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没用这种口气同父亲说话了，蒋小花按住胸口懊悔了一秒钟。那是过去的事了。总之她不该拿当下的生活去同他怄气。他很少来电话。可是他说的事情，怎么那么让她没耐性听下去。面前这堆甜点，慢慢让她的神经放松下来。过于黄亮的灯光让她眯起了眼，慢慢趴在桌子上。
上班要穿黑丝袜，盖住伤口。要找到那只旧手机。电话二十四小时不得关机。喔，还是睡一会儿吧，关它几分钟有什么大不了。接下来，蒋小花做的梦全是几年前经历的抢包事件，她大汗淋漓，时而大口喘息，时而痉挛不已，枕巾上的头发粘成了一缕一缕。没有人叫醒她。
她在梦里同什么人对峙着，暗影般的恐惧，烤干了她身体里的水分，她蜷缩成一小团。在另一个现场，在陌生的街道，她被飞车党拖着在水泥地上快速前行，那感觉不到疼痛的速度，那让人心悸的摩擦，膝盖几被磨平，鲜艳模糊她就是不放开手里的包，里面放着她要上报的工作计划，和早早备下的两个月房租。
十二点，蒋小花抽身下床，目光炯炯。把衣柜打开，伫立半晌。她最喜欢的那件裙子挂在那里，素白的，亚麻的，穿上像天使。有一天她会长上一对翅膀，腾空而起，谁也抓不住她的头发。
等我醒来，先是惊讶了一秒钟，我睡着了。腿上的伤也睡着了。楼下的路灯打上来，屋里的东西渐渐浮现。天花板变低了，要压下来一样。
从门口我能看到杵在大厅一角的衣架，它顶着秦守的一件外套，一动不动。我不时瞄一瞄，它在那里既让我踏实，又让我害怕。它像一个驼背高个子。我使劲想忘掉它，同时不断提醒自己它的存在。有它在那儿，我至少不再害怕窗口会跳进什么人来了。我在黑暗里很安全。没人知道我呆在这里。从大街，从小巷里看上来，一个没有灯火的房间。我成功地藏好我自己，但是藏不好我的伙伴，小柳絮。它的触角像蛇的尾巴，让我感到痒痒。我摸出一瓶眼药水，左右滴了几下。好多液体涌出来，流到枕头上。
枕头湿了。柳絮没事人一样飘扬着，招展着，搅动着，层层浑浊从底下涌上来。那浑浊的痛，比精细的敲打更要命。我问自己是不是生病了。生病怎么行，那些材料谁来整理，那些选题谁来上报，谁去见那些预约好的艺人、官员和商贩？我岂非给自己的竞争对手清除了障碍我当然还能工作。这些不在话下，柳絮不是问题，它很早就存在了，就像是常年的虱子，我完全感觉不到它的咬噬。
我只是没有人爱。我的家，在很远的地方。我的母亲死了。其他家人讨厌我，恨我。我同样厌弃他们。相比较来说，我值得他们恨。我一会儿把他们忘记得一干二净，一会儿全想起来。我给他们打电话，讨好他们，也就是听一听他们惊讶的声音。我给他们寄钱，寄各种从外地淘来的小玩意。或者半年不联系他们。我经常挂断他们的电话，就像对待某些男人。可他们并不是那些男人。他们会一直存在，在我梦里，在我的柳絮里，在我生病，不能工作的时候。
我避免回家，我说我在策划一个巨型晚会，将比杨丽萍的“云南印象”还轰动。我频频飞往国外，为我将定居那个幸福的国度而踩点。我交了一个男朋友，他对我一日不见如隔三秋。我将做一个全职家庭主妇。我会给他生一堆孩子。我报了一个专业舞蹈班，我的足弓受到一个权威人士的检阅，他说我非常适合跳舞，简直是百年难遇的芭蕾坯子我将随心所欲地生活，但是现在不行，我忙得像一个陀螺。
我避免朋友集会。我重复以上那些话。做一些必要的修改。我的未来婆婆宴请我，拉我逛街，为她挑选香水我爷爷病逝了，我奶奶需要我的日夜陪伴，在我的家乡，奶奶也被叫做婆婆我的表妹要出嫁，我要陪她挑嫁妆,因为她坚信我眼光独到他们只信任我，我不能辜负他们。
我避免外出，避免说话。我事先编好一套话，面对每个关心我的人，像个录音机一样播放。我看到我像一个梦游患者，穿着肥大的病号服，浮肿而无赖地逗留在这个世界上，每一个忙碌的人面前。他们成功，辛勤，滋润，把这个世界弄得热闹而拥挤。我为我可耻的存在而羞愧。他们是真正的行动者。我被他们挤出来，成为一个多余的浑身冒着毒气泡的沉重而过时的人。我把工作带到家里做，不愿意二十四小时呆在那个乱哄哄的大房间。我讨厌那种划分成一小格子一小格子的密集而低矮的格局，在那里说话或是做事，无法集中心神，我老是竖起耳朵，听人说话，或听有没有人听我说话。我忘记了是担心还是渴望别人听我说话，机械地快速地把列在单子上的事情一一划掉———一天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