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婷婷
上图：青年时代的陈独秀
“他不是一个一般的革命者，而是一个思想家、革命家和学者相结合的复合型人物，具有领袖与书生的双重性格。”
下图：1915年9月，陈独秀创办了《青年杂志》（次年更名为《新青年》）
1915年，若不是爱人高君曼的肺结核加重，陈独秀可能还不会被同乡至交汪孟邹从日本紧急催促回到上海。不过对他来说，阵地的改变，并不使他救国和革命的热情消退。回国后，当全国还沉浸在反袁的高潮中时，陈独秀开始酝酿另外一场革命。9月15日，陈独秀的《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1916年9月改名为《新青年》）。
此前，在日本的《甲寅》杂志中，陈独秀就曾发表政论文《爱国心与自觉心》，总结了他十几年来救国和革命的思考，提出：“今之中国，人心散乱，感情智识，两无可言。惟其无情，故视公共之安危，不关己身之喜戚，是谓之无爱国心。惟其无智，既不知彼，复不知此，是谓无自觉心。”《新青年》的发刊词《敬告青年》与此一脉相承，且思路更加清晰，他提出了他心目中具有“自觉心”的国民性的标准：“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这六句话的基本精神是“德先生”和“赛先生”，即科学与民主，陳比喻二者的关系“若舟车之有两轮焉”。陈独秀研究者唐宝林认为，陈独秀这一行为“揭开了中国近代化——思想启蒙运动的序幕”。
而陈独秀的种种作为，与早年经历是分不开的。他虽出身书香门第，但自小叛逆，也反对被家人奉为金科玉律的科举制度。受到康梁维新派和《时务报》思想的启蒙后，他在安徽发动拒俄运动，在办报活动和革命活动中结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不但参与了辛亥革命，还在讨袁革命中差点性命不保。因此，在1901～1915年间，陈多次赴日，既为留学，亦为逃亡避难。
“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陈独秀后来在《研究室与监狱》一文中所倡导的，正是他早期即已在现实中激烈践行的。
1912年，袁世凯与将官合影
1917年1月，蔡元培正式就任北大校长。而蔡开风气之先的一个重要事迹，就是聘请当时已颇有声望的陈独秀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
对于蔡元培的邀请，陈独秀一开始没有答应，他认为自己没有在大学教过书，没有头衔，而且又正在主编《新青年》。蔡元培则对他说，杂志可以拿到学校来办，同时表示自己不搞论资排辈，只注重真才实学。陈独秀于是决定试着做三个月。
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一直活在激情探索中的陈独秀可能不会预见到这对中国未来产生的影响。100年后回头看，历史已不那么清晰可见。但无可疑问，1917～1918年，蔡元培和陈独秀的这次合作所掀起来的文学革命、思想变革、学术争鸣和体系建立，今天看来仍然令人振奋和反思。
答应蔡元培后，陈独秀从上海搬到了北京。1917年1月，北大三院学生宿舍隔壁的箭杆胡同9号（现为20号）成了陈独秀的家和编辑部办公室。陈独秀在北大的地位之高，仅次于蔡元培，在北大领导人工资表中，他的名字排在第二个，月薪300元，排在第一的蔡元培为600元，排在第三的是理科学长夏浮筠，工资却略高于他，为350元。而当时担任文科教授和图书馆馆长的李大钊，月薪为120元。
陈独秀到北大之后，就像一块磁石，以大学和《新青年》为阵营，形成了新文化运动“一校一刊”的局面，把新文化运动的“干将”一个一个地吸引到身边。
1917年8月，在陈独秀的邀请下，胡适从美国回来出任北大文科教授。早在日本办《甲寅》杂志的时候，陈独秀就在来稿作者中发现了胡适的才华。办《新青年》后，陈独秀很希望能与胡适约稿。刚好陈的好友汪孟邹认识胡适，汪在给胡适的信中写道：“陈君盼吾兄文字有如大旱之望云霓。”彼时胡适还在美国写博士论文，对于文学革命的想法也与美国的同学讨论过，但得到的基本是反对意见，却得到了陈独秀的认同，两人自此多有通信。
1916年8月，陈独秀给胡适的信中写道，现在中国人的著述，最好多翻译，不太适合多创作：“日本人兴学四十余年，其国人自著之书尚不足观也。”并提出：“中国万病，根在社会太坏，足下有暇就所见闻论述美国各种社会现象，登之《青年》，以古国人耶？”1916年10月，胡适在与陈独秀的通信中，开始讨论“今日欲言文学革命，须从八事入手”。这“八事”就是后来《文学改良刍议》中所提出的，只是顺序有所区别，胡适认为“此皆精神上之革命也”。
1916年10月，陈独秀给胡适回信，指出赞同其中六项，而对于“文法之结构”和“言之有物”二项则提出质疑：
“不知足下所谓文法，将何所指？仆意中国文字，非合音无语尾变化，强律以西洋之Gramma，未免画蛇添足。若谓为章法语势之结构，汉文亦自有之。此当属诸修辞学，非普通文法。且文学之文，与应用之文不同，上未可律以论理学，下未可律以普通文法。其必不可忽视者，修辞学耳。质之足下，以为如何？尊示第八项‘须言之有物一语，仆不甚解。或者足下非古典主义，而不非理想主义乎？鄙意欲救国文浮夸空泛之弊，只第六项‘不作无病之呻吟一语足矣。若专求‘言之有物，其流弊将毋同于‘文以载道之说？以文学为手段为器械，必附他物以生存。窃以为文学之作品，与应用文字作用不同。其美感与伎俩，所谓文学美术自身独立存在之价值，是否可以轻轻抹杀，岂无研究之余地？”
1917年1月，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发表在《新青年》上。随后，陈独秀在下一期补充上了《文学革命论》，提出了“文学革命三大主义”，将文学改良推进到了文学革命。
1924年1月，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有共产党人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林祖涵（林伯渠）、瞿秋白、谭平山等24人。孙中山以总理身份担任大会主席，指定胡汉民、汪精卫、林森、谢持、李大钊组成大会主席团
4月9日，胡适致信陈独秀：“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愿国中人士能平心静气与吾辈同力研究此问题。讨论既熟，是非自明。吾辈已张革命之旗，虽不容退缩，然亦决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5月，陈独秀回复胡适：“改良文学之声，已起于国中，赞成反对者各居其半。鄙意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至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关于“匡正”，在后来学界的讨论中，大多认为胡适的态度是讨论学术应有的态度。事实上，陈充分解释了自己不容“匡正”的理由：“盖以吾国文化，倘已至文言一致地步，则以国语为文，达意状物，岂非天经地义，尚有何种疑义必待讨论乎？其必欲摈弃国语文学，而悍然以古文为文学正宗者，犹之清初历家排斥西法，乾嘉畴人非难地球绕日之说，吾辈实无余闲与之作此无谓之讨论也！”
对此二人，鲁迅曾有过评价，或许也可用以解释关于“文学革命”事情上二人的态度分歧：“《新青年》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商定下一期的稿件。其时最惹我注意的是陈独秀和胡适之。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的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
在1917这一年，陈独秀给胡适写的信中，一方面邀请他来北大教书，另一方面，也体现了陈独秀作为一个编辑的求稿心切与独立清醒：“《青年》《甲寅》均求足下为文。足下回国必甚忙迫，事畜之资可勿顾虑。他处有约者倘无深交，可不必应之。中国社会可与共事之人，实不易得。恃在神交颇契，故敢直率陈之。”
除胡适外，当时已经在北大的钱玄同因主张一致而成为陈独秀阵营中的一员。早在《新青年》上海时期就撰稿的刘半农，也进了北大任国文教授。但他们之间也有分歧，像钱玄同和刘半农的“双簧戏”事件，虽然大大增加了《新青年》的影响力，但胡适和任鸿隽等人是不以为然的，陈独秀对此则持肯定态度。
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也提到，《新青年》的编辑一回一回地来信催稿，“我必得记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鲁迅研究学者孙郁认为：“鲁夫子对陈氏，有着感激的情感。是他把一个绝望的人，引上了人间大舞台，而且与一个时代，深切地融到了一起。道不尽同，心却有着牵连。在他眼里，陈独秀比许多文人更为可爱，至少，身上没有教授气与导师气。其身上的匪气，恰是士大夫之流颇为缺少的。”
陈独秀的教育革命，十分重视“改造国民性”。唐宝林认为，陈独秀的教育革命观十分宽泛。伦理革命、宗教革命、文学革命以及政治革命、经济革命等等，都是教育革命的一部分。1905至1906年，陈独秀曾在徽州创办学堂并任教，进行教学改革。辛亥革命后，又担任过安徽高等教育学校的教务主任，再次推行改革，但步履维艰，被保守派及其煽动的学生们驱逐。据唐宝林在《陈独秀全传》中所引的周越然《我所知道的陈独秀》的回忆记载，当时陈与学生代表的对话如下：
学生：我们非达到目的不可。你答应么？——你答应也好，不答应也好。
陈独秀：我决不答应。
学生：你竟不答应，有什么理由？
陈独秀：我不必对你们讲理由。
学生：那么，你太野蛮了。
陈独秀：我是野蛮，我已经野蛮多年了，难道你们还不知晓么？
而在北大，因为与蔡元培的思想相吻合，他的主张得到了更好的实现。在教育方法的改革上，他介绍了三条西洋先进教育法：第一，是自动的而非被动的，是启发的而非灌输的;第二，是世俗的而非神圣的，是直观的而非幻想的;第三，是全身的而非单独脑部的。
蔡元培在聘用陈独秀的时候，看了《新青年》前几期陈独秀对教育问题的讨论，认为他很适合作为青年的指导者，于是，在蔡元培的支持下，陈独秀一上任就对文科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把北大当作教育革命和新文化运动的试验场。
1917年11月，陈独秀多次约请胡适、沈尹默、钱玄同、陶履恭、章士钊等人开会，讨论改变文科课程。在一年后的北大开学典礼上，陈独秀更深入地阐释了自己的观点：唯“研究学理”，“始与大学适合”。并且主张三种方法：一、注意外国语，因为最新的学理都不在中国的古书上，而外国的学术书籍用中文翻译出来的很少;二、废讲义，因为讲义不足以尽学理，而做学问依靠讲义，会导致学生在听课上面产生懒惰心理;三、多购买参考书。为了推动北大的編译工作，陈独秀还和胡适代表北大编译处办理加入“法文学社”手续，筹划法国名著的翻译事项。陈还支持学生傅斯年、顾颉刚等人创办“新潮社”和《新潮》杂志，加入“新潮社”的北大学生，成为《新青年》和新文化运动培养出来的第一批“新青年”，在后来进入了学术界、政治界，如罗家伦、俞平伯、郭绍虞、叶圣陶、冯友兰等等。
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被捕，举国震惊。援救陈的人士来自社会各界，乃至新文化运动的反对者，如安徽桐城派古文家马通伯、姚永概等，他们说陈独秀“平时激于爱国之忱，所著言论或不无迂直之处。然其学问人品亦尚为士林所推许”。提倡旧文化的代表人物刘师培也为其求情。
陈独秀也有封信因被捕而未及发表，信中写道：“北京大学教员中，像崔怀庆、辜汤生、刘申叔、黄季刚四位先生，思想虽然是旧一点，但是他们都有专门学问，和那班冒充古文家、剧评家的人，不可同日而语。……今日的保守派，从前也做过革新派（如康南海等），今日的革新派，将来也要变成保守派。世界进化的大流倘没有止境，那保守革新两派的争斗，也便没有止期。我想就是再过一百万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终久是保守革新两派对抗的世界，不过保守派也跟着革新派一天一天的进步罢了。”
后记
陈独秀（1879～1942）五四运动后在各方呼吁下出狱。1921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局书记。大革命失败后，他被撤销职务，后转向托洛茨基主义，由于与共产国际及当时的中共中央路线冲突尖锐化，被开除出党。1927至1928年，他的长子陈延年和次子陈乔年先后在革命中牺牲。陈独秀后来领导托派反蒋抗日，于1932年再度被捕，直至1937年才获释。1942年5月27日，他在贫困生活中，病逝于四川江津。陈独秀好友程演生评价陈独秀：他是一个爽直坦白有热情的人，他丝毫没有功名利禄的思想，是一个爱国者，是一个为中国找出路的人。他痛心中国政治的不良，社会的污浊，学术的不长进，士风的鄙陋，想要一一洗涤之。他现在死了，他一生努力的成绩，是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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