疤子话一落地，把我们都怔住了。
“原来你装睡呀？”交车看着疤子问。
“听着你在这里胡说八道，我睡得着吗？”疤子说。
诗人也接着说：“肯定一句也没落下，都听了。”
我怕他们又争了起来，便赶紧起来平息他们：“疤子，既然你也醒了，反正坐着也是坐着，要不，那你就给我们讲讲，细娘又是如何离不开男人？”
疤子伸了一个懒腰，往窗口瞄了一眼，站起来说：“还讲个屁，天都亮了。我去看看保林保良扯得么样了？”
说着，疤子就拉开门，出去了。
细娘的儿子
吃过早饭后，保良先来和我们照面了。
说起喇叭湖，对我来说，是既熟悉也陌生。熟悉的，是我这帮兄弟姐妹，陌生的是我很早就离开了它。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也不知道，我的父母为什么要在我十岁那年，把我送到二姨家，给二姨做了女儿。二姨是城里人，我给她做了女儿后，我很快也成了城里人，这让我留在喇叭湖的姐妹们是羡慕嫉妒恨。但我还总是不明白，母亲为什么没有送交车去，也没有送诗人去，独独挑选了我送人（疤子是儿子，自然舍不得送人）？是爱我？还是嫌弃我？事隔很多年以后，无意中我才听说到，在我十岁那年，我们喇叭湖来了一个算命的先生，母亲就给她自己算了一个命。算命先生掐指一算，说我母亲命中只有二女一男，多则损。可我母亲明明已经生了三女一男啊，那哪一个女儿是多余的？母亲心里忐忑，就逐个把她三个女儿的命也算了。这一算，多余的那一个就出来了。算命的先生又说，这多余的一个，命苦，将来有可能是个要饭的。她要饭还要改名换姓，不然连饭也要不到。母亲连着哭了三天，茶饭不思，最后被我二姨知晓了。二姨来到我的家里，把我往她怀里一拉：“算了，就给我做女儿去吧。”我给二姨做了女儿后，着实换了名改了姓，长大以后，又以写字赚生活，和“要饭”也没好大区别。几十年过去了，我现在的生活现状，是不是就和那个给我母亲算命的先生描述的一样？可惜，算命先生和我母亲早就死了。
我的堂弟保良，这几年在老家开办一个酸米粉厂，赚了不少钱。细娘先前给人当保姆赚回的钱，给他做的那栋楼房，早被他推倒了。财大气粗的保良，重新起基，在原址上盖起了喇叭湖惟一的一栋别墅。保良家的小汽车有了三部，儿子生了两个。一直还想要个女儿的保良，去年媳妇春英真跟他又生了一个闺女，听说罚了八万块钱。现在儿女双全的保良，开始注重儿女们的教育了。今年上半年，他就在县城买了一套房子，让春英带着女儿闲住着，两个儿子就送到县城学校上学。到了周末，他就开着车，把老婆儿女从县城接回到农村的别墅里，住上两天，再用车送他们进城。他们一家，城进城出的，也简直成了喇叭湖的一景了。
晓得我们昨晚为细娘守了一夜灵，保良先说了一些感激的话，接着话锋一转，对着我们就说：“你们做哥做姐的，帮我做做我哥的工作。我妈和我爸一起生活了二十三年，和他爸才生活几年？不管论时间，还是论感情，我妈就应该挨着我爸下葬。”
听到保良的话，我着实吃了一惊，他明知我们的态度，给细娘守灵的目的，他说话还是这副不言商量的话气，到底是个有钱人！
尽管我们是堂姐弟，平时来往不多，见面也都是客客气气的，遇到这样的事，好像谁也一下子不好把话挑破。看着我们不说话，保良又说：“怎么样，做哥做姐的，不说话，是不是同意我的意见了？”
我们四兄妹相互看了一眼，老大交车先发话了：“保良，这事要说也到不了我们说，怪就怪细娘死后没个交待。这样吧，我们先听听保林的意见。”
保良就用眼睛看着我们，忽然笑了笑，说：“我知道你们想什么。”
诗人就接过话戗道：“知道了，你就不该问了。”
保良点了点头，给自己点了一支烟，重重地吸了一口气。然后，他对着我们说：“我不会让我爸一个人孤零零地等在那边。”
“我们的细爷也在那边等着我们的细娘。”我忍不住，上前也说了一句。
保良就望着我，古怪地笑了笑，突然语气加重地对我说：“那只有让他等。”说着，保良甩手就扬长而去。
保良一走，交车就跳了起来：“丁保良，你不要以为有几个臭钱，多么了不起。你要知道，这上的还是我们姓周的祖坟山！”面对保良时，交车总是充满了斗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