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年6月16日，下午4点，上海市新成区新闸路上的一家人民银行办事处营业所里，几位职员正紧张地清点着当天存储进来的各种票面的人民币。
突然，一个50来岁的老职员正点数着钞票的双手一个急停，随即抽出一张，举起对着头顶的日光灯映照，仔细地查看。
这是一张崭新的、票面为1万元（此为旧人民币，相当于新币1元）的钞票，乍一看，跟市面上流通着的纸币没有任何差别。正是因为这样，所以大家都没有发现破绽。但是，当这个老职员点数时，他凭着手感就发现不对头，于是便仔细检查。这一检查，揭开了建国后首例伪造人民币案的帷幕。
这张纸币随即被送到营业所领导那里，领导震惊之下，拿着钞票看了又看，由于看上去跟真币没有差别，一时竟还难以下确切的结论。于是，他当即向分行报告，要求对这张纸币进行鉴定。鉴定的结果证实，这确实是一张假钞。
当天晚上，在上海市发现假币的消息就上报到了北京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总行指示：严密监视，注意假币流通动向；立刻向公安机关报案，请警方侦查。与此同时，这一消息也上报给了上海市人民政府。时任常务副市长的潘汉年连夜向公安局下达了调查命令。
公安局接到调查令后，于次日上午9时指派侦查员李谋谷、宋得新前往银行了解假币一事。经询问得知，该假币是在兴隆公司解送银行的营业款中发现的。于是，李、宋两人决定去兴隆公司调查。
兴隆公司是一家中等规模的私营百货公司，老板姓金，脸上挂着谦恭的微笑。他听侦查员说明了来意，马上叫来了财务股长，吩咐道：“你向公安同志说一下昨天解送银行的款子是怎么回事。”
财务股长说，要弄清楚假币的来路，只有把各柜台的柜长叫来，让他们回忆。侦查员马上把各柜台的柜长召来举行了一个座谈会。座谈会开了大约20分钟，最后谁也不记得收到过假人民币。
这样，对假币的调查就无法进行下去了。李谋谷、宋得新两人遗憾地返回分局，向领导汇报了情况，领导说暂时先把此事放一放，看接下来是否再有假币出现。
几天后，又在银行、米行、百货公司等地发现了数百张伪造的1万元人民币。至此，已经完全可以认定这是一起严重的伪造假币案，公安局决定正式立案侦查。
但是，侦查组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调查，竟然未能捕捉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而假币仍时不时地冒出来，一时间传言四起。消息反馈到侦查组，众人自是感到压力重重，但一时却又真的无咒可念。
直到同年9月，通过从无锡方面传来的消息，侦查组才捕捉到了一点儿线索。
无锡市的消息，是破获了一起假药案。1950年5月，无锡市的一家私人医院经西药掮客郭真峰的介绍，从上海来的西药商钱品君那里买下了一箱当时颇为紧俏的抗菌特效药。但是，当该医院将购得的这批药用于临床时，却发现根本没任何效果，原来药竟然是蒸馏水！
医院不想把事情闹大，就找到掮客郭真峰，想通过他让钱品君退还全部款子。郭真峰是靠介绍西药买卖吃饭的，信誉极为要紧，闻听此事，深感吃惊之下也知道必须挽回医院方面的损失，否则他以后别想在无锡地面上混了。
郭真峰跟钱品君也是首次交易，不过，两人认识已有两年多时间了。当郭真峰找上门时，却大吃一惊：那里已经被军队征用了！郭真峰定定神，小心翼翼地向哨兵提出了求见部队领导的要求。哨兵问清来意后，报告了上级。一位参谋接待了郭真峰，但他表示对原住户钱品君的去向一无所知，参谋建议他去当地公安局问问看。
这时，郭真峰才想起这事是不能见官的，因为一见官府，就要追究法律责任，那他也要承担一份责任。他思来想去，为了保住自己的信誉，只好自己把货款赔了。
郭真峰把货款赔偿后，医院方面也无话可说。这事算是结束了，郭真峰也无意再去寻找钱品君。没想到的是，他在9月上旬的一天，竟然在无锡跟钱品君不期而遇了！
那天下午，郭真峰去火车站接一位客人，因为火车晚点，他就在车站外面转悠着消磨时间。郭真峰转悠了一会儿，感到口干了，便去买一杯饮料解解渴。小摊前站着两三个人，郭真峰走上前去，突然觉得其中一个人的背影有点眼熟，便上前去一瞅，接着猛然伸手一把抓住那人：“姓钱的，你干的好事！”
钱品君没想到竟会碰上郭真峰。稍停，钱品君回过神来，一边挣扎一边叫道：“神经病！我不认识你！你揪住我干什么？”
郭真峰见对方如此，气不打一处来，二话不说，伸手就是一巴掌。钱品君立刻还手，两人扭打起来，正打得起劲，警察来了，把两人揪住，带往派出所。
这样，钱品君卖假药的案子就暴露了。公安局审问得知，钱品君出售的假药是从上海一个名叫徐俊德的人那里“批发”来的。
无锡市公安局向上海市公安局通报了上述案情，要求协助调查徐俊德的下落，予以缉拿。
在这之前，上海市也发生了伪造假药的案子，曾立案侦查，但是没有找到线索。现在冒出来一个徐俊德，自然引起了重视。承办该案的侦查员当即决定赴无锡提审钱品君，进一步了解情况。
钱品君在接受讯问时，无意间说的一句话引起了侦查员的注意：“徐老板本事大着呢，你们看那包装盒，完全跟真货一模一样，听说他连钞票都能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