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涛
她的演艺生涯几乎就是一部20世纪40～70年代的华语电影史。
2017年3月20日，海外媒体最先报道了华语影坛资深演员李丽华逝世的消息。消息一出，旋即引起电影研究者及大批影迷的关注。随着她的离去，成名于上海“孤岛”时期的一代女明星已凋零殆尽;她那段如电影般跌宕起伏的银幕生涯在尘封多年之后，也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
根据李丽华本人的表述，她于1925年8月17日出生在上海（因此，她逝世时当为92岁，而非有媒体报道的93岁）。由于出生时像小猫一样瘦弱，遂有“小咪”的乳名。她的父母李桂芳、张少泉均为颇有名气的戏曲演员。受到家庭环境的熏陶，李丽华12岁时即赴北平，拜京剧名伶章遏云为师学习京剧。“七七事变”爆发后，李丽华才不得不中断了学艺之路。虽然没有最终走上戏曲之路，但数年的戏曲训练为她日后的表演生涯打下了坚实基础。在影片《雪里红》（1956）中，李丽华饰演一名风骚泼辣的戏班老板娘，片中安排的戏曲表演片段，不由让人想起她早年学戏的经历。
1940年，年仅15岁的李丽华误打误撞地进入了电影界。一个偶然的机会，李丽华到姐夫家吃饭时，偶遇艺华影业公司的老板严春堂，后者一眼相中了李丽华的明星潜质，力邀她为“艺华”拍片。彼时的上海正处于岌岌可危的局势当中，自中国军队于1937年底撤出上海后，上海租界便犹如一座“孤岛”，面临着日军的觊觎和威胁。1938年之后，随着“孤岛”社会秩序的恢复和大量难民的涌入，娱乐需求不断增长，“孤岛”电影业出现“畸形的繁荣”。“孤岛”时期上海的三家主要制片公司（即“新华”“艺华”和“国华”），在制片业务上激烈竞争，他们面临的共同困境之一，便是人才匮乏——尤其是在战前成名的大牌明星纷纷逃离上海之后，“孤岛”电影界一度出现无人担纲主角的窘境。于是，大力挖掘新人便成了各家制片公司纷纷采取的策略。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包括李丽华、陈云裳、周璇、周曼华、白光等在内的一批小明星，终于有机会担纲主角，并由此开启了一段熠熠生辉而又曲折坎坷的星途。
李丽华初登银幕的处女作《三笑》，便闹出“双胞”的趣闻，而这在投机成风的“孤岛”电影界并不罕见。当时，“艺华”和“国华”为了抢拍《三笑》，均使出浑身解数：“国华”连剧本都没有便投入拍摄，并禁止主创人员（包括导演张石川和主演周璇）在影片完成前离开片场;而“艺华”则依照编剧在一天内写成的粗略大纲，夜以继日地赶工，最终以6天的时间完成拍摄，而这仅比“国华”早了半天。出人意料的是，两部《三笑》居然都十分卖座，上映时场场爆满。作为一名冉升的新星，李丽华在“孤岛”末期的上海影坛崭露头角。
在上海沦陷期间，李丽华有过为日本人控制的“中联”及“华影”拍片的经历，这成为她难以摆脱的一个道德重负。抗战胜利后，包括李丽华在内的一大批影人被指控“附逆”，尽管此事最终不了了之，但在很长时间内，电影界各方阵营对这段经历都处理得小心翼翼。
在沉寂了两年之后，1947年，李丽华受导演黄佐临之邀，主演了文华影业公司的《假凤虚凰》。她在片中饰演一名冒充归国华侨小姐的单身妈妈，在登报征婚时遇上一名佯装公司老板的理发匠，互生好感的两人在暴露各自的真实身份后，反而放下包袱走到了一起。结果，这部高度戏剧化的喜剧片一举夺得1947年上海电影的票房冠军。凭借该片的巨大成功，李丽华再度成为战后上海影坛备受瞩目的明星。
1948年是李丽华的银幕生涯中具有决定性影响的一年。在主演了曹禺执导的《艳阳天》之后，李丽华决定离开上海，转赴香港，由此开启了其演艺生涯的新章。在香港，李丽华在近30年间主演了约80部影片，她的演技日臻成熟，戏路不断拓展，最终成就了华语影坛大明星的地位，并且达到个人表演生涯的巅峰。
在历史转折的时候，原本属于中间派影人的李丽华受到当时进步思想的影响，成为香港左派电影阵营最为依仗的明星。据昆仑影业公司创始人夏宗德回忆，在1948年前后的香港，他曾在中共党员、历史学家翦伯赞家中两次遇到李丽华，李衣着朴素，完全没有明星的架子，称自己“有机会就向翦老学习历史知识，提高文化修养”。此外，与陶金等左派影人的密切接触，也是李丽华在思想上倾向左派的重要原因。李丽华积极参加“读书会”“香港电影工作者学会”等进步影人团体的活动，如在广州解放后“回穗劳军”，在归港前响应号召购买国债，她一人就买了1000港元。李丽华发表在《青青电影》1950年第14期上的一篇文章，反映了她思想变化的过程，她在文中表示，要反省自己的“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今后要站稳人民立场，做一个人民的电影工作者”。
李丽华在好莱坞电影《飞虎娇娃》中的剧照
头顶大明星的光环，李丽华原本可以大赚片酬，但她参与了左派影人的一系列创作活动。她与王为一、刘琼、韩非、孙景路等志同道合的好友一道，成立了一家合作社式的独立制片公司——五十年代影片公司，在资金匮乏的情况下，李丽华等主创人员以自己的片酬入股，参与影片《火凤凰》（1950）的拍摄。根据王为一导演回忆，《火凤凰》在内地公映时，李丽华已离港赴美，而影片的收益和分红则由返回内地的刘琼和马国亮保管，直到数年后李丽华赴内地探亲时才交还给她。此外，她先后与“新长城”“大光明”“南群”等多家左派制片机构合作，仅1950年便连续主演了《诗礼传家》《说谎世界》《冬去春来》《火凤凰》四部影片，以至于有人将1950年称为“李丽华年”。
通过与左派公司的合作，李丽华在战后香港的明星体系中找到了自己独特而又不可取代的位置，一跃成为香港最受欢迎的女明星之一，并跻身当时中国薪酬最高的女演员之列。在这一阶段，她经常饰演遭受封建势力迫害的农村女性，追求独立自主的新女性，甚或是经不起诱惑、走向堕落的摩登女郎，而她的銀幕形象也成为了左派影人抨击封建制度、批判资本主义的利器。例如，在“新长城”的创业作《说谎世界》（1950）中，她饰演一名周旋于各色人等之间的交际花，以她为中心，带出了一个充斥着尔虞我诈的“说谎世界”。在“龙马”的杰作《误佳期》（1951）中，她化身为一名干练、独立的女工，在与“小喇叭”（韩非饰）筹备婚礼的过程中遭遇种种曲折，最终在一群工友的帮助下才喜结连理。影片以悲喜交集的方式呈现了南来香港的小人物相互守望、共渡难关的精神，凸显了集体主义对个人主义的胜利。
李丽华的电影生涯中最具戏剧性的一幕，或许要数她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倒向右派电影阵营。这一令人错愕的事件看似偶然，实际上又有其必然性。50年代初期的香港电影界，“冷战”的氛围日益浓烈，“左”“右”意识形态之间的对抗逐步公开化。大多数持中间立场的香港影人，实际上没有多少自由选择的权利。在多重因素的促使下（如港英当局的威胁，右派公司的拉拢），李丽华于1952年转向了右派阵营。凭借此前积累的知名度，李丽华的明星地位已牢不可破，按照当时媒体略带夸张的描述，李丽华俨然以“世无可俦”“莫可与京”的姿态登临香港影坛，一时风头无两。50年代中后期，李丽华主演一部影片的片酬，便已达到惊人的10万港元——在当时，拍摄一部中等成本的国语片也不过需要20万港元而已。
进入20世纪60年代，李丽华主要受聘于制片业务蒸蒸日上的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在《杨贵妃》（1962）、《武则天》（1965）、《万古流芳》（1965）、《红伶泪》（1965）等历史宫闱片、黄梅调影片及文艺片中，均有相当精彩的表演。在这一阶段，李丽华的银幕形象不复是反抗压迫、追求独立自主的新女性，而是在欲望和“妇德”之间苦苦挣扎的旧女性，甚或是贵妇、名妓，她饰演的角色大多具备善良、宽容、仁慈、恪守妇德、勇于牺牲等品性，堪称传统女性的银幕代言人。在李丽华银幕形象转变的背后，体现的其实是“冷战”背景下的意识形态角力：当时与台湾地区关系密切的右派影人透过李丽华的银幕形象，表达了对争取中国文化“正统”继承者的意图。一个可资证明的细节是，李丽华因主演一部宣扬国民党主流意识形态的《秋瑾》（1953）而获得蒋介石的接见，甚至被蒋介石呼为“秋瑾女士”。
值得一说的是，1958年，李丽华首次跨出华语影坛，主演了弗兰克·鲍沙其执导的《飞虎娇娃》（ChinaDoll）。凭借这部表现抗战期间援华飞行员与中国女子爱情故事的影片，李丽华将自己的影响力扩大到好莱坞主流電影。不过，由于无法适应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李丽华最终未能立足好莱坞，转而继续返港拍片。那段时期，在活跃于银幕的同时，李丽华还借自己在影坛的号召力，与第二任丈夫严俊开办了自己的制片公司。
随着林黛、葛兰、夏梦、尤敏、林翠等新一代明星的崛起，李丽华在香港影坛的地位开始遭到挑战。20世纪70年代以后，她逐渐淡出了银幕。1980年5月，去乡多年的李丽华造访内地，探亲访友。对这位昔日的左派同路人，内地给予了足够的关注。当年5月7日的《人民日报》刊登了邓颖超会见李丽华的消息，而中国新闻社、《北京晚报》也相继刊发了《李丽华在北京》《访著名演员李丽华》等报道。
淡出电影圈之后的李丽华定居美国、新加坡，安享晚年。但她并没有被华语电影界遗忘，获颁第52届台湾电影金马奖终身成就奖（2015）、第35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2016），便是对她电影生涯的肯定和褒奖。
在20世纪40年代以来的华语电影史上，李丽华是一个罕有的个案。在将近40年的银幕生涯中，她主演了约130部影片，奉献了无数令人难忘的银幕形象，她的演艺生涯几乎就是一部20世纪40～70年代的华语电影史。从时空上说，她经历了中国电影发展的多个重要阶段（如“孤岛”时期、上海沦陷时期、战后时期等），足迹遍布上海、香港、台湾，甚至好莱坞;从意识形态的角度，一度被打上“附逆影人”标签的李丽华，在战后香港影坛先“左”后“右”，游走于不同的阵营之间。她的电影生涯连缀起了中国电影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的分流和裂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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