些电影人不知道怎么做，他们也会去我们的官网，但是却登录了错误的网页，于是他们可能去了德国西南的什么电影节，于是因为失去了首映权资格而错过了真正的柏林电影节。”
多萝特女士也并不否认，近10年间，她作为一个选片人，或者作为电影节策划者的职业内容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她说，事实上欧洲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电影节，去年他们甚至展开了一场讨论，觉得电影节根本不再需要选片人和策划人这类的职位存在，为什么不直接由各个代理销售公司来做这个事情呢？“毫无疑问，代理销售公司在电影节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根本原因在于如今的电影版权往往不为制片公司所有，而是由那些代理销售公司所有，他们成为主导电影节的新力量。这些代理销售公司来电影节卖电影和买电影。尤其显得反客为主的是，如果你的电影节不在他们的优先名单上，对电影节而言，事情也会变得不那么好办。商业化是某种意义上的不可阻挡，我不想评价别的电影节的组织方式，但是起码柏林电影节，我们希望保留一些老派的习惯和我们德国人看待电影的方式。”
拍电影，需要的是头脑
多萝特女士说，60余年光阴溜走，每一代柏林电影节工作者，都希望柏林电影节真正如有机生命体那样成长，永不失去柏林人看待世界的目光。“45年前因为那部引起巨大争议的越南战争电影，整个电影节停了下来，事实上那是一场与当时柏林学生运动等等城市历史事件紧密相连的民主请愿活动，那届电影节负责人转年就一手创办了论坛单元，至今仍旧是柏林电影节中最年轻、最富有艺术性和思考空间的单元。我们为这一切的发生感到骄傲。”
《两个做梦人的故事》（Tales of Two Who Dreamt）是66届柏林电影节给我留下极深印象的一场论坛单元电影。那是一部故事浅白的小品，全片拍摄在多伦多城郊的一处普通居民小区里，一个罗姆人移民家庭正在那里等待他们的移民庇护听证结果，漫长的等待让这对夫妻想要参与一部电影的拍摄，并且他们认认真真这样去做了，就像是两个和现实格格不入的梦旅人。
拍摄这部电影的是一对名为尼古拉斯和安德莉亚（Nicolas Pereda & Andrea Bussmann）的年轻夫妇，事实上他们就是在自家小区的花园里，因为自家孩子与罗姆人家小孩在一起玩耍而和那对罗姆人夫妇熟络起来。也许出于母亲的本能，安德莉亚最初只想拍移民家庭和本地人家庭之间的交往，比如两家人的小孩在一起如何玩耍，但是她很快发现原来这个移民家庭对于拍电影和讲故事的热情更甚于她，于是她想用另一台摄影机记录下他们的状态。
丈夫尼古拉斯用一台摄影机拍的是移民夫妇梦想拍成一部电影的过程，他们在电影里表演拍电影的过程。而妻子安德莉亚的摄影机安静记录下拍电影背后大家的日常点滴。因为安德莉亚的摄影机毫不显眼地架在那里，甚至她自己也常常就忘了那台机器的存在。两三个礼拜之后，她在那台机器里不仅发现了温馨自然的孩童玩耍片段，还有罗姆人家庭里丈夫用家乡话（匈牙利语）讲述的故事，大家在摄影机背后的窃窃私语，她给罗姆人丈夫的口述故事配上了并不相匹配的英文字幕，极简浅白的故事主线背后，生长出一道道不可弥补的裂痕——移民家庭夫妇所期许的和他们所面对的之间的裂缝；他们想要留住的和他们被记录的之间的裂缝；还有他们想讲述的和被字幕所翻译的之间的裂缝。
罗姆人是起源于印度北部、散居全世界的流浪民族，一般被称为吉普赛人，但罗姆人自觉这是富有歧视性的称谓。他们在历史上也遭受了歧视和迫害，纳粹德国就曾将罗姆人和犹太人一样关进集中营进行屠杀，至今有许多人对罗姆人仍保有极其负面的印象。安德莉亚和尼古拉斯并不认为自己的电影是为了破解那些根深蒂固的偏见而来。
“我不知道怎么阐述我们的思路。因为开场镜头（罗姆人丈夫口述的故事）播放了两遍，同一个场景，但字幕不同。有男主人公的匈牙利文的直译，也有我们写的一段文字。当然这是有意而为的。我想可能你能够从一个不同的角度看待这部电影，匈牙利文是一种语言，但这个语言讲述的故事，和我们被英语字幕所告知的故事，虽然被同一个人，在同一个时间段内讲述，但内容完全不同。这在电影里有些不可思议。但是想想我们的现实生活里，移民、难民，甚至是你身边的家人，他们的声音究竟在说什么，我们其实无时无刻不加上了自己的翻译，或者说，我们试图拍的是人和人之间相处的真实。”
安德莉亚和尼古拉斯非常年轻，但这已是他们第二次送片参加柏林电影节论坛单元，他们丝毫不为这种极简的小成本制片方式担忧和烦恼。“你拍一部电影，因为你有头脑，而不是因为你有豪华专业的团队和摄影机。”他们自信地说。
记者 李东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