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李烈已有两年没见面，这期间通话数次，但都感觉没什么话好说，要不就是他正忙着，或者我不在状态，仅有的表达是我问他过得怎么样，他说还行，而面对这个问题，我的回答和他如出一辙。
交流欲望的寡淡，和我们相距几千里不无关系，倒不是因为我们的生活果真无话可说，大的波澜没有但小的烦恼并不缺乏，可总觉得没有细说的必要。将自身的烦恼传递给远在天边的朋友，这有点不像话。大概李烈也如此想的，所以局面很是沉闷。
而内心里，我渴望帮李烈分担，尽下朋友的义务。李烈没有给我机会，这一度令我为这份友谊的下场感到担忧。
晚上睡不着的时候，我设想过李烈惨死在外地的景象。他所在的西部戈壁滩，时而有暴力冲突事件发生。我问李烈，新闻上说的暴动离你那边近不近。李烈语气平静，就在我们这个县城。我顿时惊呼，那你没危险吧。李烈在电话中让我放心，虽然暴动就在身边，并且时而发生，但他活得好好的。后来再出现类似的新闻，我也懒得向李烈求证。
不得不说，这两年的绝大部分时间里，李烈如同死人一样，我们的生活没有任何的交集，单凭电话那头的声音，能证明是个鲜活的肉体吗，这非常值得怀疑。即便缺少了个朋友，生活不还是要继续吗。反观我这两年的生活，并没有因李烈不在而有什么不对头，假设他没有跑到祖国的大西部去，还留在本地，我的生活会有翻天覆地的变化吗，这当然是不可能的。
我和李烈最近一次碰面是在前年年初，当时徐大成刚在聚贤苑小区买了房子，我去帮忙组装家具。然后李烈给我打电话，问我在哪里。李烈来了之后，我们几个男的一起组装家具，只是一个大衣柜，因为没有说明书，捣鼓到天黑才终于完工。然后我们六七个人去体坛小区的大排档吃饭，由于都是高中同学，算得上是个小型的同学聚会。去体坛小区，也是因为几年前我和徐大成一起在这里租住了大半年的时间，当时我们没有工作经常兜里连吃饭的钱都没有。每当这时候我就喊李烈过来小住几天，然后他便会请我们吃路边摊，喝点啤酒什么的。这种情况持续到那年的秋天，天气转凉后我们退掉房子，各奔东西。现在回头来看，在体坛小区的那几个月，算是我们青春的尾巴。听起来有点矫情，而且过得有点苦不堪言，我们如此怀念它，正是因为自由以及无所事事。
刚过完春节没几天，气温很低，我们坐在大排档里面的小平房里，菜上桌没一会就凉了，身子发冷，喝了点酒也没感觉暖和。大家缩着身子说着上学那会的事情，除此之外还能说些什么呢，然后相互敬酒递烟，慢慢的，大家脸上都有点麻木和坐不住了，可也不好意思告辞。后来李烈出去接了个电话，说有事先走了。我问他有什么事，他吞吞吐吐地没明说。李烈走了之后，我们又喝了会，直到冻得鼻涕都流出来才散场。第二天我给李烈打电话，在我的逼问之下，他才勉强说出来。昨晚他和欧小蕾在旅馆住了一夜，高中的时候李烈就喜欢她，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夙愿达成。我问李烈感觉怎么样，他的情绪不太高，说两个人压根没有做爱，只是抱着睡了一晚。欧小蕾想等到结婚时再把身体交给李烈，话说到这个份上，李烈没了兴趣，不是他不想负责，这么多年他对欧小蕾念念不忘，但是两个人不太可能结婚。李烈的母亲绝对不同意自己的儿媳是欧小蕾这种一米五身高的，其实他儿子个头也不高。用他母亲的话说，你都这么矮了，还要找个比你更矮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