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芃
用100件文物讲述世界历史，这样大的野心只有大英博物馆敢试一试付诸展览。
正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行“大英博物馆100件文物中的世界史”展览，缘起于2010年大英博物馆与英国BBC广播公司的合作项目——用100件馆藏文物讲述世界历史。当时大英博物馆馆长尼尔·麦克格雷格（NeilMacGregor）通过广播音频的方式来描述这些文物和背后的故事。节目播出后，创下1100万人同时收听的纪录。
随后，大英博物馆又与企鹅出版公司联合出版了《大英博物馆世界简史》（AHistoryoftheWorldin100objects）一书。从此，“大英博物馆100件文物中的世界史”以品牌项目的面貌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巡展，目前已在日本、阿联酋、中国台湾、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的多家博物馆展出。所到之处，展方会对展品的安排进行一些调整，并根据当地与世界的关系由展览承办国推出第101件展品。
3月2日，大英博物馆带着这个展览在国博开启了北京站巡展。
要在大英博物馆馆藏800多万件展品中挑选出100件来讲述整个世界历史，并非易事。这个清单必然无法面面俱到，但需包罗万象。在前馆长麦克格雷格的主持下，挑选工作耗时四年完成，这100件文物的时间跨度从约200万年前人类起源直至今日，尽可能覆盖全球不同地域。
在2010年的广播节目中，节目每周播出5次，文物被分成5个一组，关注不同历史时段在全球各地所发生的故事——用5件文物分别展现某一时间点上世界的5种景象。《卫报》曾评价道：“这个节目最大胆的地方在于，它是通过收音机传播的，而不是电视。所以，麦克格雷格的声音是最强大的力量，也是最冒险的尝试。”
在一个图像传播如此发达的时代，音频的优势在于更能激发听众的好奇心和探索欲望，并且在均匀分配的时间里，无论是精美无比的艺术品，还是实用性胜过艺术性的日常生活琐物，每件文物的分量是几乎相等的，不会因为其视觉观赏上的差异化，而左右其历史价值。这也是大英博物馆与同等地位的卢浮宫、大都会博物馆之间最大的区别，后两者更以艺术品收藏见长。
将广播内容平移到展陈空间里，从文字语言描述转化为视觉呈现，策展思路也会随着展品的观赏性和观看的节奏有所改变。还是同样的文物，策展人和编导的工作差异就显现出来了。展览分为“序厅”和主体的8个部分，以时间为轴，其中有45件展品与原始广播版的相同，另55件中部分是同类展品的替换品，还有相当一部分则与原版没有关系。
本次国博展览策展人贝琳达·克里勒（BelindaCrerar）的解释是：一部分展品因年代久远、自身材料脆弱，对保存条件要求很高或不易运输，因而挑选了其他文物替代，像所有中国观众都无比期待的顾恺之《女史箴图》就没能来到现场；展品的调整也让熟悉广播或原书的读者产生更多新鲜感，每改变一件展品，展览的视角和视野都会产生细微的差别。在“大英博物馆100件文物中的世界史”这个大框架下，“大英博物馆”“100件文物”和“世界史”是恒定不变的三个关键词，也是最吸引观众的三个要素，但又充满野心——100个物件讲世界史，就相当于挑出100天去定义一个人的人生，总有疏漏，总难保绝对的客观性。
“共性”和“差异”是每件文物讨论的重点，也就是证明不同地域历史的发展是存在很大程度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体现在内在逻辑的趋同上，而面貌则千差万别。
在第二单元“最初的城市”中，连续三件文物——公元前3000多年的美索不达米亚城邦的文字板、公元前700年至公元前600年的“大洪水”记录板和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2000年的印度文明印章，都指向文字在历史进程中的重要性。
其中，这块记录大洪水的泥板最为有名，尺寸很小，小于一个巴掌。1872年当它上面的楔形文字被翻译出来时曾引起轰动，因为它与《旧约》中“诺亚方舟”的故事不谋而合，但这块泥板的时间早于《圣经》400年左右。翻译者名叫乔治·史密斯（GeorgeSmith），他花费了多年的午餐时间来学习解读和钻研这些楔形文字泥板，逐渐成为当时的楔形文字专家，并成为大英博物馆的一名策展人。后来的研究显示，在泥板之前的1000多年前，大洪水的故事就被“文学性”地记录了下来，编进《吉尔伽美什史诗》里，这是世界文学史上第一部伟大的史诗。克里勒说：“这块泥板的意义在于，它纵向地打通了时间的界限，用同一个故事串联出几个时间点地球上发生的事情，而楔形文字的出现又引发出对两河流域文明的探讨。”
在大英博物馆里，有超过13万块来自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黏土板收藏，大多是破损的碎片，放置这些碎片的隔架从地板一直顶到天花板，密密麻麻地挤在一间大屋子里，这两块石板就是这十三万分之二。
为什么偏偏是这两块呢？另一件文物（未展出）罗塞塔石碑之所以成为大英博物馆的鎮馆之宝可以解答这个问题。石碑上的内容非常重要，但仅从内容来看，它并非独一无二。还有别的文物也记录着石碑上相似的文字，即孟菲斯石碑，同样记录着托勒密五世的军队统治。然而，罗塞塔石碑的重要意义在于它被破解了，破译出的埃及象形文字（圣书体）、埃及草书（通俗体）和古希腊文（爱奥尼亚体）打开了古希腊语言文字的大门。就像英国博物学家约翰·雷（JohnRay）所言：“罗塞塔石碑是古埃及全部历史的缔造者，因为它使我们能够读懂文本，从而开始书写历史。”“大洪水”泥板之于楔形文字的意义也在于此，它的破译可以成为一块基石，历史的、文学的、科技的很多谜团也就因此有了答案。
贝宁饰板和德国文艺复兴艺术家丢勒的铜版画《犀牛》也是两件有趣的展品。贝宁饰板来自尼日利亚，原料是黄铜，是顶级的艺术品和金属雕刻的杰作，也是欧洲与非洲相接触的两个独特历史时刻的记录——第一次是和平的贸易，第二次则是血腥的屠杀。这节饰板宽约40厘米，奥巴的威武形象占据了中心位置，雕刻得最为立体，欧洲人却唯唯诺诺地站在旁边。奥巴在王国内既是世俗的最高统治者又是精神领袖，贝宁黄铜饰板的主要目的便是歌颂他。欧洲人难以想象这件精美的文物出自他们眼中的野蛮民族，也难以想象他们在非洲民族眼中竟是如此卑微。
丢勒画的那头犀牛和非洲也有关联。1514年，葡萄牙一名官员去向苏丹请求一座印度岛屿的使用权时，给苏丹带去了许多奢华的礼物以博取好感。为表示礼尚往来，苏丹也有礼物回赠，犀牛便是其中之一。然而运载的船途中失事，犀牛也永远地沉入了海底。丢勒根据传说画了这只犀牛，这幅画也成了有关犀牛和非洲的传说。
在展厅橱窗里，令人意外地，陈列着一件山寨足球衣。在同时展出的公元前600年古埃及女贵族佘盆梅海特的木棺、中国西周康侯簋、伊拉克南部乌尔王陵出土的王后竖琴等文物中，足球衣显得那么格格不入。这件2010年的球衣来自切尔西足球俱乐部，老板是俄罗斯首富。球衣上印着当时切尔西队前锋迪迪埃·德罗巴（DidierDrogba）的名字，这位足球巨星是一名在法国长大的科特迪瓦球员。球衣是仿冒的，在印度尼西亚生产，辗转半个地球之后在秘鲁售卖。这件看似无奇的球衣连接了地球上几乎所有大陆，它意味着足球运动乃至足球产品链都是一个全球化的现象。
这几件展品都在试图阐述某种跨地域的隔阂、不认同以及内在关联，也就是一种“把全球化历史化，把历史学全球化”的“全球史”书写方式。以物述史，是展览的基本逻辑，也是大英博物馆收藏的基本逻辑。这一点也几乎适用于每一个博物馆。但克里勒一再强调，这是“一种世界史”（AHistory）的呈现方式，而不是整个“世界史”，挑选展品的一个基本标准是“这件文物必须承载信息量”，所谓“信息量”，是指“它不是单薄的、扁平的历史叙述，而是在历史坐标中可以与其他地域、领域或历史结点产生关联，这种关联织出的关系网越密，代表它背后的故事越多，信息量越大”。如此解释，就可以理解那件球衣的分量了。
在百科全书式博物馆里，“一种文化、一个时代的印记得以保存，并不偏不倚地与其他印记同时得到展示”。这个概念发源于启蒙运动时期追求普遍知识的共同理想，包容全世界多样文化。这显然是一个有全球视角诉求的概念，但“全球视角”也会带来诟病和质疑。在盖蒂中心主编的《谁的文化？——博物馆的承诺以及关于文物的论争》一书中指出质疑的声音认为“此观点为欧洲民族出于自私的原因将别种文明的文物掠走的行为找到了粉饰的契机，既折断了‘外国人民在文化上的触角，同时也抹去了这些文物发现地的考古学信息”。
不可否认的是，大英博物馆的发家与侵略和掠夺有直接的关系。1759年1月15日，大英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这也是世界上第一座国家博物馆。1789年拿破仑入侵埃及，试图通过占领埃及切断英国同印度之间的联系，进而威胁英国在地中海的海上霸权。1801年，英国海军打败法国海军，英国在埃及的战势发生根本转变，更获得法国埃及研究院收集的埃及古物，进而有了大英博物馆的埃及古物部。大英博物馆中埃及、希腊、罗马古物、莱亚德在亚述的考古发掘，以及世界各地的古物运往伦敦的大英博物馆，都离不开英国海军的威慑和保驾护航，大名鼎鼎的罗塞塔石碑就在其中。
通过其他战争所获的文物，也都源源不断地充实着这座博物馆的仓库。从19世纪开始，随着大英博物馆补充的大量图书、手稿以及英国本土和世界各地的自然历史文物，博物馆得以迅速发展。依靠着收藏的原始积累和国家管理机制，大英博物馆强势的文化霸权逐渐显露出来，成为麦克格雷格描述的“百科全书式博物馆”。
博物館的壮大得益于这些“黑历史”，也一直被要求归还文物，但这样的“归还”在大多数情况下难以实现。后来他们曾用过的折中方法是，将文物以主题或地域策划出回归其母国的新展览，但这太高调了，在几次轩然大波后，也很少再出现这类展览了。克里勒表示：“大英博物馆是英国殖民扩展的产物，很多藏品都是通过这种行为获得的，但在本次展览中，并没有展品涉及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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