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百瓜，其实是一个人的名字，至于为什么这样称呼他，现在已无法考究了。
第一次见到他时是在一九六二年，是在三年困难时期，被下放回家的时候。
这是一个干净利罗的老头，微胖的身体罩着一套整洁的中山装。说话先带三分笑，而且还时不时的来个小幽默。
听说他下放是因为悲了嘴的伤。当时他是县社的一个职工。五七年整风反右时，县供销社召开整风反右动员大会，大家都积极发言、慷慨陈词。只有他坐在一个旯旮里扯起了呼噜。
快散会时，主任叫醒了他，说：“老董，开了半天会，你也不发言，只顾睡大觉。现在上级给咱们分了个右派指标，把你报上去如何？”
他不知道啥是右派，以为是好事，就谦虚的说：“好事给了年轻人吧，我这一把年纪了，还当什么右派。”
“其实也不是什么好事，就是反面典型，谁也不愿意当，我们正上愁呢。”
“那右派叫吃饭吗？”
“叫。”
“叫睡觉吗？”
“当然。”
“既然叫吃叫睡，那你们就不要为难了，我当就当吧。”
自从当了这个右派，倒楣的事儿可是一桩接着一桩。写检查，降工资，挨批斗，这不，为了给国家担担子，他又被下放回到了农村。
前几年倒也相安无事，那时候只知道地富反坏四类分子是阶级敌人。可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把四类分子变成了五类分子。
右派也被列入了阶级敌人的名单。每次生产队开会，都会被大家批斗一番。
好在都是乡亲，再加上他的为人也不错，平常谁家有个大事小情的，总是又出钱，又出力，对谁都是和和气气的，没有闹过别扭，所以大家也没有怎么的难为他。只是象征性的说一句了事，遭到人身攻击的时候也不多。
但自从兴起大中专学生下乡支农后，情况可就大变样了。
这些十几岁的孩子，除了下地劳动外，就是搞斗批改。揪着他们去游街。他们戴着高帽子，上边按照性质写着我是地主、我是反革命、我是右派等字样，被学生揪着在大街上游行。一路上，不是拳打，就是脚踢，再就是皮带抽。一次游行下来，身上都会增加很多伤痕。
他感到不公平，我是国家正式职工，不反党不反毛主席，怎么就和地富反坏划成了一类的了。再说我当右派不也是为了减轻单位的压力吗，他真后悔当初不该答应当这个该死的右派。可是说什么都晚了，就这样过一天算一天吧。
可是生活的玩笑开的太大了，一九六八年的夏天，市工业学校的学生到我村支农。他们不但游行开批斗会，还要把五类分子关在本村的学校里反省，不让回家。当然还时不时的赠于拳脚棍棒之类的优惠。
他绝望了，觉得这样的日子真的无法再撑下去了。趁着晚上值班的学生熟睡的当儿，他越窗跑了出去，跳进村东的一口井里。
幽默了一生的他，最后以幽默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