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强国焦虑”：日本的政治变数
弥漫全球的“中等强国焦虑症”，在日本有其特殊的呈现形式：表面上被视为国内政治的“宪法改正”倡议以及日益右转的舆论风向，最终目标却是实现国际层面的“正常国家化”。东北亚的未来因之面临挑战。
7月26日，第24届日本参议院议员（7月10日完成改选）正式开始履职的第一天，26岁的失业男子植松圣手持铁锤和利刃，闯入神奈川县相模原市绿区的一所残疾人护理院，杀死了19名医生和住院病人，并造成26人不同程度受伤。这是“二战”结束以来日本规模最大的一次杀人事件，也是在日本极为罕见的并非出于政治目的而对无辜者实施杀戮的恶性犯罪。旅日作家刘柠在去年秋天的一则观察记中曾经感慨，日本经济和政治缺乏活力的状况正在蔓延到整个社会，舆论空间日益萎缩，国民尤其是年轻人倍感窒息。一年后，这种担忧最终以极富象征性的场景获得了印证——失业的年轻人闯入护理院，对毫无反抗能力的高龄残障人士痛下杀手。而如此惊人的事件，偏偏发生在新一届参议院选举结束、自民党和公明党的执政联盟进一步扩大议席优势之际；政坛格局的趋于稳定，和弥漫于全国的焦虑气氛形成了鲜明反差，相当耐人寻味。
8月3日，安倍晋三首相宣布对内阁名单进行2012年以来的第四次改组。新入阁的“鹰派”防卫大臣稻田朋美由于长期以来否定南京大屠杀和东京审判、暗示日本有“拥核”必要等争议性言论，引发了中韩等国媒体的高度关注和警惕。而8月8日明仁天皇的“生前退位”意向讲话，以及8月6日起中国公务船与日本海上保安厅船只在钓鱼岛海域的新一轮对峙，则清晰地揭示了日本由行政机关主导宪法解释和修正行为（包括作为《皇室典范》基干的宪法第2条和第5条）的模式赋予政府的巨大权力空间，以及安倍当局在海洋权益等可能影响东北亚长期稳定的问题上一以贯之的冥顽态度。经历过2010年9月的渔船撞击事件、2012年9月的所谓“钓鱼岛国有化”问题以及2013年11月的东海防空识别区风波，因东海权益争端导致的中日双边关系紧张正在进入新一轮“升温”周期，并成为北京在南海问题之外另一项重大的地区安全考验和纠结。
应当承认：日本民众对国家经济、社会和政治前途的持久忧虑，以及在安全领域感受到的外部压力，正在为安倍一贯追求的“国家正常化”目标创造条件。高达58%的内阁支持率，以及2012年12月以来自民党—公明党联盟对行政和立法机关控制权的双重强化，则为安倍实施内政与外交之间的持续互动铺平了道路。如果说南海问题的升温显示了全球层面的中美战略竞争对亚洲地区安全造成的直接影响，那么日本的修宪企图以及美国对此的态度就从另一个方向埋下了“地区问题全球化”的伏笔。为安倍的“正常化”试探划定界限，并努力防止东海争端与南海、黄海（朝鲜半岛）问题产生勾连，将是中国领导人艰巨但无法绕过的考验。
“中等强国焦虑”
“中等强国”（Middle Power）这一概念最初由意大利诗人及外交家乔万尼·博泰罗在16世纪末提出，嗣后由保罗·肯尼迪在1987年出版的巨著《大国的兴衰》中给出了详尽定义。它指的是一类在领土、人口和资源规模上逊色于大洲级强国（例如今天的美、俄、中）的中型民族国家，其国际权势作用主要聚焦在地区层面，对世界政治尤其是全球安全问题的影响往往逊色于大洲级强国。但托庇于地理位置的优势和战略目标的节制性，中等强国被认为是推动全球格局多极化的主要支柱，并能填补大洲级强国的权势投射网中广泛存在的空隙和漏洞。典型的中等强国包括德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土耳其以及领土面积更大的印度和巴西，在“后冷战”时代伊始以及21世纪初，它们被认为有能力削弱美国的显赫权势冗余，创造一种新格局。
然而，到2016年初为止，几乎所有中等强国都陷于经济状况挣扎、国内社会分歧和族群矛盾凸显、对外政策前景晦暗不明的显著焦虑之中。美国的战略优势的确在滑落，但中等强国非但没能填补国际权势版图上出现的空白，反而更多地坐困于国内议题，并使对外政策受到内政态势的直接支配。德国围绕难民问题产生的政策摇摆，土耳其的动荡不安，乃至大体上由中等强国组成的欧洲联盟的内部分裂，无不如是。作为90年代高速全球化动力的人口红利的式微，2008年金融危机造成的市场需求低迷，乃至中东、乌克兰等地安全冲突影响的长期化，都在使各中等强国政府的主要关注点集中于内政。但由于大众政治模式的广泛建立，政府要在内政问题上平衡各利益集团的影响、求得最大限度的共识，往往需要经历艰难的动员过程和效率低下、曲折的决策流程；在这种情况下，具有“短平快”效应、在舆论场中影响力更为显著的外交政策转向，往往被作为内政的平衡物加以强调，从而表现出对外张扬与对内焦虑并存的风貌。多边机制在应对防止核扩散、乌克兰危机和大中东动荡等问题上的呆滞或失能，更是使形形色色的“特殊主义”和权势自助（Self-help）模式在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大行其道，从而进一步加剧了全球政治丧失稳定性和总体前途未定带来的紧张感。
这种“中等强国焦虑”，在日本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排除日本总体的经济水平在上世纪60年代末即已重回发达国家之列这一前提不论，单以真实GDP增长率作为评估指标，则日本经济从1987年起已有将近30年处在低迷状态，年均GDP增长率长期徘徊于2%左右，甚至反复出现负增长，从时长和衰退程度上都创造了明治维新以来的最差表现。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2016年4月公布的数字，预计2016年日本GDP总量折合4.41万亿美元，虽仍位居世界第三，但仅相当于中国（11.38万亿美元）的38.76%；而在安倍第一次出任首相之前的2005年，中国的GDP总量不过是2.29万亿美元，不足日本（5.03万亿美元）的46%。换言之，在中国经济表现异常强势的10年里，日本的慢性萎缩不仅进一步拉低了GDP总量，还使两国在全球经济格局乃至世界影响力的地位上发生了惊人的逆转。而以货币贬值和量化宽松、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以及恢复产业民间投资为举措的“安倍经济学”，看起来完全没有可能逆转两国间日益拉大的经济体量差距。《日本经济新闻》编辑委员菅野干雄在8月初公开批评安倍的经济刺激对策“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便是一针见血。
与经济影响力逆转相伴随的，还有日本在军事安全环境尤其是海洋安全环境方面感受到的现实压力。不妨将安倍第二次上台时的2012年设定为临界点：这一年，日本海上自卫队（JMSDF）的一线兵力为驱逐舰和护卫舰48艘，柴电潜艇16艘，在美国海军专家看来勉强可以凭借技术和地理优势抗衡拥有73艘驱逐舰和护卫舰、63艘潜艇以及84艘导弹艇的解放军海军。而在4年之后，海上自卫队仅仅增加了2艘直升机航母以及3艘潜艇，解放军海军的总兵力却进一步增加至1艘攻击型航母、74艘驱逐舰和护卫舰（新服役舰艇占比更高）、70艘各型潜艇以及135艘导弹艇和轻型护卫舰，差距已经明显拉开。考虑到中国在远程火力投射工具（弹道导弹和战略轰炸机）以及空中力量规模方面的优势甚至更为明显，日本对自身防卫力量不足的恐惧感正在持续上升。安全压力的增长与经济的结构性衰退相伴随，使日本的“中等强国焦虑症”发作尤为迅猛。
应当指出的是，经久的失落和不安情绪不仅弥漫于日本政界，在普通民众当中的影响也在逐步发酵。近年来，尽管要求修正宪法第9条、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动议在民间往往遭遇五成以上的反对率，但赞成这类动议的比例同样稳步上升到了三成，这与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举国反对增加防务开支的潮流已是大相径庭，足以印证日本的政治生态正在从总体上走向保守化。而周期性升温的钓鱼岛对峙，实际上成为安倍当局诱导和拨弄民意的日常工具，在东海局势的升级和剧烈化之中，造成一种“日本须摆脱防务束缚”的舆论导向。
另一项不可不提的因素是美国的态度。长期以来，宪法第9条——“日本国民衷心谋求基于正义与秩序的国际和平，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在日本不曾遭遇挑战的主因，是缔结于1960年的新《美日安保条约》的存在。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历届日本内阁已经形成了借助美国全球战略的变化，操控国内立法议程的惯用路径：1990年的海湾战争直接带来了两年后的《PKO协力法》，使自卫队可以在海外参与维和行动；2001年的反恐战争则催生了日本的“有事关联”法案，使自卫队可以为美军提供广泛的战场支援。东京在全球安全层面对美国的亦步亦趋，使华盛顿完全不必担心日本防卫能力的增长可能对美国对日本的控制造成挑战。2015年9月通过的11项新《安全保障法案》，背景正是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以及对华军事围堵的再兴。安倍以“伴同美军行动”为中心，大幅修正安保体制，在华盛顿几乎未曾收获异议。甚至连去年8月14日他那场民族主义气息浓厚的“二战”结束70周年纪念谈话，在美国获得的也是一片理解和赞赏之声，足见美日两国对自身安全能力下滑的焦虑实有共通之处。
进击的安倍
8月8日明仁天皇发表“生前退位”意向讲话之后，一度有媒体鼓噪称：此举是由于天皇对安倍意图修正宪法第9条的倾向怀有不满，故而以声明退位作为抵抗。排除夸大其词的部分不论，这类解读的确有一项合理之处，即：在战后日本独特的权力结构中，尽管对宪法条文的直接修正需要由立法机关投票表决，但对宪法具体条款的解释权却掌握在行政机关之手。甚至连决定天皇退位和继承制问题的《皇室典范》，由于其核心精神载入了宪法第2条和第5条，实际上也需要经过行政机关的首肯。而在自民党－公民党联盟已在参众两院掌握多数的背景下，作为行政首长的安倍实际上已经成为日本最近10年来权力最大、地位最稳固的首相。
尽管安倍在2006～2007年的第一次执政以黯然下台而告终，但2009～2012年三位民主党首相——鸠山由纪夫、菅直人和野田佳彦在对美外交、经济复兴乃至党务问题上的三重失败使得民众对非自民党集团可能带来改变的憧憬完全破灭；稍后民主党的内部分裂更是使选民在事实上已经没有其他选项。安倍在此时以自民党“共主”的身份重新出山，吸取了第一个执政期内的教训，更重视安抚与诱导的两相配合：先是以标新立异的“安倍经济学”（Abenomics）作为标签，以唤起民众的好感和信心；接着又把“正常国家化”——恢复集体自卫权，争当政治影响力和安全行动能力与经济规模相一致的全球大国——作为对抗焦虑症的药方加以提出，并汲汲以求。在到2014年9月为止的第二次执政第一任期内，他陆续实现了修订《教育基本法》、将防卫厅升格为防卫省、制订《国民投票法》等重大目标；而在理论上将延续到2018年的第二任期内，“攻坚”安保体制并促成对宪法第9条的直接修正，自是成为一项终极目标，也是他“希望静下心来积极开展”的。
在安倍等“新右派”（区别于“二战”遗留的老右派）的冲击下，战后日本以商业、福利、民主为核心的政治架构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在强推新安保法的过程中，安倍不惜操纵舆论、滥用释宪权，表现出强烈的保守化和复古色彩，却几乎未曾遭遇任何实质性阻拦。2014年众议院选举中，自民－公民两党联盟豪取78%的席位，今年7月又在参议院选举中赢得了接近五成的席位；在既定的法制议程内，已经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安倍的“进击”。是故尽管重启川内核电厂、强推新安保法等决策在民间一度遭遇唱衰，并在去年夏天引发过10万人规模的抗议示威，但对国会议事堂内的表决影响微乎其微——最大在野党民主党（今年3月与维新党合并，改称民进党）在民调中的支持率还不到10%！受伊势志摩G7峰会以及奥巴马造访广岛等外交成果的刺激，安倍内阁在今年夏天的支持率甚至上升到了58%，并连续两个月维持稳定。在执政联盟内部，70%的自民党拥趸和60%的公明党拥趸都支持安倍将其自民党总裁的任期延长到2018年秋天，人望可见一斑。
如此稳固的政治基础，使得日本政客和政治观察家已经不惮于公开宣扬修宪目标。去年7月，日本前驻华海军武官小原凡司曾告诉香港媒体：“和平宪法某种意义上也是孤立宪法，导致（日本）国人什么都不想。”“日本现在试图修改安保法制，并不是要把中国当作敌人，而是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来调整相应的法制。”在安倍的战后70周年谈话中，同样出现了“（日本）愿为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做出比以往更大的贡献”等字眼。这类解释尽管较为委婉，但显然都在指向使日本成为政治和安全上受束缚更少的“正常国家”。而在长期谋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未果之后，日本的“正常国家化”，实际上已经成为修订宪法第9条、获取联合国宪章框架所允许的充分军事权利，并在美日安保同盟框架内尽可能大地伸张其“防卫权”的同义语。
不过要对延续超过60年的商业福利立国模式（即所谓的“荷兰化”）做如此显著的变更，在舆论动员和政治运作方面都需要时间。日本宪法规定，修宪须首先由100名以上众议员或50名以上参议员通过草案，随后在宪法审查委员会通过讨论和表决（须获得出席议员的半数以上赞成），再经由参众两院各自2/3以上的绝对多数赞成表决，才能走出国会议事堂。而经国会通过之后的修改提案，还须向全国民众进行宣传和公示，并在随后1到3个月内举行全民公投，获得50%以上的有效赞成票，才能正式生效。而依靠目前执政联盟在参众两院的绝对多数，强行通过意义如此重大的草案，在战后日本历史上尚无先例。倘若为了显示修宪的正当性，重新举行众议院选举，恐怕在2018年安倍的第二任期结束前都不可能进入公投议程，步调并不迅捷。
但安倍在过去4年中的进击姿态已经表明：他会持续地通过外交与内政之间的互动，以及“借力”美国的亚太安全政策转型，来达成目标。继续渲染政治和安全上的“中国威胁论”，在南海周边乃至亚洲其他地区寻找潜在的战略盟友，乃至继续贩卖“安倍经济学”作为提升支持率的宣传手段，都是安倍可能采取的策略。《日本经济新闻》在7月12日发表的社论认为，安倍可能在今年9月组建有参众两院议员参加的宪法审查委员会，并在今年年底提前举行众议院选举，以为相对紧凑地设置修宪议程创造条件。
中日关系再审视
8月1日，中国海军三大舰队齐集东海海域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并进行了海基和空基导弹发射训练。稍后，中国海监船与日本海上保安厅公务船再度于钓鱼岛海域发生对峙，使得今年6月以来持续升温的东海局势再度进入紧张期。实际上，这种紧张也是两国安全能力和地位逆转的表现之一——以2012年的“钓鱼岛国有化”风波为起点，中日两国在海洋权益争端方面大致采取了不同的对策。中方一改20世纪末韬光养晦的作风，频繁派出舰艇和飞机宣示主权，并在硬实力支撑下实施经济开发。日方则在巩固既有控制区的同时，在世界范围内大搞舆论攻势，搬弄法条，营造出“中国恃强凌弱”的氛围。由于北京在传统上拒斥对海洋权益争端的国际仲裁和调停，故日方的说辞一度赢得了若干国家的同情与认可，并和南海问题形成了某种勾连。最终，双方的动作各自取得一定成效，但皆未能掌控全局，只是使两国关系周期性出现紧张。国务院参事、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时殷弘认为：“2012年以来的中日对抗虽然都由日本政府和日本右派势力挑起，但其加剧、升级和经久维持却出自中日互动。”中国国内的反日情绪亦时见高涨，经久难消。
基于历史和现实原因，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日本长期被中国政府视作仅次于美、俄（苏）的双边关系伙伴；这种特殊的重视与日本在“冷战”后期曾经给予中国的战略惠利相结合，在中国民众中产生了两种貌似对立、实则有暗合之处的思维倾向。乐观者认为，日本依附强者的历史使得它有可能成为中国重整亚洲秩序的基石，北京应当支持日本争当“正常国家”，扩大美日矛盾，最终以中日一致为基础建立亚洲新秩序。悲观者则认为，日本以伸张安保权利作为“正常国家化”先导的冒险，迟早会引发中日之间的决定性冲突；能否击败日本并迫使美国接受既成事实，将决定中国是否能成为下一个世界领导者。换言之，两种倾向都认定处理好日本问题对中国具有无与伦比的重要性。
不幸的是，这恰恰都属于夸张。如前文所述，日本的地理位置、人口结构和资源规模决定了它的发展上限仅是一个中等强国，并且是直接影响力局限在东北亚一隅的中等国家。对中国这样体量巨大的洲级强国来说，日本既不足以构成持久的安全威胁，在更大的范围内能够提供的帮助也较为有限。近代以来中日关系的纠葛使普通中国人甚至研究者倾向于放大日本的意义，他们显然忽略了：始于20世纪70年代初的20年中日“蜜月期”，诱因之一是苏联这个共同的战略对手，之二则是尼克松改善中美关系对日本的刺激。若无外部因素左右，中日两国深化双边关系的意愿和力度都会变得相当谨慎。
今天的中日关系大致呈现这样的形态：由于日本的能力缺陷和美国在政策指导上的制约，它不可能入侵中国，中国也无必要对日本实施大规模武力打击。但在“中等强国焦虑症”的刺激下，中国通过经济和宣传手段，从外部影响日本国民和政府的心理、阻止日本走向“正常国家化”的努力，大体已达到效率瓶颈。现在需要争取的不是某种不切实际的终极目标——不管导向的是结盟还是对抗——而是使日本的“正常化”尽可能符合中国的战略利益，并借助两国高层的沟通不断调整和完善本方的政策。
应当承认，尽管安倍在去年战后70周年谈话中所称的“二战后出生的人占现在（日本）人口的八成以上。与那场战争毫无关联的子子孙孙，我们不能再让他们继续背负谢罪的宿命”不甚中听，但的确代表了大多数当代日本人的心理：他们对承认历史问题的重要性的认知，远不及对中国“硬实力”和大众民族主义的疑惧来得直接。从外部促进日本民众对历史问题的正视，必须也只能以长期和渐进的方式进行；在此过程中，没有必要由于历史心结，就置同样饶有意义的经济合作、区域稳定等议题于停滞状态。归根结底，汲汲于在现阶段孤立或联合日本眼界都太过狭小，中国最终是要在崛起为世界强国的过程中，对中日关系的终极形态做出回答：中国所能接受的是一个怎样的“正常”日本，日本又将和怎样一个中国在亚洲乃至世界舞台上共存？
（感谢北京大学历史系王新生教授和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时殷弘教授为本文提供的帮助）
文 刘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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