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凭什么？我们的细娘，就该挨着我们的细爷一起葬。”说着，我就要去找保良。
交车一把扯住我，这才小声地对我们说：“先别急，有保林在前面顶着，还没到我们出面的时候。我们在这里守着细娘，看他保良能怎么样！”
细娘死了快大半天了，棺材没置，寿衣没做，她的尸体至今也没有移下来，那盏长明灯也没点上，就是因为她两个儿子为安葬她的事还在扯着皮。看着家里一片冷清，交车自作主张地给细娘烧了三刀纸，燃上了三炷香，嘴里还念念有词的，也不知她在胡说些什么。
作为大姐的交车，她是第一个得知细娘去世的消息，早早地就赶回了娘家，她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保良要细娘和二爷葬在一起。听说这个事后，交车迅速地去找到保林，说明了利害，表明了自己立场后，又一边十万火急地把我们一一催回家，看护好了细娘的尸体，就是不让保良轻举妄动，同时，也是壮大保林的后方力量。在我们姓周的人心里，我们的细娘就理所当然地要挨着我们的细爷下葬。可这种话，没有谁敢随便说出口，原因保良也是细娘的儿子，而且保良还是那么有钱。这人一旦有钱了，他想做什么事，是没有人能控制得住的。老实本分的保林，敢和弟弟叫板，其实都是我们姓周的人在暗地里怂恿的结果。此刻让保林在前头和保良闹着，一旦事态朝不利于保林的要求发展，到那时我们再出面。现在，大家是静观动态。
到了晚上，保林、保良兄弟俩还没把细娘到底挨谁的老子下葬的事扯下地，兄弟两个也不来照面，不收灵，更不守灵。没有办法，我、交车、诗人、疤子就只好给细娘守灵了。
我们的父亲和细爷是亲兄弟。说个实话，我对细爷都没什么深的印象，只记得我有那么个细爷，和细娘生了保林后，就得病死了。每年清明节，我们去给我们的父母烧纸钱时，也会去细爷坟前烧些纸钱，仅此而已。但细娘不一样，一个总是叫我“三姑娘”的细娘，跟我们一起生活了几十年，不管她最后算谁的女人，但在我们心里，她永远是属于我们细爷的细娘。
雪，还在没完没了地下着，敞开眼睛往喇叭湖一瞄，雾蒙蒙的一片。交车不知从哪里弄来一些炒黄豆，用一只葫芦瓣装着，让我们吃，说免得晚上想睡觉。细娘毕竟是六十多岁的人，不算寿终正寝，也属白喜事，活着的人，用不着去为她有过多的悲伤，该吃的要吃，该喝的要喝。
在我们喇叭湖里，人特别看得开，人只要活过了一个花甲子，就算长寿了，哪怕你六十一岁时死了，家里人就得按白喜事来操办了。喇叭湖的人操办白喜事，和操办红喜事一样，要请来策湖的戏班子，搭上土戏台，吹拉弹唱热闹几天。如是死要面子的人家，还会到公社请来电影队，在门口扯上大银幕，放上一两场电影。我看过的《卖花姑娘》、《渡江侦察记》、《闪闪的红星》，就是村里死了人，坐在人家门口看的。
现在这风俗也还在。
这时，我才明白细娘为什么要选择在这个么大雪天里死去，天寒地冻的，她的尸体摊在一边，就不用担心没有及时下葬而会提前出现腐烂。我们用被子严严实实地盖着她，就像细娘睡着了，我们在等着她醒过来。细娘安然地躺着，面容安详，她对她后事的处理，生前没有留下片言只语。是把她葬在我们细爷身边，还是葬在二爷身边？她是在考验她的两个儿子，同时，也是在考验我们姓周的人。
我们兄妹四个是一边吃着黄豆，一边有说有笑。对了，大家看过我们兄妹四个人的名号，是不是还有些疑惑？没错，其实这些名字都不是我们的大名，但我们相互之间，就是这么称呼的。交车是大姐、疤子是细哥、我排在第三、诗人是老四，三女一男，亲兄妹四人。父母在时，他们好像也没要求我们叫哥叫姐的；他们死了，我们也都叫习惯了，要是哪天不再这么叫着，怕还真不知道是叫着谁呢。至于他们为什么叫了这样的名号，后面会一一告诉你。
这时，诗人突然从葫芦瓣里抓起半把黄豆，嘻笑着对我们说：“你们看到了，这是我随手抓的半把黄豆，我叫声细爷，放一粒，叫声二爷，放一粒，看最后一粒放到谁的面前，就表明细娘想挨着谁葬。”
诗人话还没说完，疤子就嗤之以鼻地“哼”了一声。
诗人抢白疤子说：“你哼什么，你不信就一边去。”
疤子抓了一撮黄豆，边吃着就起身往外走：“那我出去抽支烟。”
疤子一走，诗人闭着眼睛，神神道道地嘀咕了半天。最后，诗人睁开眼睛，对我说：“你当是细爷。发你一粒黄豆。”
我连忙用手接住。
诗人转过头，交车伸出了一只手：“那我就当二爷。”
诗人一笑，把另一粒黄豆，放在交车手掌里。
“细爷一粒，二爷一粒；细爷一粒，二爷一粒”诗人一边往我和交车手中分发着黄豆，一边叨着数儿，当她手中剩下最后一粒黄豆时，正好临到发给我的。诗人站起来，就欢呼地大叫起来，“怎么样？准吧？准吧？细娘就是想和细爷葬在一起！”
这时，疤子抽完烟进来了，一脸严肃地对我们说：“什么准不准，还不知细爷他同意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