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孤独灵魂
纪念傅雷先生，以及那些像他一样“又热烈又恬静、又深刻又朴素、又温柔又高傲、又微妙又率直”的灵魂。
1965年9月12日，傅雷像往常一样，提笔给远在伦敦的长子傅聪写信。第一封是用英文写给傅聪当时的妻子弥拉的。弥拉是世界著名小提琴大师梅纽因的女儿。傅聪在1958年不得已从波兰出走伦敦后，曾给父亲带来精神上沉重的苦痛和压抑，好在两年后他与弥拉相爱结婚，给了父亲少许宽慰。自傅聪婚后，傅雷不再单给儿子写信，有时也会写给儿媳，希望她能多了解一位中国父亲对艺术、对家庭的看法。
那天他几乎以整封信谈论的，是自己正读着的书，查理·卓别林“一本卷帙浩繁的自传”。傅雷向弥拉感慨，自己跟卓别林在许多方面都气质相投，尤其是孤独。“我的生活比他平凡得多，也恬静得多（而且也没有得到真正的成功），我也非常孤独，不慕世俗虚荣，包括虚名。”他读得伤感极了，忆起久远的过去：“我的童年很不愉快，生成悲观的性格，虽然从未忍饥挨饿——人真是无可救药，因为人的痛苦从不局限于物质上的匮缺。”
现在来看，这本传记带给傅雷的心绪震荡显得不太寻常。自1954年，傅雷就一直给在国外学习和生活的傅聪写信，1958年12月底因出走事件中断。后来因了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的直接批示，1959年10月后他们父子又获准恢复通信。从1954年1月18日晚第一封，到1966年6月3日最后一封，傅雷写信的间隔通常在一周左右，少则三四天，最繁密时也顶多每日一封（据增订第五版《傅雷家书》）。而1965年9月12日这天，白天和晚上，他竟接连写了两封信，分别跟傅聪夫妇深谈读后感受，字里行间，似有难以尽言的心情。
1965年，正是傅雷饱受忧患、处境最艰难的时候。在政治的阴霾之下，埋头译作之外，给孩子们写信是他精神上最大的支撑。有了1957至1961年当“右派”的教训，傅雷把自己工作和生活的空间压缩得更加逼仄，几乎不再出门与人交往。他几十年都是靠稿费生活，从未向国家领取工薪，而现在聊以寄托精神和生活的翻译也由于政治气候的严峻而几乎停止了。前一年交稿了50万字的巴尔扎克《幻灭》三部曲，始终没有能够出版的消息，他收入骤减，终日忧心一旦不能译书，将难以维持自己和妻子的生活。
身体方面的未老先衰也令傅雷哀伤。他的眼神经急剧衰退，医生警告有失明的危险，必须立刻停笔休养。这一年来，傅雷内心在不断挣扎，迟疑着，要不要给认识多年的时任文化部副部长写信，请从前曾经维护过自己的这位老领导帮忙，从政府方面申请些钱来治病与生活。
在那个晚上，写给傅聪的信里他又一次谈到卓别林的孤独：“他是非常孤独的人，我也非常孤独：这个共同点使我对他感到特别亲切。”他也责备自己：“我越来越觉得自己detached from everything（对一切都疏离脱节），拼命工作其实只是由于机械式的习惯，生理心理的需要（不工作一颗心无可安放），而不是真有什么conviction（信念）。至于嗜好，无论是碑帖、字画、小古董、种月季，尽管不时花费一些精神时间，却也常常暗笑自己，笑自己愚妄、虚空、自欺欺人的混日子！”
从卓别林，他是否想起了三十几年前的《夏洛外传》，信中没有提及。但这本书于他，既和卓别林不可分，也深刻于他自己的生命。卓别林创造了不朽于银幕的小人物夏洛（Chalot），法国记者菲列伯·苏卜（Philippe Soupault）又把他写入“幻想人物列传”，而刚从巴黎回国的傅雷因为深受书中人物的感动，决意将该书译入中国——稿成之后，虽说屡经碰壁，1933年9月他还是以“自己出版社”的名义在上海自费出版了它。
《夏洛外传》为傅雷第一本译著，也是他漫长翻译生涯的起步。当时25岁的傅雷，在译者序中用这样激情的语句，向读者勾勒他钟爱的夏洛：
一个现世所仅有的天真未凿，童心犹在的真人。
他是一个孤独者。
是世间最微贱的生物，最高贵的英雄。
卓别林曾说，他原想由夏洛造成一种“悲怆的哲学”（Philosophie Pathetique）。在辞世前一年的9月12日这个晚上，傅雷是预见到了吗，在这无法自主的浮世里，自己的命运离悲怆又高贵的夏洛竟是那么近？
从周浦到巴黎
1927年12月31日下午，在湿冷的浦江码头，傅雷告别母亲和亲友，和几百名旅客一起登上了法航公司的“安德尔·勒邦号”（Andre Lebon）邮轮。
他买的是一张三等舱票。头等舱和二等舱主要是外国人和三两中国官员。四等舱留作法国从安南（即越南，当时为法国殖民地）调防士兵的营房。三等舱人不多，其中只有两个中国旅客，除了去留学的傅雷，还有一位是中华益友社的雇员洪永川，受命去欧洲推销国货。两个年轻人同住一间舱房，一路做伴，经过将近34天的海上航行后，抵达了法国南部的马赛港。
傅雷将同伴送上了去尼斯的火车，自己按计划去了西部的普瓦捷，在那里补习法语，为进巴黎大学做准备。
据洪永川的回忆，在邮轮上，傅雷的法语和英语程度还都无法和人交流。他告诉同伴，虽然过去曾读过法语，也在大同大学念过英语，因不常用，都已遗忘。他们利用船上的时间，请了一位同船的安南青年补习法语，每天教授一小时，进步很快。到普瓦捷后，傅雷寄宿在一个法国人家里，房东是个老太太，待傅雷很好，每天教他发音和会话。傅雷又另请了一位法文教师，教授文法和读本。他很刻苦，法语进步飞速，到1928年9月，他顺利考入了巴黎大学文科，主修课是文艺理论。同时，他自述中提到，自己也在卢浮美术史学校听课。1929年3月上海艺专校长刘海粟到达巴黎的时候，一年多前还不能开口说法语的傅雷，已经可以给他们夫妇教授法语了，也在一些正式场合帮他做翻译。1931年5月，傅雷和刘海粟一起去意大利朝拜米开朗琪罗、拉斐尔的作品，在这趟旅行中，傅雷由在罗马认识的一位贵族夫人引荐，应意大利皇家地理学会和罗马扶轮社的邀请，用法语作了题为《国民军北伐与北洋军阀斗争之意义》的演讲。
傅雷和刘海粟相识之前，先认识了原上海美专的一位留学生刘抗。1928年他们在巴黎遇上后，一同在郊外的Nogent Sur Marne的家庭宿舍中租住，从此朝夕相处。“我因了他，对音乐和文学获益不浅，他也因了我，引起更大的艺术兴趣。”他们一起参观博物馆、画廊，去得最多就是卢浮宫。傅雷被刘抗带进了一个巴黎的美术的小集团。这个名单里，有刘海粟、庞薰琹、滕固、汪亚尘、王济远、张弦……归国后都是中国美术界的一批耀目的先行者。傅雷的人生和事业，从此和艺术，也和这些朋友交缠在了一起。
1929年3月来到巴黎的，还有在国立西湖艺术学院当教授的散文家孙福熙，以及他的二哥、文学编辑孙伏园，他们和傅雷一样，也在巴黎大学文科攻读文学和文艺理论。而诗人梁宗岱、美学家朱光潜，这些人也都和刘海粟交好。傅雷因此常和他们聚在刘海粟夫妇下榻的旅馆里，聊天和争论，有时也陪着刘海粟去卢浮宫临摹名作。在亲密的相处中，刘海粟发现傅雷有极出色的鉴赏力，文字又漂亮，于是向他建议：你不要把时间再花在创作实际方面了，还是潜心研究美术理论和美术史吧，可以成为出色的学者。
1930年，仍在巴黎的傅雷写了一篇《论塞尚》，寄回国发表在《东方杂志》上。虽然只是一篇通过资料来向中国读者介绍法国画家的文章，22岁的傅雷却颇有自己的见地。他写道：“要了解塞尚之伟大，先要知道他是时代的人物，所谓时代的人物者，是＝永久的人物＋当代的人物＋未来的人物。”
给予艺术至高的精神地位，视伟大的艺术家为时代人物的代表，这种宗教般的热爱，傅雷一生再未改变。
傅雷到法国后为什么选择学习艺术史？他对艺术宗教般的热忱从哪里来？如果回到20世纪前20年的那个时间节点，就会发现，傅雷其实是那个时代中追求进步的青年的一个例证。
傅雷1908年生于江苏省南汇县周浦镇渔潭乡西傅家宅（现属上海市南汇县下沙乡王楼村）。在他祖父一辈，家里还是当地大户，有几百亩地，30多间房。傅雷的父亲傅鹏，虽然继承了家族全部财产，却折损了大半。傅雷不到4岁那年，在周浦镇一所扬洁女子中学任教的傅鹏又被人陷害入狱，得了肺痨，出狱不久就去世，年仅24岁。
傅雷的母亲李欲振是个不识字的家庭妇女，却非常有见识，在族里威望很高，族里发生纠纷，往往请她公断。丈夫去世后，她又接连失去两个孩子。为了让唯一剩下的儿子能够有出息，1912年，她带着傅雷、奶妈、账房、佣人，从闭塞的村里举家搬迁到了十几里外的“小上海”周浦镇。傅雷7岁由私塾启蒙，11岁后又在镇小学读了一个学期，就转学到上海去了。他的母亲，再次凭着见识和胆量，将他带到了更广阔的新的世界。
他们离开老家周浦到上海，正是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从晚清康有为开始，中国近代的先进思想者就对美术的重要性有一种急迫的误读。在洋务运动背景下，中国近代美术最早建立在图画手工的概念之上。康有为曾写道：“绘画之学，为各学之本，中国人视为无用，岂知一切工商之品，文明之具，皆赖画之发明。”李叔同在留日之前，也向国人极力推崇法国的美术体系，认为法国举办万国博览会以来，“不惜财力时间劳力，以谋图画之进步”，所以成就为世界大美术国。而美国和日本，也是因为学习了法国，美术工艺才日益进步。
五四运动后，陈独秀提出的“美术革命”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部分，先进人物既从社会发展和国家强大的角度来看待美术的意义和地位，也接受了蔡元培所倡导的“把美术视为一种超功利的美感教育”“以美育代宗教”的思想。这种认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影响了中国知识分子对“美术”概念的理解。
傅雷转学上海后，考入南洋中学附小四年级，结果却在一年后就因为顽劣而被校方开除了。第二年，他以同等学力考入上海徐汇公学念初中。这是一所教会学校，傅雷因为一言不合就和同学打架，又公开反对宗教信仰，初中还没毕业就又被学校开除了。1924年，他仍以同等学力考入大同大学附中。
虽然屡受挫折，但整个少年时期，傅雷都接受到中国最好的西式教育，自然也在这种氛围中受到熏陶。他一生中对美术和音乐所保持的宗教一般的纯粹态度，最初应该来自这种时代的印记。
早在傅雷于老家念私塾的时候，1915年，蔡元培和李石曾等人就组织了留法勤工俭学会，加上“庚子赔款”的资助，许多中国留学生开始了赴法留学之路。赴法国的中国留学生有很多选择了学习艺术，集中于国立巴黎高等美术学院，随着林风眠、林文铮、徐悲鸿等早期学生陆续归国，在20年代逐渐形成了中国近现代美术教育上的法国体系，其影响力超过了1905年开端的日本体系。
傅雷动身去法国留学已经是1927年底，留法潮其实已经在回落。据傅敏从父亲好友周煦良处听闻，1925年“五卅惨案”时，傅雷在大同附中上学，因为带头上街、演讲、散发传单，大同校董吴稚辉认为他是共产党，要抓他。傅雷寡母急了，把他领回了浦东老家。风平浪静以后，傅雷又到上海的一所很普通的持志大学念了几天书，不久就去了法国留学。从头到尾，他都没有得过一张毕业文凭。
傅敏也疑惑过，父亲当年为什么突然决计去法国？后来他发现，父亲有一个表哥叫顾仑布，属于20年代初勤工俭学留法的那一批学生，学的是纺织，那时候已回国，是一个工程师。这个表哥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他看到我父亲这个样子，就劝我父亲去法国留学，他讲的20世纪20年代法国的情况对我父亲很有吸引力，我父亲脑子非常灵活，善于吸收新鲜事物，要不怎会带头闹事呢！可要做通我祖母的工作，并非易事。这么一个传统的妇女，又是寡母孤儿这么过来的，怎么舍得让一个儿子，不远万里到法国去留学！这里头有一个关键人物，就是我父亲的姑母傅仪，她毕业于当时的一所教会学校上海中西女中（现在的上海第三女中），对这个祖姑母我们从小就非常佩服敬畏。她英文极好，小时候见她看英文小说就像看中文小说一样，人也非常开明。我们兄弟俩调皮，父母出远门时就把她请来家里坐镇，能把我们镇住，是这么一个人。她从中斡旋，说服了我祖母。
“可是我祖母提出一个条件：出国前必须跟我母亲订婚。我母亲是我父亲的一个远房表妹，大概前三四代有姻亲关系。他们俩本来就很好，我父亲欣然同意。这样，我父亲才顺利地留学法国。”
傅雷如何看待自己将要在异国他乡度过的5年？他在船上发出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我这次赴法留学，逃避烦闷，固然是个大原因，但我之所谓烦闷者，还是读书的烦闷，追求人生的烦闷居多。我曾多次想过：我数年来的颓废生活，应该告一结束了。
艺术是幻想的现实
1935年12月，已经回到上海的傅雷翻译了法国当代名作家莫洛亚（Andre Maurois，当时译为莫罗阿）的一本中篇小说集《恋爱与牺牲》。还是和从前一样的习惯，他写下洋洋洒洒的译者序，抒己胸臆：
——彻底牺牲现实的结果是艺术，把幻想和现实融合得恰到好处亦是艺术；唯有彻底牺牲幻想的结果是一片废墟。
——艺术是幻想的现实，是永恒不朽的现实，是千万人歌哭与共的现实。
傅雷和他早年那些在法国一起求学的艺术家朋友，已经把艺术当作信仰，供奉在了人生的祭坛上。刘海粟、庞薰琹、滕固……仅这三个人和傅雷之间的交集，叙述下来，几乎就是中国现代美术的小半部历史。
1931年8月中旬，傅雷与刘海粟同船自巴黎回国。一个月后到上海，那天正是“九一八事变”，令他们刻骨铭心。
23岁的傅雷旋即被刘海粟聘为上海美专的办公室主任，同时开授美术史、艺术论、名画家传和法语四门课。当时美专和刘海粟都深得蔡元培看重，学校教授名册里尽是张大千、黄宾虹、贺天健、潘玉良等名人，傅雷回国就出任办公室主任，在旁人看来起步不凡。然而他在美专只待了两年就辞职了。最直接的原因是年轻画家张弦的病逝。张弦是他们在巴黎就熟识的朋友，傅雷也非常欣赏他的绘画。回国后他也受聘于刘海粟的上海美专，因为贫且病，1933年夏天突然去世。傅雷伤心愤怒，批评刘海粟作为校方待老师过于刻薄。多年后的1957年，傅雷在《自述》中解释这次辞职的原因，其中一条就是：“某某某待我个人极好，但却待他人刻薄，办学纯是商店作风，我非常看不惯。”傅雷和刘海粟在巴黎虽然亲密，回国后又为他的画册撰写美文《刘海粟论》，但因为艺术观点和为人方式的差异，傅雷一贯知人论艺，心里日渐和他疏远。张弦死后，他更是为友冲冠一怒，公开和刘海粟绝交十几年，直到50年代才稍有往来。傅雷任教美专的时间虽然短，但他在此期间编写翻译的两本教材：《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罗丹艺术论》，半个世纪后仍在读者中传播，也令他这段经历难以被淡化。
比上海艺专任职更短的，是傅雷和留德美术史家滕固的两次合作。傅雷记忆他与滕固的相识时间为1929年在法国巴黎，但实际应是1930年的5月间。滕固由上海乘日本邮船“伏见丸”经香港、新加坡赴欧洲游学，途经巴黎时去探望了他过去的校长刘海粟，这样就认识了傅雷。1932年，滕固从德国柏林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成为中国以艺术史考古学研究获取博士学位的第一人，回国后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参事、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常务委员、故宫博物院理事诸职，从事文物保护、博物馆建设、考古研究和艺术教育工作。
傅雷从美专辞职后，滕固曾分别于1935年3月和1936年冬，请他参与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的工作，前往龙门石窟考察。两次时间都不长，因为环境艰苦，傅雷给朋友信中亦有抱怨上了滕固的当。但以傅雷的性格，也算是难得的两次合作。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立北平艺专和国立杭州艺专随全国机关团体和教育机构南迁。1938年3月，因为短缺经费，教育部下令已经汇集于湖南沅陵的两校合并，改名为“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并成立了校务委员会。后来因为一系列冲突，发生校长林风眠出走事件，滕固临危受命，1938年7月被教育部派去履职校长救火。
滕固再次想到了傅雷，聘请他为教务主任。1939年2月，傅雷从上海转道香港、越南，到达昆明。结果却是两个月后又回了上海。傅雷《自述》：“未就职，仅草拟一课程纲要（曾因此请教闻一多），以学生分子复杂，主张甄别试验，淘汰一部分，与滕固意见不合，五月中离滇经原路回上海。”
施蛰存在《纪念傅雷》一文中记述了他当时目睹的情形：“一九三九年，我在昆明。在江小鹣的新居中，遇到滕固和傅雷。这是我和傅雷定交的开始。可是我和他见面聊天的机会，只有两次，不知怎么一回事，他和滕固吵翻了，一怒之下，回上海去了。这是我第一次领略到傅雷的‘怒’。……”
傅雷自昆明愤然而返后，从此寓居上海家中专心译书，一生没有再到任何机构出任过公职。傅雷从美术评论和教育的路上折转了方向，成就了一个杰出的职业翻译家。不过，杨绛提到她和钱锺书在上海的时候，曾经陪傅雷招待一位法国朋友，钱锺书注意到傅雷名片背面的一行法文：Critique d‘Art（美术批评家）。而那至少是40年代中期以后的事了。
罗曼·罗兰的奇迹
傅雷赴法那年，不到20岁，正是青春彷徨的年纪。到巴黎后，他最早接触到的是十八九世纪的法国浪漫主义文学，如夏多布里昂、卢梭、拉马丁一路，书中那些迷惘而无望的恋爱，罗曼蒂克的热情和幽思，令他更加无可解脱。
很偶然中有一天，他读到了法国当代作家罗曼·罗兰的一本《贝多芬传》，竟遽然触动：“读罢不禁大哭，如受神光烛照，顿获新生之力，自此奇迹般突然振作。此实余性灵生活中之大事。尔后，又得拜读《弥盖朗琪罗传》与《托尔斯泰传》，受益良多。”
《贝多芬传》和罗曼·罗兰对傅雷人生的影响重大，在他8年后发表在上海《时事新报》上的一篇文章还可窥见。1936年，傅雷好友、在上海美专教授西画的留法画家张弦病逝，当时还不到30岁。傅雷长叹中写下悼文——《我们已失去了凭藉》，开头两段，既是对好友遭遇的痛惜，也是他自己最真的人生感悟：
“当我们看到艺术史上任何大家的传记的时候，往往会给他们崇伟高洁的灵光照得惊惶失措，而从含有怨艾性的厌倦中苏醒过来，重新去追求热烈的生命，重新企图去实现‘人的价值’；事实上可并不是因了他们至上的善性与倔强刚健的灵魂，对于命运的抗拒与苦斗的血痕，令我们感到愧悔！……”
当他写下这些字行，几年前在巴黎读到《贝多芬传》的震颤，大概是如在眼前。
1931到1935年期间，回到上海的傅雷先后翻译了《贝多芬传》《托尔斯泰传》和《弥盖朗琪罗传》，并开始译《约翰·克利斯朵夫》。1934年3月3日，他给罗曼·罗兰写了一封信，后者在同年6月30日回了信。商务印书馆在1935年11月初版《托尔斯泰传》的时候，将原信制版印在卷首，傅雷以它为代序，自己加拟了一个小标题：《论无抵抗主义》。1935年8月，傅雷第二次给罗曼·罗兰写信，托付乘船赴欧的友人带到法国马赛港，再寄给旅居在瑞士的罗曼·罗兰。傅雷在信末落款细致，自称“远方之谦逊崇拜者及忠实弟子”，名字是第一次写信时即用的“傅怒安”。他还随信附去了一张自己的照片，在背面也有敬语、落款。罗曼·罗兰收到后，在照片边上标注：“傅怒安，‘三名人传’的中译者。”关于用名的变化，据傅敏说，傅怒安是他父亲学生时代用的名字，一直沿用到抗战胜利。40年代他给黄宾虹的信，也都是署名“傅怒安”。但《傅雷传》中说，他15岁后改名雷，以怒安为字。后来他用的笔名如“疾风”“迅雨”“移山”，还有“疾风迅雨楼”的斋名，都是从这名和字而来。他后来写那篇沸沸扬扬的《论张爱玲的小说》，就是用了“迅雨”笔名。
根据翻译家戈宝权的回忆文章，虽然罗曼·罗兰的那封回信早在30年代就被傅雷拿出来发表了，但他自己所写的两封法文去信，都是直到80年代初，才由巴黎第八大学中文系教授米歇尔·鲁阿夫人帮助，从罗曼·罗兰夫人处影印后带回中国，之后由翻译家罗新璋先生据法文译出发表。
傅雷对罗曼·罗兰的热烈崇拜，无论从他信中措辞还是最后落款方式，都显得毫无保留。这位法国作家如艳阳如风暴一般奔泻的英雄主义、浪漫主义，对于年轻傅雷，以及傅雷未来全部人生态度的影响，从中可以体味。
戈宝权在他回忆文章开首即提到，在傅雷之前，其实还有一位名叫敬隐渔的中国留学生也译过《约翰·克利斯朵夫》。敬隐渔着手翻译并与罗曼·罗兰通信，是1924年，那时他还身在中国。1925年8月，他去往法国，入里昂中法大学，其间曾到瑞士沃德州的新村拜访过罗曼·罗兰。那两年，这个年轻人还将鲁迅的《阿Q正传》《故乡》《孔乙己》等作品译成过法文，经罗曼·罗兰推荐发表在一本《欧罗巴》杂志上。
1926年1月10日，郑振铎在上海主编的《小说月报》自第十七卷第一期开始连载敬隐渔翻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但发到第三期就中止了，“也就是译到该书的第一卷第二部第五大节为止，并未译完”。没有译完的原因，很可能是因为敬隐渔境遇的剧变。戈宝权不太肯定地提到了敬隐渔的命运，“他后来在法国得了色情狂症，一九三零年初返国”，“传闻他是在一九三一年‘以狂疾蹈海而死的’”。
心愿未竟的敬隐渔，全心付出的傅雷，他们对罗曼·罗兰及《约翰·克利斯朵夫》、“三名人传”的狂热，实际上很大程度上都关联着那个时代。
“周围的空气是窒息的。老旧的欧洲在沉重而汗浊的气氛中呻吟。缺乏宏伟业绩的物质主义压抑着思想，世界在斤斤计较和卖身投靠的利己主义中毁灭。世界已奄奄一息。要打开窗子。要让新鲜的空气进来。要呼吸英雄们的精神。”罗曼·罗兰在《贝多芬传》中这样写道。
“如何生如何死？”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政权更迭、军阀混战之中，中国的年轻人对个人命运、民族存亡的困惑和彷徨、希望和启示，在这些书里得到了观照，“在其中认出自己”。
今天的法国文坛，能够给予罗曼·罗兰的位置恐怕已经有限。但在20世纪早期，尤其是“一战”前后，他那种理想主义的写作以及反战思想正在法国和欧洲文坛发生着影响。罗曼·罗兰1889年毕业于法国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并通过会考取得了中学教师终身职位的资格——在法国近现代史上，这几乎是所有思想精英和大作家们走过的标准道路，和他同时代的保罗·克洛岱尔，比他年代稍晚的萨特、福柯、罗兰·巴特等人，都曾是著名的“高师学生”。罗曼·罗兰一生写过十几个剧本和数本小说，但10卷本长篇《约翰·克利斯朵夫》显然是他最重要的代表作。这本以贝多芬为原型的传记体在1905年开始连载，1912年出版，小说结构如交响乐一般宏大，里面对欧洲古典音乐作品和音乐家的评论尤受推崇，一时纸贵。罗曼·罗兰虽然没有得过法国最有分量的龚古尔文学奖，但是拿到过另外两个重要奖项——费米娜奖和法兰西学院文学奖。1915年，诺贝尔文学奖也给了他最高加冕。
在傅雷去往法国的1927到1931年，罗曼·罗兰已经是欧洲当代文坛名人以及人道主义活动家，在很多场合，他和德国作家托马斯·曼、奥地利作家茨威格的名字一起出现。写过多本名人传记的茨威格，在1921年为他也写了一本《罗曼·罗兰》。以罗曼·罗兰那个时期的影响力，也就不难理解他对傅雷发生的至深影响。
傅雷将《约翰·克利斯朵夫》翻译到国内后，它对中国几代读者的魅力堪称深远而恒久。“真正的光明绝不是永没有黑暗的时间，只是永不被黑暗所掩蔽罢了。真正的英雄绝不是永没有卑下的情操，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罢了。”这样诗一般的译者序言，多少读者都可以随口背出。
《约翰·克利斯朵夫》的初译三本是在1937～1941年出版的，百万字，译了三年（50年代初，他又花费两年重译了一版）。文坛老人黄苗子80年代初曾撰文回忆，抗战结束后，他们老朋友在上海见面，那时傅译《约翰·克利斯朵夫》正是最畅销书之一，“他的译笔不仅流利畅达，并且带着火一样的热情，能够深深地打动中国的读者”。作家叶永烈也向本刊说到，他在80年代写傅雷和傅聪的报告文学时，采访过很多亲历者，其中上海一位学者曾向他讲过自己名字的由来，说是年轻时读了傅译《约翰·克利斯朵夫》，激情之下把自己的名字都改了，改成“约翰”的一个中文谐音，就这样用了一辈子。
而《贝多芬传》，傅雷1928年到法国不久就读到它，早于《约翰·克利斯朵夫》。1932年他将此传译完一稿，但此后十几年间，国内出版界无人接纳他的译稿，理由是之前已经有一个译本（傅雷说他从未见过这个译本）。1942年生活书店在上海的骆驼书店出版《贝多芬传》，用的实际是傅雷因对自己从前翻译不满意而做的重译稿。
“现在，当初生的音乐界只知训练手的技巧，而忘记了培养心灵的神圣工作的时候，这部《贝多芬传》对读者该有更深刻的意义。——由于这个动机，我重译的这本书。”十几年过去，他仍心心念念要重译，《贝多芬传》当年对年轻傅雷的震撼可以想见是如何的刻骨铭心。在译者序的第一段，傅雷写道：
“唯有真实的苦难，才能驱除浪漫底克的幻想的苦难；唯有看到可恶苦难的壮烈的悲剧，才能帮助我们担受残酷的命运；唯有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才能挽救一个萎靡而自私的民族：这是我15年前初次读到本书时所得的教训。”
“疗治我青年时世纪病的是贝多芬，扶植我在人生中的战斗意志的是贝多芬，在我灵智的成长中给我大影响的是贝多芬，多少次的颠扑曾由他搀扶，多少的创伤曾由他抚慰，——且不说引我进音乐王国的这件次要的恩泽……”
直到50年代末，傅雷有次还说，他回看自己从前的译文，自问最能传神的还是罗曼·罗兰，同时代是个原因，另外也是因为“气质相近”。
不过对这位偶像的文学成就，傅雷的评价到了晚期似乎有些变化。他在1953年写信与宋奇（即宋淇）讨论19世纪西方文学的高低，就说：“至于罗曼·罗兰那一套新浪漫气息，我早已头疼；此次重译，大半是为了吃饭，不是为了爱好。流弊当然很大，一般青年动辄以大而无当的辞藻宣说人生观等等，便是受这种影响。我自己的文字风格，也曾大大的中毒，直到办《新语》才给廓清。”1962年1月21日写给傅聪的信中又说：“巴尔扎克不愧为现实派的大师，他的手笔完全有血有肉，个个人物历历如在目前，决不像罗曼·罗兰那样只有意识形态而近于抽象的漫画。”
绘画也好，文学和音乐也好，傅雷的见地都随时间历练而愈明锐，愈高远。他于己于人也都坦荡无私，并不遮掩对过去的自己观点的不再认同。
黄宾虹画展和中西融合的追求
傅雷一生自告奋勇代朋友办过三个展览会，除了好友张弦去世后的遗作展，其余两个，一是在1943年为黄宾虹的八秩纪念画展，一是1947年好友庞薰琹的画展。
1943年的“黄宾虹八秩诞辰书画展览会”，是傅雷艺术活动中的一件大事。他的作为和作文，不但向世人推出了黄宾虹这样一个大画家，也展示出他个人最为成熟的艺术观念和文化思考。
与同在法国留过学的徐悲鸿、林风眠，庞薰琹、刘海粟等画家一样，傅雷回国之后，尤其是40年代后，对西方艺术风格和中国传统艺术精神的参证研究逐渐深入。
1931年秋回到上海的时候，他也参与到庞薰琹等人创办的决澜社的画展活动中。他们那时的主观愿望，原都是相信“艺术也可以救国”，希望把在法国学到的西方文化和艺术系统移植过来改造中国，让艺术也能够和救亡图存的民族意志相吻合。
傅敏说，《罗丹艺术论》就是这段时间作为教材翻译的，《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也是那个时候编写的美术史教材。但在1966年前，傅雷从来没有向两个孩子提起过。傅敏推测是父亲一向对人对己都要求高，而这两部稿子他也许不满意，所以一直束之高阁。
《罗丹艺术论》是被刘海粟的一个弟子在刘家一大堆旧东西里翻出来一套油印讲义，用正楷抄下来给了傅敏，才有现在出版的《罗丹艺术论》。《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是傅敏从上世纪80年代抄家退回的一堆书稿中发现的，是傅雷亲手装订的一本手稿，封面上用正楷写有“二十三年六月编”，也就是1934年。傅敏当时把书稿交给父亲的挚友庞薰琹先生，请他来决定是否有出版的价值。1985年书稿在三联书店出版时，庞薰琹写了一篇很长的序言，评价它“不单是分析了一些绘画、雕塑作品，同时接触到哲学、文学、音乐、社会经济、历史背景等等”。这也是《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至今受到读者喜爱的原因，因为他就像一个文艺复兴时期的博雅之士，给人丰富而优美的精神享受。
自“五四”运动以来就困扰中国文化界的如何对待中西文化的论争从未间断过，而在30年代末40年代初的抗日救亡大背景下，文化界更急切地要去寻求一种文化态度，实际上是和当时由战争带来的民族生存思考联系在了一起。在美术界，同样是从法国（包括比利时）回来的吴作人、常书鸿，加入了“西行经验”的行列，去边地写生创作，以此为标志完成了个人艺术创作的重大改变，他们的西部题材画作也得到了相应的美术史地位。傅雷的好友庞薰琹，在前往西南的过程中，受到陈梦家、沈从文等学者鼓励，开始沉浸到中国古代美术之中，从艺术角度研究古代纹样和装饰画。同时他也成为中国艺术的田野考察者，最早深入贵州少数民族村寨，收集大量的民俗资料，也绘画了《贵州山民图》等绢上水彩和白描作品。1946年，傅雷在上海吕班路震旦大学大礼堂为他举办了《庞薰琹绘画展览》，于序言中，称赞他“融合东西之成功，决非杂糅中西画技之皮表，以近代透视法欺人眼目者可比”。
傅雷则返身回到传统精神。他最深刻的艺术思想和对中国传统绘画的研究，大都集中在他与黄宾虹的书信来往之中。
当时黄宾虹人在北平，年近八十。从44岁到74岁，黄宾虹在上海生活了30年。74岁那年他应艺术专科学校邀请北上讲学，因日军占领平津，被迫滞留在了北平，十年闭门绘画与研究金石。傅雷如何与他相识并深交至此，有不同的说法。傅雷自己在1943年5月25日致黄宾虹的第一封信中，说到两人八年前曾在刘海粟家里有过一次会面，也曾在上海美专看到过陈列的黄宾虹峨眉写生十余幅，不过那时彼此都没有特别深刻的印象。
而据傅敏所写，他父亲是在表姐顾默飞家看到黄宾虹的画，激动不已，于是提笔给黄宾虹写信，黄宾虹收到傅雷的信，也同样激动不已，尽管他们年龄相差45岁，黄宾虹却认为傅雷确是“平生一大知己”，自此这对忘年交书信不断。
傅雷在信中说他看宾虹先生的画，“纯用粗线示物象，似近于西欧立体、野兽二派，不知吾公涉想中，又在追求何等境界”。黄宾虹答他：“欧风东渐，心理契合，不出廿年，画当无东西之分，其精神同也。”
傅敏记得的是：“相交12年中，父亲给黄宾虹写了117封信。顾默飞是前面提到的我父亲的表兄顾仑布的妹妹，是黄宾虹的女弟子。从1943年春开始，我父亲为筹办黄宾虹的书画展，到处奔走。那个时候我还小，才6岁，印象里就是父亲出出进进，忙得很，家里尽来老头，因为黄宾虹这一辈的人那时都已七八十岁；整天听他们讲黄宾虹长黄宾虹短的，后来我记得在上海的宁波同乡会举办了展览，那时黄宾虹不时把画寄来，我父亲亲自登记做账，展会上卖了画，还得设法把钱汇到北平，这些来往的信件，包括他给黄宾虹报的账目，都收集在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92年出版的《傅雷书信集》中。”
1943年11月，黄宾虹八秩书画展览会在上海西藏路宁波旅沪同乡会二楼开展，同时印行《黄宾虹画展特刊》小册子。这也是宾虹老人的第一个展览。傅雷以“移山”笔名撰写的文章《观画答客问》，以非常古典的一问一答式文体，回答了许多当时对黄宾虹绘画的质疑与不解，被认为是一篇评论黄宾虹绘画的重要文献。
黄宾虹成名很晚，在文化圈子里虽然也有不少人知道，获称“南黄北齐”，但在身价和名气上还是比不上齐白石。以社会地位，也不及晚辈徐悲鸿、刘海粟等艺术名流。傅雷四处奔走，一己之力操持一场画展，仅仅是因为喜欢他的艺术。而在画展开幕的那天，宾虹老人远在北平，并未能到抵现场。直到5年后的1948年5月中旬，傅雷携朱梅馥赴北平盘桓一周，才首次与宾虹老人正式见面，谈画说艺。
那次画展后，傅雷为黄宾虹所做的一切，颇有几分西方艺术赞助人对伟大画家那种倾其所有的劲头。黄苗子曾回忆当时的傅雷，“为宾老极力推售作品，或替他向画店寄购，或筹备国内外展览，或向中外爱画友人推荐，或自己购藏等等，所得‘润笔’，多至数十万元，少的数千元，傅雷都详列清单，逐笔汇到宾老手上……”1960年后，黄宾虹已去世好几年，傅雷给黄苗子去信商量他遗著的整理。那时候傅雷和黄苗子都刚摘掉“右派”帽子，傅雷却不管不顾，建议黄苗子在北京向美术家协会提出举办黄宾虹遗作展，还介绍他去找陈叔通。黄苗子说当时他“右派”帽子虽然摘了，却也自卑心重，不愿见人，这件事就耽搁了。
这样为一腔热情而不顾一切的情形，傅雷身上常有发生。只是并非总能得到像宾虹老人这样的知音唱和。
40年代，傅雷和作家柯灵要好，有时以笔名在柯灵主编的《万象》杂志上发表文学评论。1943～1944年，傅雷有两篇文章在文艺圈里激起了一番热闹。先是他在10月号上发了一篇万字长文《读剧随感》，其中最后一节评到张恨水，却没有追随那些进步文艺人士去一味贬低张恨水和鸳鸯蝴蝶派，他说：“张恨水的小说我看得并不多。有许多也许是非常无聊的。但读了《金粉世家》之后，使我对他一直保持着相当的崇敬，甚至觉得还不是有些新文艺作家所能企及于万一的。在这部刻画大家庭崩溃没落的小说中，他已经跳出了鸳鸯蝴蝶派传统的圈子，进而深入到对人物性格的刻画。”但傅雷也很不客气地说，张恨水的成功只是到此为止，“他对生活的看法，到底，不免鸳鸯蝴蝶气啊！”鸳鸯蝴蝶的特点就是“小市民性”。傅雷以曹雪芹为比照，“曹雪芹在文学上的成就，就大多了。那就是因为他有了自己的哲学——不管这哲学是多么无力，多么消极，他能从自己的哲学观点去分析笔下的那些人”。在那个年代，能够用哲学的体系来看待写作优劣，傅雷已属凤毛麟角。
1944年4月发在《万象》上的那篇相当著名的《论张爱玲的小说》，又是近万字的长文。他称赞《金锁记》是张爱玲最圆满的作品，对《倾城之恋》《连环套》却多有批评，甚至断言：“《连环套》逃不过刚下地就夭折的命运。”张爱玲当时已经很有名气了，对这批评不以为然，回应“《连环套》就是这样子写下来的，现在也还在继续写下去”。然而结果就如傅雷所预言，两个月后，《连环套》在《万象》上的连载就被腰斩了。
因了傅雷的艺术修养，他在文字感受上又有多数人不及的古典和优雅。张爱玲在《金锁记》中写七巧和小叔子季泽的一段千回百转，是季泽站在她面前，诉他藏了十年的爱，“七巧低着头，沐浴在光辉里，细细的音乐，细细的喜悦……”对此傅雷有一段精彩不逊于原文的评价：“‘沐浴在光辉里’，一生仅仅一次，主角蒙受到神的恩宠。好似伦勃朗笔下的肖像，整个的人都沉没在阴暗里，只有脸上极小的一角沾着些光亮。即是这些少的光亮只透入我们的内心。”
宋以朗说，“迅雨”到底是谁？当时引起热烈的讨论。据他说，张爱玲最初也不知道是谁，还是南下香港后，才从他父亲宋淇那里听说了。作为两个当事人的好友，宋淇的描述是有意思的：“她听后的反应是惊讶，但也并没有当作一回大事，因为爱玲对自己的作品最有自知之明，别人的褒贬很难摇动她对自己的估价。……傅雷中年埋首译作，极少写批评文章，那次破例写这样一篇评论，可见他对张爱玲作品的爱之深和责之切。”
1976年，台北皇冠出版社出版的《张看》收入了《连环套》。张爱玲在自序里写了一段简短的话，里面说：“……那两篇小说（指《连环套》《创世纪》）三十年不见，也都不记得了，只记得坏。”
宋以朗说，到最后承认“确实写得坏”，表明她赞同傅雷的意见。
去留之间的命运
从巴黎回国的几个月后，1932年1月，傅雷和表妹朱梅馥结婚成家。他们此后在上海生活三十四年，搬过三处地方，不过距离都极近，生活基本是安稳的。
最早是住在吕班路201弄53号，傅雷1934年给罗曼·罗兰写信那会儿，落的就是这个地址。他们在这里有了傅聪和傅敏。1938年搬到同一条马路上的巴黎新村4号，住到1947年才离开。傅家的最后一个住处是江苏路284弄安定坊，风风雨雨18年，直到他们夫妇相伴弃世。
“1947年，傅雷搬到了我们家隔壁，傅、宋两家成为邻居。根据资料，安定坊位于上海市长宁区江苏路284弄，建筑面积1476平方米，共有15栋18单元独立洋楼建筑，每栋独立房屋两层楼高，内有几个单元，当时全部都是宋家的物业。”香港作家宋以朗在《宋家客厅》一书的《傅雷》文中写道。
宋以朗的父亲是宋淇（1919～1996），民国时期即活跃于上海的文艺评论和翻译群体，和钱锺书、傅雷等人都有深交。1949年他从上海移居香港，后来长期以朋友身份担任张爱玲的文学经纪人和顾问，张爱玲去世后，亦立嘱将自己的遗物（包括遗稿）交给他和夫人邝文美保管。这些事在华人文坛很有名，所以世人都知宋淇和张爱玲为至交，却不太了解，他也是傅雷最亲近的朋友之一，相处如同家人。在《傅雷书简》里，收入12封写给宋淇的信，或论翻译，或谈生活日常，只是那时候傅雷在信中称呼的还是宋淇的三个旧名：宋悌芬、宋奇或笔名林以亮。
1943年冬到1946年春，还是住在巴黎新村的时候，傅雷、宋淇与十来个朋友发起过两周一次的茶会。据傅敏的回忆文章，茶会每次请一位来客为大家讲座，有时文艺，有时科技，也谈论时局。当时傅雷讲过法国文学，朱滨生医生讲过普希金枪伤可否治愈的问题，宋淇则讲到更为奇怪的题目，关于英国诗歌中的布谷鸟问题。还有一位常客是导演陈西禾。这样的文艺沙龙，应该也让傅雷想起年轻时候在巴黎，和刘抗、刘海粟他们的恣意长谈，“有时在咖啡馆里一坐就是几个钟头，海阔天空，无所不谈，但归根结底仍回到文学艺术的问题上来”。
茶会在杨绛的《忆傅雷》里，大概就是她所说的不能忘的夜谈。“抗战末期、胜利前夕，钱锺书和我在宋淇先生家初次会见傅雷和朱梅馥夫妇。我们和傅雷家住得很近，晚饭后经常到他家去夜谈。那时候知识分子在沦陷的上海，日子不好过，真不知‘长夜漫漫何时旦’。……我们和其他朋友聚在傅雷家朴素幽雅的客厅里各抒己见，也好比开开窗子，通通空气，破一破日常生活里的沉闷苦恼。到如今，每回顾那一段灰暗的岁月，就会记起傅雷家的夜谈。”
傅雷搬到安定坊后，这个茶会就歇了，散了。一位自上海跟随到香港的宋家用人曾向宋以朗讲过安定坊当时的大貌：1、3、5、7栋毗邻一起，除了7号住的是个商人，其他三家都是文化人：1号住着从德国回来的萧乃震和夫人成家和、女儿萧芳芳，3号是傅雷一家，5号是宋淇一家。上海文化圈总千丝万缕地牵连着，成家和在嫁给萧乃震前，曾是刘海粟的第三任妻子，在上海艺专时期也做过傅雷的学生，而傅雷和刘海粟则是巴黎留学时期的密友。萧家的女儿萧芳芳，在香港后来成了著名的影视明星，《傅雷书简》中还有50年代傅雷写给她的一封信。安定坊这四家人，1949年后陆续离散，最后只有傅雷一家留在了大陆。
宋家在1949年5月搬到了香港。傅雷其实离开上海更早。1948年他变卖了老家的一些田地，又将上海的房产抵押，携全家去昆明，住了七八个月旅馆。去昆明的原因，傅雷后来在1957年前后的交代书中写道：“适友人宋奇（淇）拟在昆明办一进出口行，以我为旧游之地，嘱往筹备。”旧游之地，指的是傅雷曾在抗战期间受邀去昆明，短暂参与国立艺专办学的那段经历。但他和昆明好像缺些缘分，这次大概仍然是事情没有进展，1949年6月，傅雷夫妇带着小儿子傅敏飞去香港，而傅聪坚持独自留在昆明入读云南大学外文系。
他们一家三口到香港后住在堡垒山，即现在的炮台山。虽然朋友们都劝傅雷留下，但半年多后，傅雷还是决定回大陆。他们一家从香港搭船到天津，陆路转去北京，和在清华大学任教的钱锺书夫妇等老友见了面。杨绛在80年代初《忆傅雷》一文中写过经过：“傅雷到北京来探望了陈叔通、马叙伦二老，就和梅馥同到我们家来盘桓三四天。当时我们另一位亡友吴晗同志想留傅雷在清华教授法语，央我们夫妇做说客。但傅雷不愿教法语，只愿教美术史。……可是清华当时不开这门课，而傅雷对教学并不热心。尽管他们夫妇对清华园颇有留恋，我们也私心窃愿他们能留下，傅雷决计仍回上海，干他的翻译工作。”
从杨绛的记述看，傅雷从香港到北京，大概也是想从老友处了解一点新政权下的情形，决定何去何从。如果当时他们一家留在北京，命运会不会有另外的方向？以傅雷的刚直性情，恐怕也无分别。
回到上海后，傅雷一家仍住回安定坊，只是从3号搬到了隔壁宋家的5号。这是一幢带花园的洋房，傅家借住一楼，宋淇的母亲和老太爷未离开上海，仍住二楼。50年代傅雷和宋淇通信，还经常转告他家长辈的情形。宋淇太太邝文美有个妹妹，去了美国，留下一台钢琴寄存在安定坊5号。据傅雷写给宋淇的信，这钢琴曾被傅聪初学时借用，是他最早用过的一架琴。傅雷曾连写两封信与宋淇商量，说傅聪学琴一事“已成骑虎”，买琴看来“在所难免”，而上海好琴日渐难寻，所以着急托他问问，邝家老太太是否有意愿将那架钢琴出让。大约是得到了肯定的回复，傅雷在第二封信中告知，他请两家琴行估过价了，“一出500万，一出550万，当然以后价为标准”。
当时用的还是“旧人民币”，550万约合新币550元。宋以朗说，其实那时候大部分宋家人、邝家人已不在上海，只剩下他祖母和老太爷，即使傅雷让傅聪继续用这台钢琴也没有人会说闲话。“但傅雷坚持买下，提议的价钱也公平透明，可以看出傅雷这个人执着、做事无拖无欠的一面。”
傅雷回到上海后，仍旧闭门译书。他决定继续靠稿费养家，这样才是“清白”的生活。作家叶永烈告诉本刊，80年代他去上海作家协会查找傅雷人事档案，发现他虽然曾经有过“上海作协书记处书记”这种头衔，却是一个没有单位的人，根本没有他的档案。叶永烈后来在当地派出所查到一张傅雷填写的《闲散劳动力登记表》，上面几行简略的文字，写明他在1945年前做过的四次公职，比如1931～1933年在上海美专教书，1935年曾代前“古物保管会”往洛阳考察龙门石窟……前后加起来不足三年，“这是他唯一的档案”。
1949年后，上海文化人里面只有他和巴金没有领过工资，在家工作，自食其力，独自“隐遁于精神境域中”。日常生活主要靠稿费维持。他家后来住了18年的江苏路安定坊，是上海比较高档的街区，1949年后也有不少名人住在附近。傅雷家的保姆周菊娣曾跟叶永烈说，各家保姆常在一处买菜会聊些家常，傅雷家每天的菜金都是比较少一些，比其他几家都过得节俭。
正因为要靠稿费生活，最后5年，他80万字的译稿无法正常出版，眼睛又出了问题，傅雷才会忧心忡忡、内心苦闷，担心一旦翻译停止，生计即无着落。傅敏转述，1961年9月，他父亲写给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石西民的求助信，催人泪下：“雷不比在大学任教之人，长期病假，即有折扣，仍有薪给可支。万一日后残废，也不能如教授一般，可获退休待遇。故虽停止工作，终日为前途渺茫，忧心忡忡，焦灼不堪，甚难安心静养。……因念吾公历年关怀，爱护备至，故敢据实上达。私衷期望，无非能早日恢复目力，以后即或半日工作，亦尚可为西洋文学研究略尽绵薄。目前如何渡过难关，想吾公及各方领导必有妥善办法赐予协助。”据傅敏所知，后来石西民会同人民文学出版社领导商量，每月汇给傅雷200元，作为预支稿费。这也是为什么在上世纪70年代末出版他的遗译《幻灭》和《赛查·皮罗多盛衰记》时，就不再有稿酬了。
“唯有以爱真理甚于爱友一语自谢耳”
傅雷的脾气刚直、急躁，甚而暴烈，这在他很多老友的回忆文章里都有提及，也包括傅聪和傅敏对父亲在家中的记忆。《傅雷家书》中收入的第二封信中有一段，傅雷说他“自问一生对朋友对社会没有做过什么对不起的事，就是在家里，对你和你妈妈做了不少有亏良心的事”。傅敏在此句下面注写说，“父亲教子极严，有时近乎不近人情，母亲也因此往往精神上受折磨”。
傅雷也剖白过自己这种脾气的缘由：“……对善恶美丑的爱憎心极强，为了一部坏作品，为了社会上某个不合理现象，会愤怒得大生其气……我执着真理，却又时时抱怀疑态度，觉得死抱一些眼前的真理反而使我们停滞，得不到更高级更进步的真理。”
他经常和朋友争论艺术和社会问题。黄苗子生前回忆，抗战前就通过庞薰琹认识了傅雷，到1948～1949年，他和夫人郁风与傅雷来往较多，时有争论，背地里开玩笑地叫他“老顽固”。但有一次，郁风公然当面说傅雷是“老顽固”，黄苗子正担心他要狂怒了，傅雷却坦然地回答：顽固至少是classic的，它比随波逐流好！黄苗子说：“郁风一直欣赏‘顽固至少是classic的’这句话，它是多么不平凡！”
傅雷性子急躁，但在做学问和一般生活小节上却又极严谨。傅聪前些年回忆他父亲：写字台永远是一尘不染，所有东西都摆得井井有条。他做人也是严谨的，朋友来信一定回，如果朋友信中有什么话令他有感触的话，他会洋洋洒洒像写一本书一样的回一封信。密密麻麻四五页的长信则是常见。
1936年7月，傅雷和画家好友刘抗相约同上黄山。他先出发，到山下后边译书，边等朋友过来会合。在给刘抗的信中，傅雷细密地附写了一纸“旅行黄山须知”，要他随身携带查看。傅雷在须知上面谆谆列出12条：哪趟火车最凉快，中途应住哪家旅店安全又价廉，行李在路途中如何处置才妥当，随身该买些什么物品和食物，穿多少衣服……无不悉心嘱咐。
抗战前夕，刘抗移居新加坡，世事更迭断了音讯。60年代初傅聪去新加坡演出，两家才又因此联系上。1961年7月19日，刘抗给25年未见的傅雷写来一封长信，并将自己生平第一本画册《峇里行》寄赠给他。傅雷7月31日收到这封信后，激动不已，回信竟写了六个半小时，至精疲力竭。有意思的是，傅雷急性子不改，这样一封久别之信，未及诉得几句思念，他就直言起来，说对寄来的画册的编排和外观感到很不满意，在信中一口气挑出八个毛病。他告诉老友：“好在我老脾气你全知道，决不嗔怪我故意挑眼儿——在这方面我是国内最严格的作译者，一本书从发排到封面设计到封面颜色，无不由我亲自决定。”
也是在这封暌违25年、长达数千字的回信中，傅雷畅谈艺术，臧否国内画坛。1961年，他已经历了被划“右派”，译著不能出版，傅聪出走……处在极度压抑的阴霾之中。在他给刘抗回信的7月底，他头上仍然戴着“右派”帽子。但谈到艺术，傅雷几近枯萎的心就像被点燃了，和老友毫无保留地笔谈，让他整个人都焕发出迷人的光彩。那些文字，是他多年修养和沉淀的释放，也是那个虚假的时代一次最直言不讳的艺术评论：
“二十余年来我看画眼光大变，更不敢凭空胡说。……融合中西艺术观点往往会流于肤浅，cheap，生搬硬套；唯有真有中国人的灵魂，中国人的诗意，中国人的审美特征的人，再加上几十年的技术训练和思想酝酿，才谈得上融合‘中西’。否则仅仅是西洋人采用中国题材或加一些中国情调，而非真正中国人的创作；再不然只是一个毫无民族性的一般的洋画家（看不出他国籍，也看不出他民族的传统文化）。
“吴昌硕全靠金石学的功夫，把古篆籀的笔法移到画上来，所以有古拙与素朴之美，但其流弊是干枯。白石老人则是全靠天赋的色彩感与对事物的新鲜感，线条的变化并不多，但比吴昌硕多一种婀娜妩媚的青春之美。至于从未下过真功夫而但凭秃笔横扫，以剑拔弩张为雄浑有力者，直是自欺欺人，如大师（指刘海粟）即是。还有同样未入国画之门而闭目乱来的。如徐××。最可笑的，此辈不论国内国外，都有市场，欺世盗名红极一时，但亦只能欺文化艺术水平不高之群众而已，数十年后，至多半世纪后，必有定论。”
傅雷以石涛为600年来天才最高的画家，“其实宋元功力极深，不从古典中‘泡’过来的人空言创新，徒见其不知天高地厚而已”。
对于谈笑有鸿儒的张大千，傅雷并无好评，指他造假石涛是第一流高手，自己创作却只能是从陈白阳、徐青藤、八大那里搬些花卉来迷人唬人，“往往俗不可耐，趣味低级，仕女尤其如此”。
情谊和学问，在傅雷那里从来楚河汉界。他在法国游学四年，深受卢梭、伏尔泰、罗曼·罗兰等西方人文主义知识分子的影响，对人对事的评判标准只遵从正义和真理、真和美，并不太顾忌是否合乎时宜。
在给刘抗的信中，他对刘海粟的艺术及两人的友谊有一段最坦诚的评价：“国内洋画自你去国后无新人。老辈中大师（大师是傅和老朋友之间对刘海粟一贯的称谓，并非评价）依然如此自满，他这人在二十几岁时就流产了。以后只是偶尔凭着本能有几幅成功的作品。解放以来的三五幅好画，用国际水平衡量，只能说平平稳稳无毛病而已。如抗战期间在南洋所画斗鸡一类的东西，久成绝响。没有艺术良心，决不会刻借钻研，怎能进步呢？浮夸自大不是只会‘故步自封’吗？近年来陆续看了他收藏的国画，中下之品也捧做妙品；可见他对国画的眼光太差。我总觉得他一辈子未懂得（真正懂得）线条之美。他与我相交数十年，从无一字一句提到他创作方面的苦闷或是什么理想的境界。你想他自高自大到多么可怕的地步。（以私交而论，他平生待人，从无像待我这样真诚热心、始终如一的；可是提到学术、艺术，我只认识真理，心目中从来没有朋友或家人亲属的地位。所以我只是感激他对我友谊之厚，同时仍不能不一五一十、就事论事批评他的作品。）”
傅聪曾说，他的父亲虽然咄咄逼人，但性格里头有一种Charisma，也就是魅力。这种魅力，来自他做学问和做人的赤子之心。郑振铎却曾叹说，傅雷有一天可真要为这“赤子之心”而受难。
1954年，傅雷就因此惹过一回麻烦。那年8月将举行全国文学翻译工作会议，傅雷被邀请参加，但没有去，5月写了一篇长1.5万余字的对文学翻译工作的意见书，寄给楼适夷提交筹备会议。可以想见，意见书在会上掀起怎样的轩然大波。杨绛在《忆傅雷》一文中曾提到了当时的场面：
“1954年在北京召开翻译工作会议时，傅雷未能到会，只提了一份书面意见，讨论翻译问题，而讨论翻译问题必须举出实例，才能说明问题。傅雷信手拈来，举出许多谬误的例句。他大概忘了例句都有主人，他显然也没料到这份意见书会大量印发给翻译者参考。这样一来，他拈出例句，就好比挑出人家的错来示众了。这就触怒了很多人，很多人都大骂傅雷狂傲，还有一位老翻译家竟气得大哭。”
钱锺书为此事去信上海责备傅雷，傅雷生了钱锺书的气，沉默了一段时间，但不久就又恢复书信往来。
几年后，这种执着的“赤子之心”给他和家人带去了更可怕的连累。1955年，上海政协吸收傅雷当了政协委员。“我父亲是这么一个人，要么不干，要干就非常认真。当了政协委员，从1954到1957年‘反右’运动前，写的总结、意见书达18万字，涉及的到文学、音乐、美术、国画、儿童读物、出版事业、高级知识分子问题等极其广泛的领域；为写这些东西，还做很多调查。”傅敏说，那个时候他上中学，天天看到父亲怎么找人谈话，而大多是他们那个圈子里的高级知识分子，有工程师、教授、医生、律师，当然还有作家。另外政协发言有时间规定，5分钟或10分钟，傅雷就在家里给太太朱梅馥念稿子，让给他掐时间，一分不多，一分不少才行。写发言稿也是极端认真，往往有一稿、二稿甚至三稿，跟搞翻译一样的认真。“认真到什么程度？父亲把李苹请来，就是李德伦的妹妹，来纠正发音，因为父亲觉得自己是上海人，讲的普通话南腔北调的影响效果。可是恰恰这么一个满腔热情、认认真真、一丝不苟的在为政府为党做工作的人，最后却打成‘右派’，谁能想得通呢？”傅敏说。
1958年4月，经过上海作协的十次批评大会后，他被划成“右派”分子。到了1961年10月，他的“右派”帽子总算摘掉了。亲友纷纷来道贺，他却面无笑容：“当初给我戴帽，本来就是错的！”
在傅雷身上，愈到后期，愈矛盾地融合着西方知识分子和东方儒士品格。傅聪1992年在香港接受学者金圣华的访谈时，就说，他父亲还有另外一面。“他一方面讲西方的人道主义，希腊精神，但我永远不能忘记他在家里慷慨激昂地谈‘死谏’，所谓的‘抬了棺材见皇帝’。他对这中国文化中特殊的悲剧精神，很有感受。我父亲一开始就是martyr（烈士）的典型，这就是他的karma（命运）。”
〔主要参考书目：《傅雷家书》（1981，三联书店）、《傅译传记五种》（1983，三联书店）、《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1998，三联书店彩色插图版）、《傅雷谈艺录》（2010，三联书店）、《傅雷书信选》（2010，三联书店）、《傅雷与他的世界》（金圣华编，1996，三联书店）《宋家客厅：从钱锺书到张爱玲》（宋以朗著/陈晓勤整理，2015，花城出版社）、《傅雷与傅聪》（叶永烈著，1995，作家出版社）、《永远的傅雷精神》（傅敏著，2016年4月15日修补与增订）。实习记者王琪对本文也有贡献〕
文 曾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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