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孙仲阳老人，还得从1948年说起。那时孙家是茶树村家家羡慕的人家，几代书香门第，家境殷实。到了孙仲阳的父亲孙洪涛这一代，虽然已经中落，但仍有十几亩土地，是个小康人家。孙洪涛在族学教书，满腹才学，温文尔雅;孙仲阳的母亲邵慈英善良贤淑，漂亮妩媚，人们称他俩是男才女貌，天生一对。这年秋天，17岁的孙仲阳考取了城里的高中，正准备离家求学。谁知平地一声惊雷，由于国民党在反共战场上节节败退，为补充兵员四处抓丁，伪乡长与孙洪涛有过节，公报私仇，孙仲阳被强征入伍，一去杳无音讯。没多久，小儿子又患急病死去了。土改时，孙家的成分划为富农，孙洪涛仍在教小学。
不久朝鲜战争爆发。这天，乡农协主席找孙洪涛写召开抗美援朝动员大会的横幅，孙洪涛满口答应。他把红纸裁成方块，然后按照菱形每一块写上一个字，整整齐齐地平放在地上。写完后他去课堂上课，农协主席将菱形块贴在主席台上。这人没有文化，大字一个不识，偏偏阴差阳错，把“抗美援朝”贴错了位，意思全反了。这还了得!孙洪涛是富农分子，责任自然落在他的头上。他当场被抓，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关进大牢，不到一年，便病死狱中。
邵慈英哭夫思子，天天以泪洗面。这时她才39岁，虽是徐娘半老，但风韵犹存。见她孤孤单单，有人劝她改嫁给镇里一个丧偶的干部，她坚决不从。一是她忘不掉与丈夫昔日的恩爱，再是担心自己是个“富农婆”，何必祸延他人。
“文化大革命”期间，邵慈英身为富农分子和反革命家属，儿子又在台湾，自然成了阶级敌人，经常被造反派拉出去批斗示众，日子过得十分悲惨。
这时包德贵结婚才一年，生了个女儿，他家与邵慈英是邻居，仅一墙之隔。这天半夜，包德贵醒来，忽然听到隔壁传来邵慈英的阵阵哭泣声，那么幽怨，那么哀伤，扰得他无法入睡。大约过了一个钟头，哭声戛然而止，只听得邵慈英长叹一声道：“洪涛呵，我不想活了，我到阴间寻你来了!”
包德贵叫声“不好”，忙把妻子推醒：“喜莲，邵大婶怕是要寻短见，我们赶快去救她!”
心地善良的傅喜莲听丈夫这么说，一骨碌爬起来，两口子披上衣服，急慌慌来到邵慈英家后门。傅喜莲压低声音喊道：“邵大婶，开门!快开门!我们找你有急事。”
屋内静悄悄的，没有回声。包德贵情知不妙，一脚踹开门，两口子冲进室内，只见邵慈英吊在梁上，一旁木凳蹬翻在地上。包德贵连忙把绳子割断，将邵慈英放下平躺在床上。傅喜莲又烧了一碗米汤，把邵慈英的头枕在她的臂弯里，然后一匙一匙灌着米汤。没多久，邵慈英悠悠苏醒，她睁开眼皮一瞧，见是包德贵夫妇救了她，霎时眼泪刷刷直流，气若游丝幽幽地说：“你两口子何必费心救我，让我一死百了多好。”
傅喜莲劝道：“大婶，再难也要活下去。老辈人讲，寻短见的变了鬼，阎王也不收，不能投胎变人呀!”
“呜呜，我的命好苦哇……”邵慈英哭得更伤心了。
包德贵的心被邵慈英哭软了，动情地说：“邵大婶，今夜你就到我们家去睡吧，有什么话全倒出来，今后我和喜莲就是你的亲人。”
第二天，包德贵夫妇商定，为了不使邵慈英再寻短见，也为了随时劝慰她，正好家里没有老人，刚满周岁的孩子需要人照看，索性把这位孤苦的老人接到家里一同过日子。
包德贵把这个意思同邵慈英一讲，老人连连摇手：“使不得!使不得!我是四类分子，阶级敌人，怎么能牵连你们?”
谁知，包德贵“咚”的跪在地上，对邵慈英诚恳地说：“邵大婶，从今天起，你就是我的亲娘，由我生养死葬，奉老归山。我出身贫农，遵纪守法，怕什么牵连?”
邵慈英双手把包德贵扶起来，脸上绽开灿烂的笑容，喜滋滋地说：“德贵，喜莲，你俩太好了!孩子，好人必有好报。”
就这样，邵慈英成了包德贵家庭里的一员，两口子顶住公社和大队的政治压力，对邵慈英关心体贴，嘘寒问暖，视同亲娘。邵慈英是个勤快、洁净的老人，整天忙着搞家务、带小孩，也把包德贵和傅喜莲当作自己的亲儿子、亲儿媳，一家人虽然日子过得紧巴巴，倒也和和睦睦，苦中有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