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办法，我的身体从不肯老实，总要折腾点事出来。你也看到了，因为这丑陋的身体，所以我没办法找男人。”她带点儿自嘲地说，一边迅速穿上衣服，涂好口红，并围上一条浅黄色丝巾。
这一生，她共做过20多次手术：胃、肠、乳房、子宫、脖子、脊柱、大腿……她又下楼抽烟去了。我的脑袋里却一片凌乱，那可怕的伤痕累累的躯体仍如此清晰。我不知道，要有怎样的力量，又要有什么样的豁达才能每天面对这样一个身体，这千疮百孔的人生。也正是那时，我似乎明白了：为什么她在吐过之后依然能心平气和地继续进食，为什么从来没有人探视，妆容仍是一化再化——对一个时常面临死亡的人，还有什么比“举重若轻”更好的药方呢？
一个晚上，我突然被阵阵呻吟惊醒——她正坐在床上，费力地大口喘气。
她没拉铃。也许她太了解自己的身体，也许那些总是跟她谈天说地的人在她的经验里并不能给予她真正的帮助。总之，她就那样，任自己像缺水的鱼般沉重地呼哧作响。
我醒着躺在那里，边上可怕的呼哧声如雷鸣般击打着心脏——三年，整整三年，我的父亲就是在这样一种令人窒息的声音中度过。整整三年，他从没能真正地躺下，他趴在小桌子上，以一个男人的隐忍，咬牙忍受着每一分每一秒……父亲走了，而我，如今正躺在异国他乡的医院，躺在一个无儿无女的72岁老人身边……我摸索着用夹子把引流袋别在裙边，撑起身体，慢慢挪到她的床前。
“让我帮你拍拍背吧。”我说。
她是用眼神回答的——剧烈的喘息使她说不出话。那眼神说的是：“是吗？你真的……会这样做吗？”
我一下一下拍着，像一个不常回家的女儿、一个满心歉疚的女儿，拍着……“噢，谢谢你……现在感觉好多了。”十几分钟后，她平息下来。
她再次望着我，这一回，不再有疑问，有的是感激，以及信任。
那一晚，她睡去了。我也终于睡去。
这位相处了一周的老太太，出院时（比我早一天）紧握着我的手，在我额头深情一吻。
“亲爱的，永远祝福你。”她说。她刚做的时髦头发轻轻摩挲着我的脸，香气四溢。
她雄赳赳地走了，而我，在那鲜艳夺目的背影里，微笑地等待充满希望的明天。
B
我出院了。
弗洛17岁时也做过阑尾切除，由于年轻，由于阑尾没有穿孔，手术第二晚他是在酒吧度过的。我虽病得较重，身体也较虚弱，但我们都以为，再过几天，一切都会OK——医生不是说，一切都OK了吗？何况医生什么出院交代也没有，不过是一句祝你愉快，然后拜拜。
因此出院第二天，我们便驾车游山玩水，探访朋友和古迹。回程途中，我开始再次腹痛，最后甚至每走几分钟就不得不停下，可大意的我们依然不以为然，认为只要多休息就会好起来。第六天晚上，正在喝水的我突然一头倒下并像只虾一样全身拱起——突如其来的剧烈痉挛就仿佛一只大手正在体内抓挠。
又是凌晨1点，又是双人病房，不同的是，这次医院安排做了CT，而那位长发飘飘的主治帅哥也换成了一位慈眉善目的中年男医生。中年医生握着我的手一再说：这次我来帮你做手术，一定没事的。
我能说什么？当你肚子上的三个切口才刚刚拆线又得重新切开，当那可怕的引流管又要再次从你的腹腔穿进穿出，当你也许又要面对半夜用一顿狂喘将你惊醒的病友，我能说什么？
只有接受。我并发了严重的腹腔脓肿，也许是上一次手术没完全将炎性物质清除，也许是术后没有照顾好自己，我认为，责任各半。
手术完成了。这一次，是两条引流管分别穿进我的左右腹，以让那些“坏东西”一点点引流到挂在外面的袋子里。更难堪的是，由于术后无法自主排尿，所以还多了条导尿管，再加上输液管，我看上去真是恐怖极了。
这是我第一次如此彻底地感到无助——不是对不幸的遭遇，而是对肉体完全无能为力。它软绵绵地平摊着，沉重又了无生气。大量的抗生素使本就虚弱的肠胃彻底失去了抵抗力，无论任何东西，一吞下去就马上呕出。呕吐又导致腹部痉挛，痉挛之下，引流管便东一下西一下地戳顶内脏……还有背、肩、腰、腿，几十个小时的一动不动使它们即便什么也没做就已酸胀到极点。事实上，就算有力气我也不敢轻易动，因为只要稍动一下，与身体相连的各种管子就会让我付出倒吸冷气的代价。
在那可怕的日子里，我只绞尽脑汁想一件事：要怎样才能使身体向左或向右侧起一点？哪怕只一厘米。要怎样做胃的痉挛才能稍微缓解一下？哪怕只半小时。但那可耻的身体已全然背叛了“我”。它任性又敏感地源源不断地向“我”传递着每一点或狂暴或细微的痛楚，绝不谎报、绝无遗漏。