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己也不清楚。最多一次喝过四斤烧酒。那是十七八岁的时候，有一次，一个外乡女财主带着一帮男女找上门来，要和我喝酒。那女人酒量确实不小，两斤烧酒喝下去，面色一点不变，只是不停地说话。三斤酒喝下去，她面孔发白了，话也少了，两只眼睛却红起来。那女人哪里肯服输，嘴巴还硬邦邦的：‘早着哪，才喝了三分呢！’再喝下半斤，她吃不住了。那女财主是被人抬着回去的，临走，算是讲了老实话：‘好小伙子，真海量。这一辈子，我还是头一次服输。’”
他的那些带着传奇色彩的经历深深地吸引了我，于是我总是刨根究底地问：“这么说，你这一辈子还没有遇见过对手？”
他手中的酒碗停在了半空中，沉吟了半晌才答道：“见过一条好汉，只是没能坐下来和他对酌。那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我路过扬州，在一家临近轮船码头的小酒馆里喝酒。隔壁桌上坐着一个中年汉子，看样子是码头上的搬运工，他喝酒的架势吓了我一跳：三斤土烧，两个馒头，一小碟酱黄豆，不到半个时辰，统统倒进了肚子里。吃完后抹抹嘴站起来就走。酒这样喝法，我也是头一次看见。我连忙追出去对他说：‘像你这样的海量，我还没有见过，佩服佩服！假使你同意，我想明天请你喝两盅，我请客。’于是我和他约定第二天黄昏在码头酒馆碰头。这是我唯一的一次碰着对手，想不到第二天他失约了，我白白等了一个黄昏。”
然而我看他喝酒，没有一次超过一斤的，他说：“每天喝三斤烧酒，条件不许可喽！百八十块工资，喝酒也不够！”后来我才知道，他是个不幸的人。新中国成立后，他是一家大厂的总工程师，“反右”时因为替几位朋友鸣不平，被送进了监狱，一关就是七年。七年中，他滴酒未沾，出狱后也不再像年轻时那样狂饮，只是在紧张工作之余，独酌几碗。偶尔与朋友对酌，也不会过量。不过就是这样，他一辈子喝下的烧酒大概也能汇成个小池塘了，然而竟从没醉过，那也是奇迹。
十多年前他患胃癌去世了，死时境况很凄凉。临终前，有一次他还和我谈起酒，他说：“你记牢，酒不是好东西，我生这个病，一定和喝酒有关。年轻时被人捧几声‘海量’，得意得要命，于是拼命喝，我自己也不明白为啥喝不醉。唉，这大概也是报应吧。”
李太白诗云：“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诗是这么写，然而因为能喝酒而百年留名的人毕竟不多。我那位老邻居，前些年平反昭雪了，还补开了追悼会。追悼会上，许多我不认识的人出来讲了他不少好话，如讲他在科学上的贡献、讲他拼命工作的精神、讲他刚正不阿的为人……而我，却在这一片赞扬声里想起了他喝酒的样子，想起了他讲给我听的那些关于酒的故事……
（天 问摘自现代出版社《夕照中的等待》一书，李晓林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