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初夏，我接到电话，一听就是张瑞芳的声音。“打电话老找不到你，忙什么呐！有空来一下。”我知道她刚从北京回来，以为有什么新闻要说说，连忙赶到她家。只见瑞芳老师坐在饭桌旁边，她的丈夫严励窝在靠窗的单人沙发里。瑞芳老师笑嘻嘻地说．“也没有什么大事，把你作为朋友，随便聊聊。”
“随便”聊的，是一曲埋藏在心灵深处的初恋往事，虽然经过了那么漫长的岁月，但还是那么清晰。
他叫郑曾祜，两人当年同在北平国立艺专读书，同在西洋画系。张瑞芳的画室在楼上，小郑的画室在楼下。他俩同进食堂用餐，放学一人一辆小单车肩并肩地骑着回家。他们的家不在同一方向，小郑总是绕上一大圈将她送到家再掉头骑回家。节假日的北海、颐和园、香山……无不留下他们的身影。划船、散步、绘画、吟诗、谈艺术、谈理想，但就是没有谈情说爱——十六七岁的少男少女，感情是那么的纯洁，那最多只是朦胧的爱情萌芽吧。
轻松、浪漫的日子是那么短暂。其时，日本对华北虎视眈眈，少年人平静的学习环境彻底被搅乱。张瑞芳受母亲、姐姐的影响，很快融入抗日的洪流，走上街头参加一二·九运动，并参加了民族革命先锋队。后来，张瑞芳决心取道武汉，南下重庆，彻底地投入到革命的怀抱。她并没有忘记郑曾祜，也曾动员他和自己一起南下……
聊到此，瑞芳老师叹息了一声：“我们道不同，各自的选择有了分歧，他受父亲的影响，坚持学生应该好好求学，或者到香港继续读书，还要说服我和他一起去……”
分离于是在所难免。离别的前夜，两人最后一次晚餐，他一口菜也没有吃，只是哭得泪人似的。瑞芳老师说她没怎么抹泪伤感，还以为很快赶走日本鬼子，就能重聚。但是，命运无常，这一分手，两个人再无续缘的机会。
一腔热血的瑞芳老师到了重庆，整日沐浴在革命文艺的激流中，全身心地献给了话剧艺术，《北京人》《棠棣之花》《大雷雨》《屈原》《安魂曲》……她在舞台上光彩夺目，被媒体和观众誉为“四大名旦”之一。风风火火的生活，也冲淡了她对郑曾祜的思念。
但是，痴情的郑曾祜一日也没有淡忘张瑞芳。数年苦熬之后，他辗转来到重庆。但是，再次相见时，心中的恋人已为他人之妻。等到张瑞芳的那段婚姻发生变故，恢复自由之身时，他却又已为人夫。
郑曾祜去了台湾，成了台湾大学的教授，后来也做生意。他虽为人夫，也明白此生再无和张瑞芳接续前缘的可能，但此情绵绵难割舍——在台湾的家里，有一个房间专门摆放着张瑞芳的各种照片，有剧照，也有生活照，都是他千方百计从香港报刊上或托朋友觅来的。
1987年，台湾开放居民到大陆探亲，郑曾祜利用到国外进行学术交流的机会，转道来到离开了30多年的魂牵梦绕的北京。他迫不及待地通过各种渠道找到当年的同学，又通过他们找到了张瑞芳，大家在北京聚会。席间，老同学们为他俩的重逢笑着、闹着，硬是把他们推在一起照了一张合影。瑞芳老师动情地说：“这是我们一生中唯一的一张合影。”
我曾委婉地问她：“快半个世纪了，还能找到当年的感觉吗？”瑞芳老师的回答是．“人世间，有着太多太多的阴差阳错，但是生命有多长，爱情就有多长。”
后来，郑曾祜再次来大陆上门看望瑞芳和严励，细心而多情的他给瑞芳老师带来整整一大箱衣服，也给严励订制了两套西装。所有的衣服尺寸都挺合身、有品位。
1999年，严励因患胃癌去世了。只差两年就是他们夫妻的金婚纪念日。这对瑞芳老师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又过了一段时间，郑曾祜的夫人也在台湾病逝了。
每逢除夕之夜，张瑞芳第一个接到的，总是“小郑”从台湾打来的祝福电话。又一个除夕之夜，电话铃照例响了。但电话那头只有唔唔的声音，伴随嗯嗯的哭声。他中风了，再也不能对她问候，说一句“你好吗”。
再后来，他也走了。
沧海桑田，物是入非。瑞芳老师说，唯有心中的那份牵挂，始终没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